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史怀哲和章太炎对《感应篇》的误读及其价值


  [摘要]对于提倡成仙证道和行善积德的《太上感应篇》,印光、史怀哲、章太炎有着三种不同的解读。三种不同的解读中不乏误读,通过对其中的义理进行分析,发见各自的信仰或思想之立场预设,导致了各对同一文本的理解认识出现了大歧异。误读的价值在于使同一文本有被作各种解读的无限可能,从而给原文本增加了更多的附加值,使历史维系不至于间断,多元化路子也得以更多地开启,并不断受到历史的检验。
  [关键词]《太上感应篇》;印光;史怀哲;章太炎;误读
  [作者简介]黄家章,广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B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2-0037-04
  
  《太上感应篇》,简称《感应篇》,全篇思想素材源自《太平经》《赤松子经》等,面世时代或为北宋初,南宋理宗时已有刊本传世,其作者迄今尚无定论。全篇共约一千二百余字,开头即以“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十六字为纲,然后叙说人要行善积德才能长生多福,并列举了二十多条善行、一百多条恶行,以为趋善避恶的准绳,提出了“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的标准,并谓人体内有名为“三尸”的司过之神,时刻记录人的恶行,定期上白天曹、下讼地府,告人罪状,述人过恶,天因此而定夺人的寿天祸福;还特别强调了“立善多端,莫先忠孝”,这也就是成仙证道的根基。《感应篇》将道教方术和戒律贯穿于道德修养之中,由神来对人作道德上的善恶评判,促人从一念起处下工夫。最后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来作结语。全篇主要宣扬天人相感、因果报应思想,既有儒之伦理规范,又有释、道之宗教信条,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文中。
  对于这个文本,中外的三位大师级人物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一、印光对《太上感应篇》的解读
  
  就出世间法而论,《太上感应篇》作为道教劝善书中的一种,被后人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的印光(1861~1940年)并不认同以它的终极取向作为个人信仰的终极取向:“此书究极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则可以超凡人圣,了生脱死,断三惑以证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依据印光的终极追求,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成就佛道才是福慧圆满,是人生的至大而终极的成就,成仙只是人天之间的非终极的小成就。
  就世间法论,在提供道德关怀的依据方面,印光则十分推崇《太上感应篇》,原因在“欲人明明德,止至善,最初下手,令先从格物致知而起”方面,《感应篇》与儒家的《五经》《四书》相比较,也有其优势:《五经》《四书》“以文言浩瀚,兼以散见各书,不以类聚,颇难取法。而未多读书者,更无因奉为典型也”。《太上感应篇》则“撮取惠吉、逆凶、福善、祸淫之至理,发为掀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作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火。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然也。今知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勉为良善、以期祸灭福集乎?由是言之,此书之益人也深矣。故古之大儒,多皆依此而僭修焉”。与《四书》《五经》相比,《感应篇》文义的优势之一,是回答了何种行为是世间之善,何种行为是世间之恶;优势之二,则是回答了行善者会获得何种善报,作恶者会获得何种恶报。让更多的人阅读后,明白“善恶之各有报应,则谁肯为恶而召祸乎?此风一行,善以善报,则礼让兴行,干戈永息,人民安乐,天下太平矣”。在印光的思想世界里,《感应篇》的价值也就是一本优秀而通俗的人间道德教本,有助于在世间落实道德关怀,最终可以落实到成就佛道的终极关怀上。
  
  二、史怀哲对《太上感应篇》的解读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52年度)、“敬畏生命伦理学”创立者的史怀哲(Albert Sehweitzer,1875~1965年)在《哲学和动物保护运动》一文中,如是论及《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赏罚之书),中国宋代(公元960~1227)的一部212条伦理格言集,其中同情动物具有重要地位。这些格言本身也许是非常古老的。这部至今仍然很受民众推崇的格言集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天’(上帝)赋予一切动物以生命,为了与‘天’和谐一致,我们必须善待一切动物。《太上感应篇》将喜欢狩猎谴责为下贱行为。它还认为植物也有生命,并要求人们在非必要时不要伤害它们。这部格言集的一个版本还用一些故事来逐条解释同情动物的格言。
  显然,史怀哲是人从对动植物生命关怀的角度来解读《太上感应篇》的。在同一文章里,他还进一步通过比较中国、印度与西方各主要思想家、道教、婆罗门教、佛教与基督教在对待动植物问题上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我们乐于承认,与我们相比,在中国和印度思想中,人和动物的问题早就具有重要地位;而且,中国和印度的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结论之二是:“中国伦理学的伟大在于,它天然地并在行动上同情动物。但是,它距在整个范围内探讨人和动物的问题还很远。它也不能够教导民众真正对动物行善。中国思想的静止状态出现得太早了,它僵化在经学中,停留在古代流传下来的爱动物的思想上,没有进一步发展它。”
  
  三、章太炎对《太上感应篇》以及净土宗的解读
  
  章太炎(1869~193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有这么一段涉及到对《太上感应篇》以及净土宗的评价:
  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因为净土一宗,最是愚夫愚妇所崇信的。他所求的,只是因为现在的康乐,子孙的福泽。以前崇拜科名的人,又将那最混帐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与净土合为一气,烧纸、拜忏、化笔、扶箕,种种可笑可丑的事,内典所没有说的,都一概附会进去。所以信佛教的,只有那卑鄙恶劣的神情,并没有勇猛无畏的气概。
  章太炎的这段话,为了提倡佛教改良,基本上也就将《感应篇》、净土宗及其信众予以了彻底否认。
  
  四、印光、史怀哲和章太炎对《感应篇》的误读
  
  从文本阅读的角度看,即使文本同一,但对文本的解读也是多种多样的,误读也就在所难免。但即使“误读”无时无处不在,结合以上三位大师对《感应篇》的论述,问题还是尤其变得明确与尖锐:以上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三人,都是大师级人物,但他们何以面对同一读本,结论却或是大部分肯定(印光),或是部分肯定(史怀哲),或是完全的否弃(章太炎),他们的误读何在?他们何以在理解上有这么大的歧异?
  印光的误读在于,在终极关怀方面,他并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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