论李大钊政党观的演进
摘 要：李大钊是20世纪初较早宣传西方政党政治思想的革命先驱，他对国外政党的观察和民国初期政党现象的思考所形成的早期政党观，反映了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追求。随着革命形势变化，李大钊对于政党的认识也发生改变，十月革命后，他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并积极投入到新型政党的活动中。李大钊政党思想演进的轨迹体现了其政治观和革命观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以及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李大钊；政党观；演进；转变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1-0107-03
李大钊早年就读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政党思想，而他所处的时代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使得他把西方的政党政治学说和当时的局势结合起来,试图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在这种带有浓厚现实色彩和问题意识的探索中，李大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观。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李大钊的政党观也发生着变化，由对民国初年政党活动的不满, 到认为政党政治对巩固民国共和政体有着重要作用，再到寻求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并逐步形成国共两大现代化政党联合的主张，体现了李大钊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政治观的转变历程，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强国的积极探索。
一、政党的界定：从“宪政政治的产物”到“革命的中心势力”
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共和体制取代了封建专制，革命派、立宪派和改良派等在国体问题上进行妥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格局，渴望在中国建立西方政治制度的仁人志士，对新的民主国家充满希望，李大钊就是在这样一种憧憬中初步思考民国的国家和政党体制，他认为国家与政党存在密切关系，“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1]1李大钊眼中的理想政党制度是基于立宪政治的民主产物，而当时各种名目的政党、政团、社团纷纷成立,仅广州一地就有百余个，目睹政党之混乱，李大钊不免感慨：“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 [1]10虽然对当时的政党很失望，不过，李大钊还是把良好的政党秩序寄托在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他大力赞颂立宪政治的作用，但事实上立宪政治却成为军阀和政客手中的专制工具，各派政客和各地军阀大肆捞取政治利益，国家还是陷入散乱之中。
1917年，李大钊提出创造中心势力，“国民宜速自觉醒，驱逐此政治的营业者于政局之外，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 [2]121他逐渐认识到立宪政治的依靠力量在于觉醒的民众，而且开始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新的政党身上，俄国十月革命对李大钊的政治观产生巨大影响，他也对中国的政治和革命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1923年，李大钊认识到“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我们首先要创造出作为中心的东西，然后再采取进行改造的程序才可以，单单凭靠堂皇的口号，是为真正的行动家所不取的。”[3]179而这个中心就是先进的﹑具有现代特征的革命政党，李大钊以国外几个国家为例，“德国的改革是以社会民主党为中心进行的，现在仍向前迈进着。震撼全世界的俄罗斯的大改革是以共产党为主而进行的。” [3]179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李大钊认为当时的首要中心势力是国民党，“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他更大更有力量以外，一点其他道理也没有”， [3]180显然，他对国民党寄予很大希望，但又看到“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上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为更加有力的团体”。 [3]180李大钊已经把国民党看作理想的政党，是解救当时政治困境的有效组织，这也是他力促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1926年，李大钊在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中指出，容纳了共产党的国民党，已经由“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 [4]革命的政党必须成为革命的中心，而政党“只有达到这种状态，才能开始进行实际改革的事业。” [3]180
二、政党活动方式：从“非暴力”到发展普遍国民运动的“革命”
民国初年，党派纷争，各个党派为达到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经常采取暗杀与暴力活动，李大钊虽然认同“有德之群”的暗杀，但是“暗杀之风，所以不可长于群德堕丧之国欤”， [1]22显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是对这些暴力手段基本持否定态度。1913年，李大钊在《原杀》一文中指出，暗杀之风盛行，主要原因在于“不良政治之余波耳！不良政治基于暴力，为世间一种罪恶：暗杀手段亦基于暴力，亦为世间一种罪恶”。[1]45李大钊认为既然民国政府已经建立，那么基于专制下的暴力手段也应该随之消失，不然的话，“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恶除罪恶，以毒攻毒之计也。稍有不慎，贻害靡穷。” [1]45作为当时诸多政党经常使用的暴力和暗杀手段，李大钊表示出反对，这与他对宪政制度的期待是分不开的，李大钊早期一直主张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若夫号为共和国立宪国民，其崇信法律之诚，……诚恐以暴易暴，将其举国为强者之天地”。 [1]315不仅国民如此，政党更要服从法律，服从政府，在对军阀独裁者的面目没有完全看清之前，他还一度提出要维护袁世凯政府的统治秩序。但是随着对军阀政府的认识加深，面对袁世凯以及其他军阀的专制和倒行逆施，他逐渐放弃了对北洋政府的信任，开始思考维护共和制度的新的力量和方式。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给李大钊以启发，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一新生的事物，在谈及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时，他说道：“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摧毁。” [2]22他开始看清专制政府和旧官僚对于共和国家的阻碍，随着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加深，李大钊开始认识到立宪政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资本主义不被打倒，劳工阶级不能取得胜利的话，民主主义也只能是空谈。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李大钊开始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看待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要“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 [5]278阶级的差别以及剥削是中国诸多灾难的根源，为此，“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 [2]356面对专制腐朽的政府，中国人民要谋求“真正的解放”，“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李大钊已经在多个场合使用革命的表述，主张通过革命,建设一个光明的国家,而作为当时的新兴政党——国民党，李大钊也是寄予很大的期望，他指出“国民党是中国今日政治的国民的花”， [31169作为“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组织起来民众，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国民党从前的政治革命的运动，所以没有完全成功的原故，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柢的组织。国民党现在惟一要紧的工作，就在向全国国民作宣传和组织的工夫。要使国民党普遍于全中国，……成为一个全国国民的国民党。” [3]170李大钊对政党的规模、组织活动方式已经有很具体的认识，他不仅对国民党如此期待，对于自己建立的共产党，他更是在北方地区大力发展基层组织，他经常深入农村、厂矿、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而且他已经开始宣扬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亲自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在李大钊看来，政党已经不再是在和平的议会斗争中实现政纲，而是走向了革命夺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