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去评价学群的“坏小子”系列小说，这是一个让批评家犯难的事儿。我认为，它已突破文学理论一般概念上的表述，需要放置在一个文化研究维度中去考量。
纵观“坏小子”系列小说，最关键的一点是，学群所表述的是一个人的性格成长史，还是展示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史？如果从个人性格成长史来说，那就表明人性可以在“坏”的环境下生长；如果从社会环境塑造而言，则表明只有坏环境才能生长坏人格。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却都很难完成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这表明了只要阐明坏小子的全部精神含义，就必然会导致和充满一系列的悖论。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坏小子，在学群的文本中首先是这样去体现的：“牛头上有两只角，难怪黄帅说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在文革时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并不是怪物而是英雄，黄帅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众所周知，作为造反派的坏小子在当时那个社会，反而是一个值得称颂的反潮流英雄。这表明了坏小子有一系列颠覆传统价值观的能力。很显然，学群所要的并不是一个反抗社会的英雄，那样反而缩小了形象的价值意义。人性的生长，并不是谁天生就是坏人或者好人，谁天生就是英雄或者孬种。这里的“我”也曾是好孩子，也得过无数优秀的奖励，仅次于那个好学生陈小琴。但我是不愿意一直拿着奖状活到“五十岁的人”。这表明了人生状态不能总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一成不变，似乎只有不断的变化，才能显示出人生的价值，所以，或好或坏都是不甘于平庸的表现。
于是学群在小说文本中处理了两个特别的意象：锁与门的意象，镜与像的意象。锁意象是一个开与关的形象，它关涉于门，那么留守与出走便是它意义的外延。“锁”对于我来说是人生意义的开始，典型意义是“出逃”，包括以后的“逃学”。这从原型分析来说仍然是天性使然，是他个性中所保持的那种不喜欢拘束、并对某些社会规范的不满所造成的。锁像是作者强化的意象，不断反复地书写、映照，这时可以纵深地看，反复地看，锁的意义寓示着开放。坏小子的打开，是一个有层次的过程。“自我”在镜像初期还没有定型，影像可以不断变化与不断叠合。镜象则提供了未来世界的可能性。证明“镜子是个好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他自己，也可以把心里的一些东西交给它”。作为少年的我，镜子的启示显然无比重要，“镜子好像比它自己大很多，没有一条边线能够管住它。”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警示，镜子比自我大，镜子是无穷的，没有边线的管束。镜子可以照见爷爷、奶奶，那就是历史。镜子知晓过去与未来的事物，就像神一样的存在。镜子对映出的事物，对照镜的人来说就是镜像。“我”是一个理智的少年，我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开始认命自己就是镜子中的一切，想是什么就是什么，想成为谁就成为谁，譬如，我在灰堆中，我是一头猪。由此看来，坏小子的形象并非是被别人拉黑的，而是自毁自嘲所造成的。一套自毁策略，这样便构成了坏小子人生的犬儒主义态度。我开始了坏小子的生涯，从逃学开始。逃学是有双重含义的：一是制度规则，二是知识的牢笼。少年要摆脱这些，立足于性格里的自由意志，但反抗知识又是一个悖论。他以落雪为喻，爷爷与老师指给他传统的知识之路，过去之路是雪花落下的痕迹，一旦置于太阳底下呢？这些痕迹都被抹除了。存在与毁灭、开与关、镜与影并非统一的关联存在。成长着的人性与世界事物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悖论，特别是现代社会里，社会的荒诞性决定了这一切。一切改变从根基处发生，但根基里却隐含着那种不合理的存在。
二
