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倬和他的书
我的父亲李倬逝世74年了。看到他生前翻译的《国际私法》(山田三良著，李倬译，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和编著的《警察实务纲要》(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记忆也随着这两本书的重见天日而清晰起来。我忽然觉得父亲也像是一本浮满着厚厚尘土的老书。
李倬(1890-1937)，字宿作，福建福州人，幼读私塾，13岁获公费生资格与大伯、二伯同赴日本留学。父亲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专攻警察专业。在日本期间，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系的二舅黄展云(曾任孙中山秘书、福建省农工厅厅长)等众多留学生过从密切，共筹反清革命。父亲于190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后被编入总部分设的福建支部组织——该支部负责人之一即为黄展云。父亲因频繁从事革命活动，引起日本当局关注，于1910年被警务厅派员强行押解回国，拟交清政府处置，但于途中涉险逃脱。
父亲名字按家谱本属“景”字辈。其所以单名“倬”，实因他由日返国时思虑周详，恐因革命事业命悬一线，为免家族受到牵连，故而改名。
1910年，孙中山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与南洋群岛各埠同盟会代表策划大规模反清起义。由于起义日期一再变更，直到发难前夕，通知父亲之信件才送到家中。几经延误转呈，待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到广州，已是4月29日，未能共揭义旗。是役就是广州黄花岗之役(4月27日)。起义告败，生死与共之革命同志林觉民、林尹民、陈更新等壮烈牺牲，父亲和其余晚到者因而尚存。诸人虽痛不欲生，唯有以黄花岗72烈士之精神激励自己，立誓报国。
1911年，父亲又返福建，11月9日(清宣统三年9月19日)福建革命军军民起义。父亲亲赴战场，率部冲杀。同盟会福建分会成立临时民国军政府福建都督府，下设10部(后改司)。父亲在民政部警务科任科长，后改任法制局副局长；二舅黄展云任司长。
1922年，革命军东路讨贼军攻克全省。在许崇智等人重组的福建临时政府中(当时省长是萨镇冰)，父亲任省警务处长。同年12月任省会警察厅长，后又转任省银行监理官等职务。时年32岁。
1922年后，福建省政权逐渐为官僚政客掌控。父亲为人正直，不谋私利，又不肯随波逐流，与权贵相处日蹇。据母亲回忆，曾有人欲贿赂父亲，夜送整箱财金，被父亲悉数退回。旧时官场，尔虞我诈、宦海浮沉。父亲于工作中常受排挤倾轧，因而日益心寒，退意萌生，遂决定去职。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父亲书生从政，报国无门，已丧青壮年时雄心壮志；世态炎凉，父亲洁身自好、不屑钻营，对过去同盟会时相熟相知并肩战斗、当时已是党国高官元老的旧友，亦不愿寻求援手，宁可自谋其职。在全家举迁南京后，父亲在国民政府审计部挂个闲职，清苦度日。他精通日文、兼具警务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文笔亦通达流畅。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只记得在家里经常看到父亲埋首案前，奋笔疾书。端正的楷书写的稿纸，放了一摞，足有尺余厚。
父亲虽因对现实不满而意志消沉，但深藏于心的革命志向与家国抱负却未曾忘怀于一日。所以当我们兄弟四人作为进步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时，父亲非但从不干涉，还能有求必应。例如大哥李庚有时搞到一些内部日文资料，父亲就立刻翻成中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1937年初，南京学联在党的领导下，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加入到抗日救亡的团体中，掀起了运动的高潮。而南京学联的总指挥部，在父亲的默许和支持下，就秘密地安设在我家所住的中华门小彩霞街28号(中式上下各3间)的2层楼上。于是家中楼上除了大哥李庚、二哥李庶和我3人住的一间屋外，另两间就成为各地各校学生代表们接头碰面、开会商议以及秘密印刷宣传品的场所。每当有这些人来，时逢就餐，父亲必然请其同进，日常茶水、用品随时提供，视同家人一般。如今，小彩霞街28号的旧址已由南京市政府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依依故物，触事感心。我晚年几过金陵，不能不凝思往事也。
