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内容摘要 信息时代需要执政党必须具备新的社会治理能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新的生长点,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治理“本领恐慌”的需要,更成为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组成。应该从媒介交流能力、组织凝聚能力和网络舆情引导能力三个方面着力培育提升。
  关 键 词 信息时代 中国共产党 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作 者 薛小荣,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网络党建与网络社会管理研究”(12CDJ00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网络党建论:互联网时代政党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适应”(2011EDS001)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深刻影响,对植根于传统工业社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随着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这一现实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在探索加强与新群体、新组织的联系时,要着眼新的社会发展需求,培育新的社会治理能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新的生长点,不仅成为执政党克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治理“本领恐慌”的需要,更成为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组成。
  信息时代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的挑战
  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组织结构、工作习惯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具体体现,是党在处理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作风和情感的总和。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在中国社会形态(尤其是在信息化技术引起的)发生深刻变迁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形式,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信息时代的内在变革性,打破了建构于工业化时代基础之上的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稳定性,加剧了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动态调适程度,对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现实挑战。具体来说,这一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环境的挑战。信息时代的基石是信息化的社会环境。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对物质和精神的社会环境的不断适应的产物,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会产生和塑造不同的党的社会治理方式,信息化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有着不同的要求。
  在工业化社会环境中,以集中化、权威性、系统性为主要特征的自上而下的运行要求,是保证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组织范式,也是工业化社会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一社会环境对政党社会治理方式(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直接影响,就集中体现为政党内部组织运行的集中性和外部社会联系的中心性两个鲜明特征。无论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都表现出了党内组织权力的高度集中性,党的领袖(列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享有崇高的威望;都表现出了党在整个社会运动中的政治、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党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性、权威式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分不开的。然而,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通讯技术革命发明和广泛运用,西方发达社会开始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促使适应于工业化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日益向多样化、去中心的离散形态发展。政党作为传统政治生态的主要政治力量,在社会结构分散化的趋势下,也愈来愈难以维系其政治“独角戏”,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权力和工作方式也被迫进行改革和转型。
  中国共产党作为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之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式社会治理。即,集中性、封闭性与运动性。所谓集中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自上而下的垄断性;所谓封闭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内部运行的秘密性;所谓运动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外部动员的社会性。应该承认,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上述特征有效地保证了党成为中国社会团结进步的核心和纽带,有效地保证了党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成熟稳定,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信息化社会迥异于工业化社会的内涵必然会对党的现有社会治理方式提出新的变革要求。即,党如何改革、完善和提高社会治理方式,以主动适应已经呈现出碎片化、个体化和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新环境?这是信息化社会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的第一个严峻挑战。面对信息化社会环境的挑战,需要加强党对新本领的学习。只有不断学习,增强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应对这一挑战。
  其次,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群体的挑战。信息时代的活动主体是信息化的人。无论是作为群体的社会大众还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信息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信息化的思维方式。所谓信息化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人们认识问题时的非线式、共域性、系统化的思维过程,表现出横向平面的思维偏好。也就是说,由于信息的开放与流通,对个体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往往受到更多外界相关因素的影响,或者说得益于更多外部信息的支撑,从而在认识上表现为多种而非单个的观念集合。与工业化社会线式的、二元化的思维方式相比,信息化思维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外部相关性和观念动机的复杂性。由此,个人或大众的信息化思维方式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现实挑战。即,严格奉行自上而下的单一线性思维的各级党组织,究竟应该如何采取及时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充满了丰富可变思维的信息化大众?又应该如何规制党组织内部的关于及时性沟通时的话语授权,并以此来平衡上下级的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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