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沟通是否更有助于预测官方利率决定
［内容摘要］根据泰勒规则的有序概率模型，利用中央银行沟通指示器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解释官方利率决定，预测2003—2009年官方利率决定。结果表明：(1)在样本期内，沟通指示器变量提高了官方利率决定的解释力；(2)经济增长的沟通指示器变量、预期的宏观经济变量以及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对官方利率决定有显著影响；(3)在官方利率决定上升和不变时，沟通指示器变量模型的预测能力要好于宏观经济变量模型，但在官方利率下降时，却不能胜过宏观经济变量模型。
［关键词］中央银行沟通；官方利率；决定
自1997 年以来,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但到目前为止，货币市场利率体系还比较复杂，市场化的短期利率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存。在这种利率环境下，我国大部分学者选取短期银行间拆借利率作为基准利率，采用历史分析法或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法来预测利率决定，以获得货币政策立场，［1］［2］这些成果都有益于利率变化的研究，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只是把观察到的利率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而没有考虑中央银行沟通对利率的影响；第二，大部分学者都是研究市场利率的变化规则，而很少有学者针对中国国情来研究官方利率(如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也有少数学者区分了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但是在估计方法上又是统一使用GMM来估计。［3］经验反应函数采用OLS和工具变量技术来进行估计银行拆借利率是合适的，但是对于研究官方利率却很少有吸引力。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货币当局都不会改变官方利率，即使官方利率需要改变，货币当局也是把官方利率提高（降低）0.18%或者0.27%，因而采用有序概率模型更适合。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中央银行沟通影响利率方面，Kohn和Sack发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声明及格林斯潘的证言都会影响金融市场。声明会影响短期和中期的利率，而格林斯潘的证言却会影响全部期限的利率。同时他们发现，格林斯潘的演讲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不显著。［４］(175-206)Reeves 和Sawicki利用上述同样方法，发现英格兰银行的沟通也对利率有影响，尤其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通货膨胀报告》对市场影响更加显著。同样，他们也发现演讲对市场没什么影响。［5］然而，Ehrmann和Fratzscher发现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委员会成员的采访和演讲普遍对金融市场都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都是朝着合意的方向变化，即当声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倾向时，会导致高的利率，当声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倾向时，会导致低的利率。他们认为演讲对市场有不同影响的结论，或许是由于选择沟通事件的程序不同。［６］
中央银行沟通预测利率方面，Pool 和 Rasche发现美联储在1994年2月后，意外货币政策的成分有了明显的减少。［7］(1-10)Swanson发现美国金融市场和私人部门对未来几个月的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能力提高。重要的是，私人部门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却没提高。这可以得出货币政策沟通对预测有特别影响，而不是宏观经济波动率普遍的下降。［8］(791-819)上述作者都认为，美联储在1994年后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是对货币政策决定进行了沟通。然而，Jansen和Haan利用欧洲中央银行官员讲话来预测利率决定，却发现它不能很好预测利率的决定。［９］
前瞻性沟通，如对美联储政策的风险权衡或偏好沟通，不仅对金融市场有显著影响，而且对货币政策的预测也会产生影响。Thornton 和 Wheelock发现在1999年5月后，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比以前更好了，他们认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1999年5月之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意图只是在内部通告，到下一个会议之后才公开，而在1999年5月以后，他们会在会议后沟通这种意图，为公众提供未来政策决策的可能信息。［１０］(1-16)此外，清晰的沟通可以提高利率的预测能力。如Fracasso等通过对19国家通货膨胀报告的质量进行分析，发现更高质量的通货膨胀报告通常能提高利率决定的预测能力。［１１］
尽管国外中央银行沟通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多，但国内尚缺乏利用中央银行沟通信息来预测利率决定的实证研究，仅有的一些相关文献也只是对中央银行沟通进行定性分析。［12］
二、模 型
本文从一般形式的泰勒规则出发，来构建中央银行沟通的估计模型。尽管目前我国利率体系与西方国家（如美国、欧盟和英国）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制不同，既包括市场利率，又包括官方利率（如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且央行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管制。这无疑会让泰勒规则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实践性进行研究与探索。更何况我国已对旧的金融体制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改革,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这些都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市场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引导公众的预期，促使市场自动进行调整，继而实现对经济的调控。在具体实施方面，我国中央银行在调整一年期存贷款利率过程中，为了引导人们的预期，也逐步对利率进行微调，具有利率平滑的特征，并且在调控政策出台之前中央银行会通过采访、讲话等渠道表明对货币政策的看法与意图，以便让公众进一步了解经济的运行状况，引导公众预期。这些都表明我国利率与中央银行沟通能引导预期，进而间接调控经济，而这恰好是泰勒规则的核心所在。因此,探讨泰勒规则及其扩展规则在我国的实践,将会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这里S表示央行对通货膨胀倾向的信号值，Syt表示经济增长的信号值，且錿～N(0,1)。
三、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的样本为我国2001-2009年的季度数据，总共36个样本数据。沟通数据和预期通货膨胀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余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一）宏观数据选择
1.官方利率。选择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2.产出缺口。本文根据累计名义GDP可以推算名义季度GDP。对名义 GDP 除以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得到实际GDP。再对实际季度GDP数据利用X-11方法进行季度调整,然后根据HP滤波法推算出潜在GDP。产出缺口=（季节调整的真实GDP-潜在GDP）/潜在 GDP。
3.通货膨胀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指标。目前计算通胀率的方法包括CPI 和GDP 缩减指数等方法，但考虑到GDP 缩减指数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这里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价格指数，并以此计算出季度通货膨胀率。
4.预期通货膨胀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城镇储户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13］本文采用预期物价服从均匀分布的概率来计算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5.预期产出缺口。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与GDP存在紧密联系，反映未来GDP走势，且只有很短的时滞。本文用他们来计算预期产出缺口。预期产出缺口=100［wln(CCI/CCI)+(1-w)ln(ECI/ECI)］，CCI表示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季度内的三项月度消费者信息指数的平均值表示；CCI*为消费者信心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均值；ECI表示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ECI*为企业家信心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均值；w表示他们之间的权重，本文取w=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