1937年六七月问，国民党尚存对日妥协之意，更加紧镇压南京的救亡运动，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和学生。一天深夜，我们全家突然被破门而入的一群人惊醒，只见涌进大批持枪特务，喝令我们不许走动，冲上2楼，从屋内搬走所有文件资料、印刷品、油印机、油墨、纸张等用品，还连同私人藏书一并查封，足足装了一卡车。同时逮捕二哥和我作为人犯，径送监房拘禁审讯。随即在我家大门口设岗蹲守，对家人则限制出行，形同软禁，避免消息外传。驻守特务对来访者一律逮捕，抓到好几个学生代表，甚至还把我家亲戚女眷也当成抗日分子抓去。这时父亲见势不妙，嘱咐小妹妹(年仅10岁)蹲在大门口佯装玩耍，见到熟面孔的来人，就偷偷让他们赶快离开，避免了一部分人被抓。过了几天，父亲下决心写了一封信，从后窗托交邻居女佣偷带出去投寄。信是写给父亲过去相熟的同盟会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果然有效，二哥和我在被关押了七八天后就释放回家，蹲守的特务也撤走，恢复了家中的日常生活。而大哥在我们被抄家的次日，于金陵大学附近被捕；先是扣押在我们被押的监牢内，故此兄弟三人还能远隔监房偶尔示意。但因大哥是学联中坚，随后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牢狱监禁。之后，经过父亲、二舅多方奔走，大哥才在国民党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宣布抗日战争开始的前夕，得到释放。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其表虽为父子情深，其里当内含父亲之家国决断。求仁斯得，君子之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中战事不利，南京居民纷纷逃迁各处。大哥、二哥已参加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赴各地活动。父亲遂准备举家外迁。此时不少旧友熟人私下劝诱父亲留京不走，许之以官；认为父亲精通日文，人脉广泛，何必逃难，前途未卜。父亲当即严正表态，绝对不为汉奸走狗，即日动迁，舍弃家中所有器具财产，只带随身衣物。先在安徽芜湖友人家停留数月，于年底乘船逃至汉口。父亲在船上已经病重，抵岸立即入院治疗，终因肋膜炎不治辞世，年仅47岁。
乱世飘零，客死异乡。回想父亲一生，早岁何其雄姿英发；惜中年不遇于时，百念灰灭，积郁于心。然终不负丈夫功名，晚节为重。怎奈望云欲飞，立雪无影，墨不能尽，气节何如!
令人意外而惊喜的是，2009年11月问，我的一位喜好文史的忘年朋友在网上搜索旧书时，偶然发现署名为李倬著译的两本书，一本是日本大学者山田三良著《国际私法》(李倬译，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本是李倬编著的《警察实务纲要》(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国际私法》译本于1911年初版算来，已是事隔百年之久，按时间推断，当是父亲年仅20岁时，在留日期间所译。他1910年回国后忙于革命事业，对译本出版一事已无暇多问。谁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近代法学译丛”系列中竟然收录了这本书。该套丛书是由出版社聘请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任主编，从民国年间大量法学译本中甄选若干编撰成集。《国际私法》一书以1915年第3版为依据经点校后，于2003年5月重新出版上市。原著者山田三良是日本国际私法学集大成者，其著作颇丰。此书内容坚实，极具学习研究价值。当时，留日学生翻译法学书籍蔚然成风，对民国时期法学知识的普及和法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以父亲选择此书翻译，在时隔92年(按初版计算)的2003年还能再度面世，可谓庆幸，同时也可见父亲的学术眼光。
父亲编著的《警察实务纲要》是父亲涉取国外(主要是日本)警务资料，结合当时实际情况，融会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编著而成此书。现在看来，具备相当的史料价值。估计此书当在1936年底交稿，不久我们举家逃离南京，已不再和各方联系，加之父亲很快辞世，出版与否均未问及，连母亲亦一无所知。因此这两本书各自尘封了92年和73年。书犹如此，人何以堪?
或许冥冥天意，《警察实务纲要》这本书居然在江西一家旧书店待价而沽，然而当联系购买时，被店主告知刚刚以1130元售出。所幸该店留有电子版，我才购得电子版的复印本，得以留念。
我想，父亲留下了两本书，父亲也就活在了书中。书的传承高于一切。我还记得当父亲去世时，大哥和二哥从平津学生流亡宣传团风尘仆仆地赶回的样子。而在这之后，我和四弟李霖也奔向了重庆求学，参加各种进步活动。父子两代人，裹挟在一个世纪的风雨变革中。追思昔人，犹在心目。此间多少豪情理想、仁人志士化为尘土，何复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