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的间谍战
编者按：4月16日本刊刊出《真实的戴笠》报道，近日台湾“国史馆”协修吴淑凤女士给本刊记者来函，补充了关于戴笠档案解密的资料，我们择要刊发如下：
20世纪可以说是战争的世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可以观察到决定胜负的，不只在战场上的输赢，也在情报工作的竞争与角力。因此“国史馆”与“军事情报局”在讨论合作案时，便希望能呈现军事战场之外的另一个战场，也就是情报战与间谍战。
这次解密开放的档案，集中在抗战时期，也有抗战前的资料。例如：1935年6月19日戴笠致电军统局香港区区长邢森洲，表示运作海圻与海堔两舰投效南京中央事，竟然让两舰官兵知道邢森洲也知道戴笠，大违特务工作绝对秘密原则，且徒增广东陈济棠对中央恶感，反而可能促成陈济棠叛变。戴笠要邢森洲秘密联系广东的陆海空军，但在时机尚未成熟前，“万不可纵恿其随便发乱，致妨碍领袖大计也”。由这份文件可知1936年“两广事变”的解决，军统局一定有其作用；又如1935年11月13日戴笠致电胡宗南，表示土肥原贤二（日本特务）到平津，确实是逼宋哲元建立华北政府，并威胁宋哲元如不尽速表态，就要先解决宋部。又如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赶赴西安共患难，写下“来此殉难，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从目前开放的档案中，军统局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密谋似乎事先并不知情。戴笠未能事先捕捉蛛丝马迹，个中原因可能需要更多不同来源的档案加以研究、考证。（吴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