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李济深的青年时代，清王朝昏庸腐败，帝国主义不断入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父亲萌发了反清爱国思想。他投笔从戎进入保定军校学习，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开始，先父就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学生、部下和忠实战友，投身革命洪流中，成为一名得力干将。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先父为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而奋斗终身。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杰出继承者。
决心追随孙中山
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10月，我父亲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该校当时是清王朝造就高级军事人才唯一的高等军事学府，由段祺瑞担任督办（即校长）。当时，先父受到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同盟会会员胡汉民等人的启发教育，投入反清斗争中。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大军，不但为制定作战计划出谋划策，而且直接到前线指挥，表现勇敢。
1913年，保定军校改称陆大迁到北京，先父返陆大学习，一年后成为陆大第三期毕业生。父亲一贯成绩优异，表现良好，经校方决定，他留校工作，出任卫生教官，外兼陆军部军事编辑局编修。
1920年，先父在陆大任职已五年，精神上感到很压抑，因为此时陆大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政治空气保守、落后，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既得不到重用又不能有所作为。父亲将希望寄托在南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上。
北伐军�下称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是先父的挚友。早在1903年父亲十八岁时，在广东黄埔陆军中学读书，后转入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在这里，父亲做学生营排长，邓铿当时是连长，二人相交甚密。邓铿早就是同盟会会员，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当时孙中山嘱咐邓铿择优创编第一师，充当革命军之主力。邓为此多方网罗一些较有朝气的军官和陆大毕业的军官，曾函请伍观淇回粤相助，而伍则向邓力荐我父亲，并劝我父亲先回广东去看看情况。
1921年春，在回广西老家探亲的路上，先父遇到了邓铿，旧友重逢，无话不谈，父亲因此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邓铿遂以师部参谋长名义相邀，恳请父亲辞去陆大的职务，留在粤军第一师工作。
同年7月25日，孙中山委任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马君武知父亲原为广西人，能文能武，遂特邀父亲回桂任省军务处参谋长。
与此同时，京方陆军部知桂、粤两方均请父亲南下供职，唯恐失去人才，便以军事编辑局局长之职挽留。此时，父亲面临三方之请，何去何从？
五年多的北方生活，令父亲悲观失望。而广东在孙中山领导之下，已呈现一派革命气象，且父亲出身于粤，又感激邓铿之见重，便允邓请，决意助其整理部队。至于北京、广西两方面之邀请，父亲均婉言辞谢。至此，父亲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
为孙中山解困
1921年4月，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军民欢迎之下，宣誓就职。
父亲留在粤军一师后，全权负责整顿训练一师，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被任命为第一师参谋长。邓铿是粤军总参谋长，陈炯明是当时的粤军总司令和一师师长。
在整训中，父亲大胆提拔和任用一批从军校毕业的优秀青年军官，邓演达、叶挺、蒋光鼐、蔡廷锴、陈诚、钱大钧、薛岳等，都是在父亲的重用和培养下，成为第一师的得力干将，并在后来的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中成为著名的高级将领。
经过半年的整顿和训练，第一师成为广东革命政府中战斗力最强、素质最高的军队，并在东征中战绩赫赫，声威随之大震。
在孙中山筹备北伐和出师北伐的过程中，陈炯明欲在广东独树一帜，自成局面，反对北伐。粤军总参谋长邓铿和父亲支持孙中山，二人便经常商量维持革命大局的办法。而这招来了陈炯明兄弟的嫉恨。1922年3月，他们在火车站残酷地将邓铿暗杀了。孙中山在桂林得知此消息后极为震惊和悲痛，立即召开会议更改北伐计划，调粤军第一师参加北伐，改道由广东出师，并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和粤军第一师师长职务，促其反省。之后，总司令由李烈钧担任，一师师长由梁鸿楷担任，父亲仍任一师参谋长。后孙中山亲临一师，令其参加北伐。
当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之时，陈炯明令其党羽叶举兴兵作乱，竟于6月16日炮轰观音山总统府，企图杀害孙中山。一师立即奉命回师广东平叛。但由于第一师的部分军官，特别是中上层军官与陈炯明关系密切，在这场斗争中企图保持中立。这使我父亲很痛心，也非常愤慨。于是，他辞职返回广州。在返回广州前，他还发电报痛斥叛军。路经惠州时，他找到陈炯明，要和陈炯明当面对质。陈见到我父亲，脸色陡变，连说：“不关我事，不关我事，是叶举干的。”
此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认为第一师还有相当影响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立即派人秘密返回广州，指示我父亲不要离开一师，要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我父亲遵令执行。
孙中山在困境中想到了我父亲，并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说明孙中山对我父亲是了解的，信任的。
1922年12月，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12月28日，我父亲率领粤军第一师在封开起义，调转枪口，会同“西路讨贼军”滇桂军，指向陈炯明的叛军，攻肇庆、克三水收复广州。1923年1月16日，陈炯明率部逃离广州，仓皇逃往惠州，讨陈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
由于功绩显赫，3月，父亲被提升为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
我父亲没有辜负孙中山的重托，他恢复、发展并掌握了粤军主力第一师，完成了作为内应的任务。从此，第一师又为孙中山所掌握，成为革命的劲旅。
之后，广州大元帅府组织第一次东征。我父亲派陈铭枢旅与黄埔军校学生军协同作战，全歼陈炯明反叛部队，取得了东征的全面胜利。
鼎力建黄埔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新组织革命政权后，鉴于前两次护法战争失败的教训，他认识到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有的军阀、官僚、政客混到国民党内部，窃取了重要的职位和权力，在革命的关键时期，他们背叛革命，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因而孙中山一方面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学习苏联建军的经验，创办军官学校，训练革命的军事人才。1923年10月，国民党中央做出了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的决定。
