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的中外治理经验
【摘要】2014年底，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不仅蕴含着传统治理智慧，而且汲取了国际治理经验。换言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丰富的中外治理经验。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传统治理智慧 国际治理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的传统治理智慧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应该说，“治国安邦”问题贯穿中国历代思想家的探讨主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治理智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蕴含传统治理的“民本”“富民”思想。“民为邦本”、“安民众则安天下”、“君以恤民为本”等传统说法，体现了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富民而教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体现了古代传统的“富民”思想。“民本”“富民”思想，是历代有作为政治家治理国家的一条重要准则。
《礼记·礼运》中就描绘过理想化的小康社会，孔子提出过“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的思想，这说明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追求的美好梦想。另外，《论语》中还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经世文编》中提到“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万民焉。所谓均者，至公无私，民各得其分愿之谓也，非曰夺彼以益此也”，说明古代就很清楚“均富”的重要性。《孟子》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命题，《管子》中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说法，《论语》中指出“民无信不立”，都在阐释着自古以来“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应当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前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最大向往，也是最大的民心。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许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承诺，并为自己设立时间表，背后隐含着对这两个传统治理智慧的考量。
全面深化改革蕴含传统治理的“变通”、“不循古”思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治国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体现的变通、革新思想，一直受到历代改革者的推崇。“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当前，我国利益合理分配、发展成果共享等方面面临难题，破解这些难题的实质是调整利益格局，也就是改革问题。熟稔历史的习近平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在上任一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将历代推崇的改革思想，延续至当代。而且，习近平引进古代“求治太速则激而反之”的改革智慧，以“蹄疾而步稳”主导改革进程。
全面依法治国蕴含传统治理的“法治”思想。古代有大量关于法治思想的论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文化基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都为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滋养。平心而论，古代中国社会虽是“人治”社会，但却包含大量法治治理元素。形式上，历代君王以儒家思想统治社会，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轻视法治的作用。法治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国运兴衰。当前，建设公平正义中国的最大保障是法治。唯有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才会真繁荣，人民才会真幸福。
全面从严治党蕴含传统治理的“贤人政治”思想。一些传统吏治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了有益借鉴。吏治，即官吏治员的行为、风气和绩效。吏治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绩效。“圣人治吏不治民”、“若安天下，先正其身”、“朋党误国”等体现的传统吏治思想，对当代中国治理很有借鉴意义。反面的如“朋党兴，则人心国是如乱丝”“朋党之兴，国之大患”等，说明了朋党误国、污染政治生态的危害性，亦颇有借鉴意义。
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论语》有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贞观政要》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可见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密切关系。墨子更是把得贤子多少作为政治好坏的重要条件。这种“贤人政治”思想，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重要文化来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以修身为其基础和出发点。这与当前中国区别于西方的“贤人政治”一脉相承，具有深层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依法治国，都需要抓住党的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精心以图之。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的国际治理经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汲取“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器”的国际治理经验，旨在建设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小康社会”，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中产社会”。在国际上，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共识。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都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中产阶层最讲究“理性”，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纵观世界各国，发展成熟、治理有序的国家无不是中产阶层占多数的国家，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无不是如此，这种社会呈现出更加稳定的形态。从社会结构上说，与其说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稳定源于民主，不如说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反观中东和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中产阶层弱小、弱势群体众多，不仅社会不稳、经济不稳，甚至出现政治危机和政治失序状态。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首先是一个中产社会。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优质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中产阶层普遍化，成为社会阶层的主流。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当中产阶层弱小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达成妥协，极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平心而论，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阶层裂痕不容乐观。仇富情绪、民粹主义、激进思想等蔓延，一定程度上就与中产阶层不发达相关。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中产阶层是最维护现行体制的因素和力量，往往拒绝激进化的改革和革命，是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