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许霆案为例试论法律解释的局限性
［摘要］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如果法律规定的语意含糊不清，就需要考虑其他允许采用的方式，决定法律规定的“适当的含义”，以实现立法的意图。①但是法律解释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会导致法律解释也有其局限性存在。为了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法律解释的局限性加以探讨。
［关键词］法律解释 公众预测可能性 许霆案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14－02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只重结果而不重方法，在适用法律上亦是如此。但是近年来，中国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运用各种法律的解释方法以弥补立法不足（本文仅谈论大陆法律解释体制）。但是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及解释体制中的非理性成分，其弊端日益显露，其与法治的冲突亦日甚一日。比如：法律解释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法律解释对法律的超越甚至明显违反……司法解释的非个案性导致司法解释质的变异——立法化等。②毫无疑问，这些弊端将有碍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一、法律解释的含义和作用
（一）法律解释的含义
法律解释，通常是指制定法（成文法）的解释，即“为理解法律规定的内容、法律或者立法者的思想或观点而进行的逻辑推理活动”。③谈到法律解释，就必然会涉及到法律解释的对象。台湾学者黄茂荣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是作为法律意旨表达方式的法律文本（text），包括法律规范的条文、立法文献，如立法理由书、草案、审议记录等，以及立法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等附随情况。④由此可知，法律解释会受到法律文本的制约。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法律适用的目标即作出合理的法律决定。公正合理的法律决定首先要具备可预测性，这是形式法治要求，即应当尽量避免武断和恣意，将法律决定建立在既存的一般性的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并按照一定方法适用法律规范。其次，要具备正当性（可接受性），就是符合社会普遍的价值观、道德观，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是实质法治的要求。作为法律适用的一部分，法律解释同样也要具备可预测性和正当性（可接受性）。
（二）法律解释的作用
法律解释不仅具有必要性，其作用也十分多样。首先，法律解释是要阐明法律用语的含义，从而达到填补法律空白的作用。其次，法律解释要将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或者概括条款具体化。使得法官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之时，也可以正确适用法律，减少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保持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第三，法律规范的冲突也需要由法律解释加以调和。
二、法律解释的局限性——以许霆案为例
几乎所有解释方法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下面，笔者将根据“许霆案”来分析法律解释存在的局限性。
（一）“许霆案”反映出法律解释的局限性
1.相关司法解释的空白反映出法律解释可预测性的缺失。2006年4月的“许霆案”轰动一时。由于我国当时的司法解释对于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以及ATM机是否属于金融机构都无明确规定。因此，对于该案的定性，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无罪的观点中有不当得利说、无效交易说……罪刑法定说等种种主张。在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又有着构成侵占罪、信用卡诈骗罪、盗窃罪等不同的观点。”⑤之所以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结论，首先是因为每种解释方法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而造成了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其次，相关司法解释的空白赋予了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第三，由于受到“经验主义”的影响，就容易造成法律决定可预测性的缺失，造成“同案不同判”。
2.“许霆案”的一审判决反映出法律解释正当性的缺失。当一审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判决显失公正。造成法律解释缺乏正当性的原因，除了解释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外，很大一方面是一些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执著于探求立法者原意，未曾考虑能够满足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和道德要求，于是形成了过于主观化的法律解释。笔者认为法律解释缺乏正当性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历史原因。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的主干是立法解释，而立法解释完全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物。中国古代的基本法理念之一是“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即臣子只是守护法律的奴才，无权解释法律。这种制度的背后之理由是：法律解释的目标在解释立法者的意思，立法者的意思是什么，当然只有立法者自己最清楚。⑥虽然传统法律已被否定，但是这种法观念却深藏于文化之中，成为当代中国立法解释制度的观念基础。
（2）现实原因。导致我国目前很多法律解释主观化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法律解释目的的主观说和客观说之争。主观解释认为，“立法者当时的‘主观’意志应当具有关键意义，而客观解释则主张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内容应该停留在包含‘客观法律意志’的文意和体系中”。⑦即解释的目标是寻求立法者的当时的实际意图。按照客观论，解释的目标是发现法律的合理含义（reasonable meaning），即法律在立法者颁布之后就脱离出来并从此独立，立法者的意志无关紧要，法律解释就是阐释法律本身蕴含的意旨。⑧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客观说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观说”被广泛运用。
（3）法律解释方法本身的缺陷。我国民法学者梁慧星曾将法律解释的方法总结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解释等等。⑨然而，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些法律解释方法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为法官裁判疑难案件提供可靠的指导。甚至法官在从事补充法律漏洞、续造法律等明显具有造法性质的活动时，也仍会宣称自己在进行“解释”，因为“解释”这个概念具有欺骗性和掩饰功能，往往会使人误认为法官的决定是从法律本身逻辑引导出来的。⑩
（二）法律解释正当性与法律解释可预测性的博弈
最终，最高院对许霆适用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许霆案”以二审改判五年有期徒刑而告终。不可否认法院为“许霆案”找到了现行的法律规定进行判决，表面上符合了法律决定的可预测性；法院进入二审又为减刑找到了刑法的相关规定，看起来符合了社会普遍的价值和道德的评判标准，符合了法律决定的正当性。但对于许霆案量刑是否妥当，笔者表示质疑。正如赵秉志认为，“一审原审判处无期徒刑显属过重，而重审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又显属矫枉过正，量刑过轻，判处10年左右的有期徒刑也许更为适当。”对此，笔者也表示赞同。
纵然，社会公众看到改判的结果热烈欢呼自己的胜利，但不得不让人产生一种司法独立并未切实得到保障的质疑。所以，公众的预测可能性不可避免地会被误解为“民愤”，被认为扰乱了法官裁判，妨碍了司法公正，而实际上两者却截然不同。因此，法律解释正当性与可预测性的博弈将长期存在。
三、改变我国目前法律解释之局限性的路径
要求法律概念超越时空，“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法律解释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性，这是各国法律适用实践的共性。
（一）法律解释“客观说”应当发扬光大
法律解释“客观说”具有保障法律解释与时俱进的重要功能，通过对立法者本意的不断修正，使立法持续保持清新活泼。而且，立法解释在西方国家早期也存在过。在古罗马，随着王权的增强，法律解释出现了立法化趋势，到查士丁尼立法时，完全将法律解释立法化，其结果是几乎中断了罗马法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为了使我国的法律具有长期的活力，避免法律解释立法化趋势出现，应当将法律解释“客观说”应用在法律适用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