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欲望浸透的晚清军事形象
【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军事实力成为早期在华外报持续关注的议题，所发表的有关报道和评论为西方建构了中国军事形象。早期在华外报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军事形象，这一形象折射出传播者的何种心态，其持续关注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动因何在？研究者通过考察有关“中国军事实力”这一议题发现，借助有关报道和评论，早期在华外报不仅仅是为了研究中国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找“控制东方的秘密”；这一议题被在华外报持续关注，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当时西方国家征服中国的殖民欲望。
【关键词】外报；军事实力；建构
早在1830年1月，英国鸦片商的喉舌——《广州纪录报》就呼吁“打破中国坚冰似的排外体制”①，“使野蛮让位于文明”②。之后，中国的军事实力成为早期在华外报③（以下简称“外报”）持续关注的议题。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外报发表了大量报道和评论，从不同的维度，为西方读者建构了晚清中国的军事形象。本文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外报有关中国军事实力的报道和评论，分析外报是如何建构晚清中国军事形象的？建构了怎样的晚清中国军事形象，其中蕴含着传播者怎样的心态？同时探究“中国军事实力”这一议题被外报持续关注的动因。
一、硬实力：武器装备和防御水平处于冷兵器时代
西方国家早就觊觎中国的军事实力。中国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19世纪早期广州口岸的外报从武器装备和防御技术方面，不断发表关注中国军事实力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向西方读者展现有关中国的军事形象，其报道和评论所选择的材料，往往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商人在华的考察和见闻。
1832年2月，加入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等人一起，从澳门出发，沿着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航行并进行考察活动。他们的这次考察，除商业目的外，还有军事侦察性质。英国东印度公司曾指示郭士立绘制海域图，探明中国沿海港口的航道，搞清中国沿海一带的兵力部署、炮台位置和防御设施等情况。是年6月30日，郭士立在日志中记载，他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考察了这里的防御内部结构，发现炮台的设计者不懂工事技术，所建筑的炮台不堪一击。郭士立断言，“如果我们以敌人的身份发起进攻，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④撇开对中国的其他军事考察活动不算，仅在鸦片战争前，郭士立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有关军事侦察活动就有10多次。这些考察活动为以后英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依据。1932年5月《中国丛报》创刊后，曾一连5期连载郭士立的1832年2月“现场报道”——《郭士立中国沿海考察日志》，其中不少篇幅介绍了中国军事技术问题。郭士立也是广州外报的主要作者，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考察经历以及他个人的兴趣，自然对广州口岸的外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丛报》《广州纪录报》《广州周报》等英美报刊经常刊登有关军事报道。但是，最初刊登的相关信息往往是对中國沿海风俗、民情的叙述和描写，单纯的军事报道很少见。
借助报刊媒体，通过战争冲突直接报道中国军事实力问题的作品始见于1834年11月《中国丛报》发表的长篇报道《在华英国当局》一文。其中详细报道了1834年9月“律劳卑事件”⑤引发的中英军事——
两艘英国军舰在江中慢慢航行，常常随风转向，把船身暴露出来，受到中国各炮台的袭击，然而不过轻微损伤。这一经历表明，中国守军缺乏毅力，中国军事技术十分落后，他们本来有可能击沉两舰，但没有实力击败对手。……交战结果出乎预料，英国军舰许多32磅的炮弹射中中国炮台的炮眼。有一座炮台被击穿，炮台里的一座小庙被炸得飞上了天，变成一片瓦砾。可以断定，在英国军舰的这次攻击中，中国人的损失一定很大。
英国的军舰安装了蒸汽发动机、舰载火炮和导航设备，极大地增强了作战的灵活性，提高了军事作战能力。而当时清朝的“水师”没有近代化的船舶和军事技术装备，炮台建设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战船多是木质结构，船帆破旧，常常偏离航向，看似庞然大物，但吃水量都在250吨左右，炮台固定在甲板上，缺乏作战灵活性，很难瞄准射击的目标。本来，中国守军占据有利位置，英国军舰完全进入射程，中国守军使用的大炮却不能有效地击中对方。中英这次军事较量，无疑是对中国军事实力的一次检验。与西方军事技术相比，中国的武器装备已落伍于西方，通过中英武力的初步较量，中国的军事弱点暴露无遗。
此后，外报一再呼吁对华动用武力，这与外报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判断有一定关系。“律劳卑事件”后，外报刊登的中国军事问题的文章逐渐增多。1835年1月，《中国丛报》编发一组读者来信，以《与中国人的交往》为题刊登出来。书信的作者意见基本相同，呼吁英国政府调整外交策略，放弃“温和”政策。署名“一个外国人”的作者指出，把“天朝”当成文明的国家来对待十分荒谬，针对英国议会倡导对华实行“宽容体制”的言论，他指出，“天朝”把英国当成“蛮夷”，这是中华帝国没有“见识大英帝国的强大力量”导致的。言外之意，就是要对华使用武力。很快，这种观点引起了读者的“共鸣”。1835年2月25日，《广州纪录报》以“专题”形式，发表了评论《对华战争》，这篇评论公开鼓动对中国发起战争。作者以“律劳卑事件”为由头，认为两广总督卢坤“践踏大不列颠的神圣法律”，英国不能再奉行“沉默政策”，应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给中国一点“教训”，“以保护大英臣民及其国家的尊严”。⑥
外报认为，战争的胜败是由交战双方军事实力决定的，那么，中国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1836年8月出版的《中国丛报》在显著位置，以“专题”形式发表长篇评论《中国人军事技术与实力》。作者认为，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把新技术用于战争，这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而中国由于长期对外封闭，使社会文明处于停滞状态，导致军事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将被视为处于文明的最低境地”。评论回顾了人类战争的历史，发现致命的战争一直是人与人之间为争夺利益而进行的残酷争斗。当徒手搏击时，人们会使出浑身的力气、技巧，试图击倒对方，赢得胜利。“随着文明的进步，战争以科学为依据，个人的勇猛不那么受推崇”。评论指出，中国虽然在13世纪火药技术就有所发展，但在武器装备和防御技术等方面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