英国艺术家霍克尼有幅绝妙的画：一个坏小子在一个网格或透明的窗叶内，看着一个裸体女性屈腿展示她的性器。一个少年面对这种性欲诱惑，却是端坐的严肃的姿态，可正是这个时候，少年背过手去偷背后口袋里的东西。但少年的聚焦、兴奋点在哪儿呢？旁边一个水果筐里放着香蕉与苹果做了暗示。香蕉象征男性生殖，苹果暗示女性器官与邪恶。这成为了学群“坏小子”系列小说中第二节的全部象征。坏小子逃票，进过劳动教养所还气死余局长，且干过别人的老婆。在“偷”的意义上可以定位为“占有”，但那种占有的手段和方法并非十恶不赦，还不能完全成为一个坏小子。因此他自我指认，他偷杀了一头牛，这样就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坏小子。有目的行为而且偷杀生命。这种自我指认，确立了自己的越界行动，正好与锁和门的意象暗合。“开始”是不同寻常的，坏小子在大湖上过着流浪的生活（这里可以看出学群写散文的功力），到了十里坡后他明白了什么叫反动。其实坏小子经过社会认知以后又经过性启蒙（阿珍）以后，已经通过了一种社会规范的识别，在这里，“反动”一词很准确，并没有特别的贬义，仅仅是逆了当时的社会规范，湖洲上芦苇里的自由生活，正好表明了自然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动。如果不是刘义兵这样一个人物出现，“我”的命运之路指向何方？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在这里展示为一种分裂。刘义兵把沙石公司比喻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权力与金钱，还有权力与性，在这个国度里为所欲为。水蜜桃、韩菲、李斯等人都指向人的支配变成性的支配，在权力与金钱的作用下，一切物质并非局限在看得见的样子及情状之内，而是在感受体验状态下的效果与动力，所以物质在其肉体上产生的主体的极限体验，在身体阈限内必然会转换精神的能量。一方面是侵犯性刺激，负面的享受；一方面是焕发为多巴胺的快乐体验，一种正面享受。酒与烟作为刺激物，性与美食为快乐体验，一种真正的快乐享受的唯物主义。如果从享受快乐的身体和感官艺术而言，坏小子与刘义兵和王卒等人本质上都有特别的共同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坏小子在形而下中生存，找不出任何积极的因素。但肉体上的断裂、损伤、疯狂、快乐和悲伤，都会构成一种力量。思想便是从这种力量中产生出来的，用瓦莱里的话说：“一切体系都是精神对自己的侵犯，作品并不表现作者的存在，而是表现作者的表象意志的存在。”坏小子不是作家形象的展示而是精神意志的表述。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小群体与个人的精神意志的表述，这才是意义的核心所在。坏小子及其类属表达了一个特殊的意愿，并经过了“选择、整理、协调、掩饰、夸张”，“处理和加工所构成的真正的思想活动，都是人类专注与持久所产生的结果”。而这种精神和思想并不是明晰的，因此我们不能全部指认坏小子是对自由渴望或对非正义的反叛，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邪恶行为维护所谓的公平正义。坏小子的精神思想是含混的，矛盾的，甚至是悖论性的。我们追寻他精神指向时“希望它那些意外事件和虚拟行为的混乱被忽略，它希望它的矛盾、它的误解、它的清醒和感情的差别被清除”（勒内·班达尔《17世纪前半叶博学的自由思想》第567页）。那么，对坏小子而言，我们只能说选择了这样一种文化方式（即生活方式），他自身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他的反抗方式中求得（摆脱某种体制的牵制），可是他追求的目的与本质不能简化为一种思想与精神的符号，例如不能说：正义、平等、自由，因为我们不能把事物简单化为意义的符号。本尼特说：“意义并不是栖居在事物的本身，而是在它们之间关系的各种结构中。”（本尼特《文化与社会》广西师大版第203页）因为坏小子的精神思想的意义是结构性地遍布于学群的文本之中，成为一种支配意识。因此我们不能说牛立人（小说文本中的我）是有意义的，而红毛与光头是没有意义的。我被韩菲妹妹韩小冬鼓捣成了一个报纸上宣传的典型，韩小冬是个正派人，但居然做了坏小子的老婆，后来去了美国，我想，她代表一种文明，企图改造坏小子。文本的延续与整体性上，在“我”成了吸毒犯以后高度融合统一了。坏小子就是坏小子，他是不可以改造的。回归到湖洲遇上玛丽亚虽然有些突兀，但也在情理中，因为玛丽亚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坏小子只得最终返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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