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报纸，《文汇报》的影响当属首屈一指，从1970年代末起开始风靡全国;而1980年代初，“文汇报社”推出的《文汇月刊》，又创造了十年辉煌。居功至伟者，是它的掌舵人、极具开放性和开拓性的马达。马达风风火火，却又平易近人，报社的编辑记者以至勤杂人员，见面都叫他老马。
马达是久经磨练的红色老报人，1941年他十六岁，在苏中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次年起，就在游击战争中，开始他的新闻生涯，“推手推车，办油印报”，十八岁就成了总编辑。1951年起，在《劳动报》当了七年总编辑，他虽在1957年“反右”时幸免遭劫，却在次年因“严重右倾”被逐出《劳动报》。1960年代，马达当了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后来调到《解放日报》当总编辑，“文革”成了“走资派”，被打倒在地。1977年，他重新出山，带领“清查组”到《文汇报》，清查《文汇报》十年动乱中的问题，随后又留下来担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
《文汇报》的著名记者郑重曾赞誉道：“马达之与《文汇报》，恰是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在改革开放初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中，马达登上《文汇报》的舞台，导演了一场又一场有声有色鲜明泼辣的‘活话剧’。鼎盛时‘门票销售’——报纸发行量一百七十三万份，创造了《文汇报》历史上空前的辉煌，也是马达新闻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时期。”马达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改革开放的魄力，先后在《文汇报》推出卢新华的《伤痕》、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等作品，之后他又拍板创办《文汇月刊》。
马达晚年在接受采访，回答为何要创办月刊时，还说到当时的历史原因：“即粉碎‘四人帮’之后，《文汇报》率先刊发了许多第一流的作家的第一篇新作，如巴金、丁玲、艾青、曾卓、流沙河……等等，不少人政治上还没平反，但《文汇报》已在读者中为他们平反了。这使《文汇报》恢复了它与知识分子的那种特殊的联系，在读者中的地位也迅速提高，印数一下子从几十万上升到一百多万。当时《笔会》副刊一周只有一期，名家的好稿源源不断寄来，用不了，很可惜，于是起了办刊物的念头。那时正值百废待兴，我们也是雄心勃勃，计划在日报之外，再搞周刊、月刊和《文汇年鉴》。”
人入晚境，马达关于“率先刊发”第一流作家第一篇写作的记忆，不尽准确，但盛极一时的《文汇报》，为许多一流名家的复出，当时确实竭尽所能、全力以赴。
真是不谋而合。当马达在为报社的发展构划蓝图、运筹帷幄时，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劳改农场二十一年，刚刚归队的《文汇报》一位老将——当年曾任《文汇报》编委、北京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的梅朵，已经前来请缨了：“希望报社能办一本以文学为主并扩及其他文艺领域的综合性的刊物，要办得与众不同，名家云集！”对于刊物的定位和风格，他也有了比较明晰的设想。惺惺相惜，激情碰撞，马达和报社领导班子很快就批准筹办《文汇月刊》，由梅朵牵头，谢蔚明为副手，再加上一个有幸没被送去劳改，而留在报社改造的老编辑徐凤吾帮助把关。这三个人，都是“摘帽右派”。1957年，他们被打成“右派”时都才四十岁左右，而如今劫尽归来，已是廉颇老矣，差不多都到了退休年龄的边沿——梅朵六十岁，谢蔚明六十二岁，徐凤吾五十八岁。
这三个命运多舛的《文汇报》老报人，个个都有传奇般的坎坷人生。被戴上“右派”帽子时，梅朵、姚芳藻夫妇和谢蔚明都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工作。1958年春节前一天——大年三十早上，谢蔚明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另一个“右派”杨重野，都被宣布“有历史问题”，作为“反革命”被逮捕，戴着手铐，弄到北大荒去劳改。而下午，梅朵和办事处另一个年轻人刘光华也被公安局带走，但算是劳动教养，没戴手铐。
梅朵的曲折人生
这一年，梅朵三十七岁。他何曾想到，从青年时代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但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何其辛苦，终了竟落到如此结局。
梅朵原名许绥曾，1921年出身于江苏丹阳商人家庭。1939年，十九岁的梅朵，渴望到陪都重庆去读书。当时，直接去重庆的交通已经切断，他辗转香港、广州、海口，才到重庆。他在曹禺的主考下，以优异成绩，被国立剧专录取。吴祖光、张骏祥都是他的老师。梅朵很留恋那段生活，他和老师感情很深。曹禺经常在下课后让他跟着回家吃饭，每当这时，总是梅朵帮老师拿着拎包，而走在前面的曹禺，则是边走边读厚厚的原版戏剧文学名著。一到周末，天气炎热，梅朵他们又总是晚上跑到张骏祥老师的住处，既是乘凉，又是求教，在座的常有曹禺老师和吴祖光老师。
梅朵在剧专读书期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反动政府抓去坐了三年牢。出来后，他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下面的中电剧团，张骏祥、白杨都在里面，张骏祥是团长。1943年，梅朵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他的第一篇剧评《评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自此剧评写作不缀。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梅朵随中电剧团来到上海。敌伪时被封掉的《文汇报》，也刚复刊不久。他投稿到《文汇报》，竟意外收到该报主笔——大名鼎鼎的柯灵先生的回信。柯灵当时负责《文汇报》全部的十多个副刊和周刊，约他面谈。面谈时柯灵先生问道：“你愿意进《文汇报》工作吗？”引路人的一句问话，就此彻底改变了梅朵的人生，让他有缘成为一个终身的报人。柯灵先让梅朵跟陈钦源一起编《浮世绘》，以及《读者的话》。后来，他又接手主编《戏剧电影》周刊。惯于提携后生的柯灵，更有惊人之举：在文艺性副刊《浮世绘》创刊那一期上，他写了一段“编者的话”，并署上三个主编的名字，除他和陈钦源外，还有梅朵。梅朵受宠若惊，感动得不得了，他刚刚进《文汇报》，还是一个实习编辑，竟被列为主编之一。
对于柯灵先生的破格栽培，以及此后又曾给以诸多关怀和工作机遇，梅朵念念在兹，怀有终生的敬意和谢意。
《浮世绘》及《读者的话》每天都要出，梅朵忙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年轻的梅朵不知疲倦，又接手主编《戏剧电影》周刊。他本来搞戏剧理论，现在则每天要看电影，主攻方向转到电影评论方面来了。原本，上海没电影，美国电影也不好进来。而现在，电影多得不得了，美国好莱坞来了，上海昆仑公司、文华公司等各大影片公司都进来了。梅朵每天看电影，每天写影评，因为版面上日复一日地有他的影评。梅朵的影评开始有名气了，这是他生命充满朝气的一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