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仿制药”困局


  1月10日的被捕,令陆勇身上的悲情色彩愈加浓重。
  湖南沅江警方出示的理由是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陆勇多次传唤不到庭,而沅江法院却证实目前案件还在“中止审理状态”。
  之前,陆勇因“涉嫌通过网络实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销售假药罪”被羁押了4个月获得取保候审。2014年7月,他因这两项罪名被提起公诉。这个为自己以及病友从印度购买治疗药物的慢粒白血病患者,面临一场关乎自己以及病友们未来的审判。
  陆勇并不是因为购买国外药物和仿制药遇到麻烦的第一人。只要中国的制药产业未能发展到足以满足国民对药物的需要,只要药价没有回落到合理位置,“陆勇们”的故事就会继续发生。

生命无价,但原研药昂贵


  2002年8月被确诊罹患慢粒白血病之后,陆勇一直服用药物进行治疗,起初两年是格列卫,后来换成VEENAT。两者有效成分相同,都是伊马替尼。前者是瑞士诺华出品的原研药,后者则是印度药厂基于本国强制许可政策生产的格列卫的仿制药。
  伊马替尼是人类研发出的首个取得成功的小分子抗癌靶向药物,这种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直接针对致病基因从分子水平进行治疗,能够将慢粒白血病这种因单个造血干细胞发生基因突变,之后变异的骨髓细胞又分化为许多异常的幼稚细胞的绝症控制成“慢性病”。
  伊马替尼的出现,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的10年生存率从不到50%提高到了90%。
  起初,陆勇服药是为了减缓自己的病情进入急变期的速度,为找到合适的配型完成骨髓移植,实现“完全治愈”赢得时间。那时候,骨髓移植还是中国境内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主流医疗方案。不过,这一治疗方法存在许多副作用,一些患者在接受骨髓移植之后不久,就因为严重的排异反应去世。
  后来,陆勇决定改变自己的治疗方案。他不再执着地追求彻底治愈,而是选择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病情。
  2008年时,国际医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伊马替尼成为慢粒白血病的一线治疗药物,而骨髓移植治疗方式已经不再提倡。陆勇庆幸于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科技的进步为他的生命延续提供了可能。
  不过,相对于过去一次筹集差不多30万完成骨髓移植手术,赌一把能否完全治愈不同,使用靶向治疗,需要长期服药,相应的药费开销成为患者在生命延长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负担。
  服用瑞士诺华的格列卫,在中国,每个月的药费大约是2.35万元人民币,即便是陆勇这样并非处于社会底层的患者,也会感到压力沉重。这就不难理解陆勇得知世界上还存在一种价钱便宜叫做VEENAT的印度仿制药的时候,为什么心情会那么激动。
  陆勇托人从日本的药店中,第一次购买到印度出产的VEENAT,对于当时手里握着的看上去明显与瑞士药存在差异的药瓶,他不太放心。唯一能安慰他的是药瓶上标注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与瑞士原研药一致。
  陆勇开始谨慎地尝试,先是一粒仿制药配三粒原研药,同时密切注意身体检查结果,发现各项指标没有异常,再逐步增加仿制药的剂量。终于陆勇放心地把格列卫全部换成VEENAT,并且把这一结果告诉他的病友们。这是不折不扣的喜讯。陆勇把向印度药厂购买药物的一切程序详细地告诉病友,但绝不肯替他们直接购药。这为他规避掉了最初的法律风险,尽管印度药厂凭借强制许可能够“合法”地生产伊马替尼,但是在中国,VEENAT并未获得中国药监部门的进口批准,也就是说,在中国境内,VEENAT的身份是“假药”。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购买印度仿制药,而陆勇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直接帮助也越来越多,最后,这为他带来麻烦。2013年,陆勇在淘宝上购买了以他人姓名开户的银行卡用于帮助病友们向印度药厂付款,被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以涉嫌信用卡犯罪拘捕,调查之后,与他关系密切的那个“VEENAT买家俱乐部”给他添了一项新的罪名——涉嫌销售假药。
  消息曝光之后,舆论一边倒地对陆勇施以同情,甚至法律界人士在对此事发表评论时,也会先对陆勇表示理解,然后才是提醒公众,印度的仿制药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对于人类长远利益存在危害。
  超过400名病友在网络签名声援,更多的患者因为这一新闻知道了陆勇,在他取保候审之后,甚至找上门来请教从印度购买仿制药的途径与方法。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条救命的路径,在生存面前。

知识产权羁绊,偏向国际药企还是病患?


  陆勇并非从印度购买癌症治疗药物的孤例,国内患者从印度购买的仿制药也并非只有VEENAT一种,针对乳腺癌、肺癌以及肾细胞癌和肝癌的治疗药物,也在中国患者的购买名单中。印度被称为“世界药房”,与其巨大的药品产量有关。在这些药物中,基本上都是“仿制药”,其中又包括许多还在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印度药厂能够“合法”仿制专利保护期内药物的挡箭牌就是“强制许可制度”。

  当前以药养医的
  卫生医疗体制,
  则成为绊倒国产
  仿制药行业的
  又一条绳索。以药
  养医模式,是药物的
  定价标准变得
  复杂,药价中包含了
  太多药物本身
  无法承受的重量。

  2000年初,为应对国内日益严重的艾滋病问题,南非颁布一项总统令,强令国内各大制药公司在未获得欧美制药企业授权的前提下,大量生产还在专利保护期内的抗艾药物。利益受损的欧美制药公司在南非发起诉讼,药企的维权主张未获得南非国内法院的支持。
  在药企针对败诉判决决定上诉的时候,国际舆论开始不利于药品企业。“维权行动”被视为对利益贪得无厌,对人命视而不见。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制药公司最后低调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件事在南非国内没有再掀起新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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