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矿难事故频频发生，无数生命瞬间灰飞烟灭，黑心矿主置矿工生命于不顾，利欲熏心，主管部门有法不依，出了问题总是推来推去……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规律?要是有那又是怎么运作?在如今建设和谐社会、能源需求紧张的大背景下如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从博弈学角度去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建议，以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矿难；博弈规则；对策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6-0049-04
0 前言
中国矿难的现状以及目前我国煤炭资源供需情况：
(1)矿难频繁发生，遇难人数触目惊心。2005《南方人物周刊》统计到2005年12月28日中国共发生115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平均每三天就有一起事故发生，造成1137人死亡，211人受伤，128人失踪，加上其他各类零星矿难，2005年中国有5986名矿工死于3341起矿灾。据2005年12月10日凤凰卫视不完全统计，中国2005年煤炭产量占世界第二，遇难矿工人数占世界总体遇难人数80%。据新华网消息，中国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局长李毅中表示，当局力争今2006年煤矿灾难的死亡人数控制在5770人以下，比这去年的煤矿灾难的死亡人数相比，下降了3.5%。李毅中说：“这个目标下降幅度不大，但要实现也不容易。”
(2)矿难发生后处理结果不透明，社会影响力不大。网页搜索结果如下：GOOGLE上输入中国矿难处理关键字，只通报了辽宁阜新、广东“8.7”兴宁矿难、和顺矿难处理结果、河南平顶山矿难处理结果等极少数处理结果。而BAIDU.COM里面则只有辽宁孙家湾特大矿难处理结果批文。
(3)媒体报道疲痨，群众关心减少且习以为常。在BAIDU.COM上搜索中国矿难，在结果中分别搜索2004、2005、2006 的结果是2004年有36400篇涉及，2005年有57500篇涉及，2006年截止2006年12月27日有43400篇涉及，明显看出媒体对中国矿难的关注由少变多又由多变习以为常的一个过程。
(4)市场对煤炭需求旺盛。尽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由于路径依赖的制约，时至今日，经济的发展仍未能摆脱粗放、外延的模式。经济发展对能源的倚赖度居高不下，以煤炭为例，据中国行业研究网撰文指出，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生产弹性系数已经高于1，也就是说目前我国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需要煤炭增长至少1个百分点； 2003年我国的GDP总量达11万亿人民币，占全球GDP的不到3%，而同年消耗煤炭却占世界总消耗量的30%，同时，能源的利用效率偏低，每增加1美元GDP，中国所耗能源为世界平均量的3倍、美国的4.7倍、德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由于我国煤的消费量占了能源总量的74%，估计今后20年也将维持在70%左右，在上述两个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长对煤炭的需求十分高昂。据有关部门最近的预测，到2010年，我国的煤炭产量需要翻番，达到年产30亿吨左右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2004年我国的煤炭年产量也才19亿吨左右。煤炭价格的高企有着坚挺的需求基础。
1 中国矿难的原因(建立博弈模型)
矿难中的博弈发生在以下4个博弈主体之间：矿工，矿主，地方主管部门以及中央政府。以下通过分析建立这四个主体目前的博弈关系说明中国目前矿难频发的原因是由其背后的博弈规则决定的。
1.1 矿主与主管部门之间的博弈
模型设计假设：以一个1个储量价值为10个单位货币的煤矿为例，现有国家资源税政策是按照每单位储量收取一定单位金钱，我们这假设为5单位货币，而且国家规定一个煤矿正式开工前要具备四个许可证和2个生产证书，按照每个1个证的办理成本为1个单位货币，成本由矿主和主管部门平摊，规定疏忽管理的定义暂时为不需要办理安全证书，且假设每少办一个证书，矿主给予主管部门0.5个单位的贿赂。
模型设计如下：
模型分析：通过图1.1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来，不论对于矿主还是主管部门来说开矿都是他们的严格最优策略，而(开矿，疏忽管理)则是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于是就会出现很多证件不起甚至证经营的煤矿，这为矿难埋下了伏笔。
1.2 煤炭产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
假设存在着这样的关系，政府负责人的升迁级别与该地区GDP年增长率成一个正相关的比率。
1.2.1 在政绩与被提升关系方面的博弈
模型设计假设：假设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整体效应为10个单位，经济减速给社会带来10个单位的损失。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照6：4的比例分享或者分担经济增长或者减速的后果，如果经济增长中央政府会拿出10%的所得奖励地方政府，如果经济减速中央政府会在经济减速后地方政府所得中抽出10%作为惩罚。
模型设计如下：
模型分析：由上图可以知道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加方面与中央政府有着同样的热情，而且在现行的体制下，GDP的增加于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仕途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作为产煤区政府很乐意看到多挖煤多开矿的现象。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一方面强化了财政分权，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于是地方政府竭尽权利开拓地方财源，各类企业无疑是政府格外关注的对象。在沿海省份，吸引外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制造业水平、培育第三产业成为政府的首选，而在产煤省区地方政府开拓财源面临着政策、区位、市场环境、人才等众多的约束，煤矿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方财政的支柱。同时，随着“发展是硬道理”的日益深入人心，加之全国上下对快速发展的期盼与认同，结果使得地方政府官员误以为增长就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就演变成了“增长第一”、“GDP挂帅”，很多地方甚至将GDP作为评判干部政绩的核心指标。于是GDP指标成了不少地方官员的追求，成了他们发送政绩的信号，为此甚至不惜浮夸造假。根据2005年3月10《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竟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6万亿元。此种情之下，产煤省区的地方政府对煤炭企业自然是格外“垂青”，与其造假的GDP，还不如从煤矿挖潜创造真的GDP。从而煤炭企业就会想方设法提高煤炭的产量，根据网上资料2004年，全国27个产煤省区中，有20个省区超产，其中19个省区超产在10%以上，福建、陕西、北京超产均在50%以上，约1/3的国有煤矿生产负荷过重。煤炭企业超标生产成为矿难的另外一个伏笔。
1.2.2 在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政策方面的博弈
模型设计假设：假设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政府政策时严格落实付出的成本是-2，中央政府严格监督所付出的成本是-2，而疏忽监督只要成本-1，而地方政府敷衍时则不需要付出成本，此时中央政府若严格监督则地方政府会被处以-1的惩罚并要求其严格落实，这两项成本加起来为-3，则下表的一个均衡是(0，-1)，既地方政府敷衍中央政府政策，且中央政府由于种种原因也疏忽监督。
模型设计如下：
模型分析：由图可知由于监督成本的存在，中央政府在没有出问题之间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情况更愿意疏忽监督，而给予地方政府信任，而地方政府正是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就会真的采取表面化敷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