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魏时期的降敌罪探析中国法制史上“士家”的社会地位
摘要：所谓“刑起于兵”，战争的严酷性及作战实践需要产生了军事法律，即早期的军法，这些军法的某些规则也构成了早期刑法的重要内容。发动军事行动以及管理士兵要有严格的法律才能号令一致。《易经》卷一《师》中也明确地指出:“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本文所论述的“降敌罪”就是古代刑法中来源于军事的一项罪名。而“士家制”是指专列“士籍”的士兵及其家属，在历史上“士家”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本文中拟以“降敌罪”为切入点进行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降敌罪 士亡法 世兵制度 社会地位
作者简介：简韵婷，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员。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0-014-02
一、降敌罪的起源以及发展
所谓“大刑用甲兵”，刑法的诞生离不开氏族社会时期的部落战争。而在各朝代中都有关于降敌罪的记载。而第一个明确规定降敌罪的，是秦国的商鞅。当时秦国奖励耕战，这对于秦国的强盛与统一天下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商鞅实行以斩敌首计功，在這种思想的指导下，《史记·商君列传》明文规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司马贞在《史记·商君列传·索隐》注曰：“按律，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由此可见，秦国对降敌罪处罚之严。
汉承秦制，汉初继续沿用这条军法。出土汉简中有关于此条军法的记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败逃和投降敌人者要被处腰斩刑，父母、妻子、子女和兄弟姐妹不论老幼,都要被处弃市刑。
到了北魏朝，“重罪十条”问世，将危及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条最严重的罪名，集中置于律首《名例律》中，强调这十种犯罪是打击的主要对象。其中“降”名列第四位，严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和统治秩序。犯此十重罪，不仅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而且不得适用“八议”和赎刑。“重罪十条”对后世封建立法影响极其深远，隋唐律在此基础上定制了“十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降敌”是兵家大忌，更是军法不容。因此，各朝代都对此罪科以重刑。即使现代，军法一般也要比普通法严厉，“军法从重”原则仍然在起作用。
二、曹魏时期的降敌罪与士亡法
从上述各朝代的相关规定中，将士作战不力或者是战场被俘的，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其中往往是要家属连坐。这种把军人的家人当作人质，凡是士兵逃亡就要拷问其妻子，妻子即使不知情也要连坐处死，后来在大臣的建议下才改为将逃兵亲属没为官奴婢的措施，称为“士亡法”。“士亡法”是士家制的其中一项措施。为了保证固定的兵源，曹操推行士家制。所谓“士家”是指士兵及其家属，士兵的妻子叫“士妻”，儿子叫“士子”，女儿叫“士女”，他们专列士籍，形成了当时一项特别的兵制——士家制。
士家是一个法定的职业兵集团，自然要受到军纪军法的严格约束。《通典》卷149中记载了曹操所颁布的《步战令》：“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意即逃亡的士兵被捕后，依照当时的军法要被处斩。如果逃亡的士兵没有被捕获，而其家属又没有去告官，则士家将被同罪处罚。《三国志·魏志·卢毓传》中也写到：“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曹魏为了保证士亡法的实行，以士家作为抵押、人质，只要前线兵士逃亡家族家就会受到处罚，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首先，一名士兵，有义务保卫国家，为国献身。但投降也是一种绝境求生的本能。士兵在陷入绝境时，不投降就是被处死，这需要士兵去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
其次，在三国群雄割据的情况下，各国为了增加自己的兵力都会拉拢有识之士，当有识之士在本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主公统驭不当时，则手下必有二心。所以古代统驭之术讲究以名利安抚劝降的降将，而这些有识之士通常都会带着他们的手下投靠新主。投降与否不是一名将领考虑更多的问题，而是能否实现自己的价值。
三、士亡法反映士家的地位
第一，《尚书·甘誓》中指出：“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共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思是：在作战时，分左右翼向有扈氏的军队进攻，要求足有两翼按照命令进行进攻。而对于马车必须是驾驭马车的人驾驭。如果左右两翼不按照命令进行进攻，马车不是驾驭马车的人驾御，就是“汝不恭命”。不仅要杀掉不执行命令的人，而且还要对其子女处以刑法。《三国志·魏志·毛玠传》中也有记载：“司寇之职，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豪。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足见当时一人犯罪妻子连坐之法，是通用于全社会的刑法原则。降敌罪要家族连坐，只是这一刑律的原则在军法上的体现，并不是专门针对士家而制定的，所以也不反映士兵的地位比平民低。而且当曹操讨伐袁谭时，“民亡椎冰”，尚得死罪，表现曹操对平民的刑罚亦并不较对士家为轻，所以士亡法并不是贬低士家的地位的表现。
第二，行政划分合理，士家是其中平等的一份子。曹氏将国家控制的人口一分为三，编制成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个部分，各有独立的领辖和户籍。这种划分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实行一定的社会分工，以求稳定封建秩序，有利于社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而非有意在他们中间划分出社会等级的高低。在天下未定、人心未安之时，如果三者负担严重不平衡，势必引起负担重的阶层民众向负担较轻的那个阶层流动，从而引起社会动荡，而且这是无法单独依靠行政法令来调控的。所以为了保持三者之间各自的稳定，使社会分工固定化，就必须使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郡县民主要承担徭役，当国家常备兵不敷使用时，郡县民也必须应征入伍；屯田户则“专以农桑为业”，而且必须缴纳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高额田租，从而免其兵徭役，这也确保了粮源的稳固；士家则“执干戈以卫社稷”，专门为国效死。三者对国家承担义务虽然都不同，但分工合理，也相对平等，这对封建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残酷斗争中，社会环境极其险恶，百姓被祸尤烈，谋求生存成了人们最大的欲望。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其处境自然远较平民优厚。《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故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消条。”军队无粮，可以抢掠百姓；百姓无粮，只得“民人相食”。军队是政权的支柱，战乱之际更是非兵不立，军队的作用最为突出，所以国家肯定会从经济和政治地位上优待士家的，可见士家的境遇明显地优于平民。
第四，士家的优越地位还表现在保障士家婚配的问题上。汉朝有一不良习俗，弃女婴之风很盛；到了汉末，世道大乱，民众连儿子都养不起，更何况是女儿。因此到了三国时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子供不应求。加上兵士连年征战，所谓“二贼未诛，宿兵边陲，且耕且战，怨旷积年”。若不积极解决兵士配偶问题，军心难以稳固。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成兵士婚配问题的解决，曹魏政府为了巩固兵源，不但士家中的寡妇由政府配婚，就是生人妇也被用来配婚。虽然这种制度虽然没有考虑到妇女的婚姻是否幸福，并由此造成种种悲剧，但的确有保障了士家阶层的人口发展。
第五，对阵亡之士家属的优待也是朝廷优待兵士的又一具体表现。建安七年（202年）曹操颁令：“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到了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将自己的租谷分与诸将的家属，并下令“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又令对阵亡兵士之家“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对阵亡将士追荐之礼，也是十分隆重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兵临清水，“祠亡将士，歔欷流涕，众皆感动”。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令：“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至其家，官为设祭。”从阵亡战士家属的各种优待政策来看，国家是很重视士家这个群体的，所以他们的地位并不卑下。
军队作为曹氏政权的主要支柱，封建国家注意对包括士家在内的所有兵士及其家属予以优待。因此，当时士家的地位不论在法定意义上，或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不低于郡县民和屯田户；以士家为主体的曹魏国家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终于统一北方，并一直对吴、蜀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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