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运服务贸易自由化下的海运业竞争规制新挑战
摘要：航运业之发展离不开政府扶持，美国就通过各种立法坚持造船差额补贴、营运差额补贴、货载保留等一整套保护主义色彩极浓的海运政策扶持本国航运业。我国国际航运市场中的行政垄断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援助政策连结在一起，虽然国家扶持海运业的行为如果适用不合理或不公平可能造成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效果，却并不应当以此否认海运业获得国家扶持的合理性。国家扶持应坚持对我国国际航运企业的不做所有制界分的均等扶持，这就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克制海运业扶持行为可能引发的行政性限制竞争效果。
关键词：国际航运服务贸易自由化;海运业;竞争规制;反垄断规制
一、 国际航运服务贸易自由化下的海运市场开放与外资垄断忧虑
海运的国际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海运事业必须是国际接轨的，海运业是我国最早与世界接轨的领域，也是我国水运服务产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领域。随着我国加入WTO，海运服务贸易及其相关市场也进一步向世界开放，海运、港口服务以及与海运相关的内河与物流运输都面临着外资涌入的巨大冲击，国际海运巨头马士基、东方海外、韩进、现代纷纷抢滩我国海运及相关市场。外来资本通过开展涉及我国港口的海运服务、通过购买航运企业股份或资产的投资方式扩大在我国航运市场的影响力、在我国投资兴建或收购枢纽港口等方式将我国作为其主要的利润源之一。据统计，我国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市场中丹麦马士基的运量占我国集装箱运输总运量的30%，全部外资国际航运公司的市场份额占我国集装箱运输总运量达到近90%的高额比例，而我国航运公司则仅占12%的市场份额。我国的进出口商不能掌控班轮运输的决定性话语权与我国的产业结构有着根本性联系，不能创造高附加价值的初级原材料加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必然导致加工商在整个国际贸易链条中的弱势地位，因此往往失去了决定国际贸易运输安排的话语权。除了通过开辟涉及中国港口的航线大规模抢占我国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外资航运公司还通过在我国设立独资或者合资航运公司、参股控股等方式在我国建立运输网点并试图进一步将商业触角延伸到港口港务甚至内地物流运输业。
我国航运市场中高比例的外资程度不能不让人引发对于外资垄断的忧虑，这种外资垄断的负面影响小至损害我国内资航运企业的营业经营、损害弱势货主作为航运市场消费者的消费者利益，大至扭曲我国的市场竞争秩序、危害我国整个航运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威胁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而制约国家经济贸易之发展，甚至可能危及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二、 现有关于海运市场开放与竞争规制的法律制度及其问题
但是在我国现有制度规范框架下，外资并购我国国内航运经营者的安全审查与开放市场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立场。一方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与港口公用码头设施的建设、经营列入鼓励类外商投资产业，且完全不做中方控股或者相对控股、或者限于中外合资合作的要求，体现出借助外资发展我国海运事业和港口建设、鼓励出口贸易的产业发展导向;另一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则将海运列入必须进行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体现出限制和监管外资进入我国海运业的立法态度。然而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认为外资进入我国海运事业可能产生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为什么又对外资进入我国海运事业和港口建设事业不加限制地鼓励呢？如果担心外资进入我国国际海运市场会带来引狼入室的效果使我国海运事业和对外贸易事业受制于外国资本之控制，为什么不在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中像其他一些产业一样对于外资入股的比例作出适当限制呢？如果热衷心切于吸引外资鼓励我国国际海运事业的发展，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对外资并购我国国内航运经营者实施安全审查，这一所谓的安全审查也只能空泛地流之于形式？
实际上，在遵守市场开放义务的前提下构建海运竞争规则尤其是国际航运经营者集中规制制度面临着如何平衡航运市场吸引外资、维护航运市场竞争秩序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利益选择，而目前我国对于这一问题显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根本性立场，导致不同的法律规范似乎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考量。事实上，我国海运市场的开放并不只是在2011年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可见一斑，很早就废除货载保留制度也体现着开放国内海运市场的态度。货载保留是目前各国保护本国航运业较为常见的做法，其内容是限定进出口本国港口的货物的一定比例必须交由本国船公司负责运输。1974年《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40∶40∶20货载分配原则肯定了本国对于该国进出口货物40%的货载保留权。我国虽然在1980年加入了该公约，但是却早在1988年就彻底废除了货载保留制度，外国船公司得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和我国内资船公司在运输我国进出口货物上具有同等竞争的权利，这几乎是超出一般国家海运市场开放程度的。纵然鼓励引入外资发展我国的海运事业、鼓励商品贸易的进出口，但是我国也需要冷静地反思我国海运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开放的问题，以及在我国现有船舶现代化程度、航运企业管理水平、技术水平落后于海运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应当在开放国内海运市场上争取国际领先。
当然，适当放慢开放国内海运市场之程度的结论不等于认同将安全审查作为外资进入我国海运业的控制阀门予以普遍适用。外资进入我国海运业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只应当作为例外，而不是作为常态予以启用作为禁止外资进入的理由。外资并购的反垄断问题与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是两回事，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的启用条件应当是广于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的，由于反垄断审查的程序规范性要求更严格，可控性更强，只要符合规定申报条件的航运经营者集中就应当申报。对外资并购我国国内航运经营者实施集中前申报审查可以防止外资垄断我国海运市场，有利于维持我国海运市场竞争秩序，进而为国内的航运经营者创造更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我国航运经营者发展壮大。但是安全审查则赋予主管机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与反垄断审查不同，其效果可能不但不能使我国海运业在闭关锁国中壮大，反而会因为阻挡了来自于外资的竞争动力而导致我国海运业更加羸弱，过度地使用国家安全审查也会与我国一直开放海运市场以及WTO海运服务承诺相抵触。因此如何准确地把握吸引外资发展我国航运事业和港口建设与海运业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进行平衡，是需要重点研究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