孙中山任命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筹备会的委员长，但是蒋对孙中山的联俄方针有怀疑，他辞职离开了广州。这样，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代理蒋的职务，廖公务繁忙，遂指派我父亲和王柏龄等人为筹备委员。
廖请当时担任第一师师长的父亲给予大力支持。黄埔军校在筹办过程中，在经费、武器、干部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滇、桂、赣、湘军等部，表面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实际上他们认为孙中山建黄埔军校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因而在各方面均不提供支持。
而我父亲则相反，他从革命大局出发，对筹建黄埔军校非常拥护，坚决支持，他以一师师长掌握的实力做后盾，支持军校。为解决急需的军费，父亲从粤军一师提出现款三万余元交军校使用；军校无枪进行训练，我父亲又从一师部队中提取二百支枪；父亲重用和培养的邓演达、钱大钧、严重、陈诚等人也都被孙中山调用委以军校重任。
1924年8月，孙中山委任我父亲代理“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主持学员的考试、录取工作，4月9日，“入学试验委员会”刊登启事：“以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旨行之，以期选拔人材，无负重托。”学校第一期录取学员近五百人。
终于，在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后，百感交集地对父亲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第一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作了支持，谢谢你！”
父亲在大革命时期
广西与广东地域相连，能否统一广西直接关系广东革命政权的生存与发展。为了统一广西，孙中山特意在西江地区建立了西江善后督办公署，他亲自破格委任担任第一师师长的我父亲兼任西江善后督办、梧州善后处长等要职。父亲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使广西、广东在政治、经济上统一，为孙中山的革命政权提供了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根据地。这是先父在大革命时期对民主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
1924年，冯玉祥将军拥护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发动“北京政变”，冯将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北上后，突然病重，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
孙先生去世，父亲极为悲痛，1925年3月24日，广西梧州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到会群众约五千人。我父亲主持大会，发表了演说，宣读了祭文，并题了“循遗嘱数言，非到建国成功，虽死不瞑；为群众一恸，岂第感恩知己，独恋其私”的挽联。
一个月后，在先父的倡导下，梧州市建立了我国第一座孙中山纪念堂。
1925年全歼陈炯明的反叛部队后，广东并没有得到统一，邓本殷在南部发起的叛乱还没有得到平息。11月初，我父亲奉命由紫金前线回援讨伐邓本殷的南路军，并任南征军总指挥。22日，南征军胜利进驻琼州，广东全省获得统一。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在我父亲班师之日，广州国民政府特地召开盛大的欢迎会，热烈欢迎我父亲凯旋。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及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也参加了欢迎会，并与我父亲热烈握手，表示欢迎。苏联代表团还向他赠送了许多纪念品。
父亲南征途中，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虽然他未能出席，但由于他三年来在荡平西江、肇庆练兵、统一全桂、黄埔建校、两次东征、南征等战斗中战功累累，贡献重大，大会选举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除此之外，1925年4月至6月，滇桂军阀得到帝国主义支持，认为有机可乘，杨希闵、刘震寰率部叛乱威胁广州，我父亲率领第一师、黄埔学生军，与朱培德的赣军、谭延�的湘军协同作战，打垮了叛军，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巩固了广州革命政权。同年8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出统一编组国民革命军的决议，决定取消粤军、滇军、湘军，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五个军），粤军一师改编为第四军，我父亲任军长，这个军实力最强，下辖四个师一个独立团，叶挺任独立团团长。
当时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曾称赞说：“由于李济深、陈铭枢坚定地靠拢党（国民党），这个军将是国民党在粤军中的柱石。”
至此，两个革命根据地达到统一，为国民政府举行北伐，以武力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准备了良好条件。
1926年，父亲支持李宗仁提出的建议，力促北伐实施。在5月20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他慷慨陈词：“今日北伐实在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第四军也已准备牺牲……”在他的呼吁下，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立即进行北伐。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父亲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留守广州，同时兼任北伐军后方留守总司令，指挥广东七个警备区，保证后方根据地的安全；同时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保证北伐军的军需补给。9月，为了保障北伐军的后防交通线不被敌军截断，我父亲亲任攻赣总指挥，率先取得了收复赣州的胜利。
我父亲没有亲自在前线指挥战斗，但由他缔造的第四军却是整个北伐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四军在北伐进程中，特别是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及武昌的战役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被誉为“铁军”，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特令嘉奖。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6年1 1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由广州迁往武汉。迁都前，为加强广东的工作，国民政府对广东省政府进行了改组，任命我父亲兼任广东省主席及省军事厅厅长、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12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由父亲任主席，管辖两广、福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他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我父亲在发展国共合作事业中表现堪佳。他在创建福建人民政府时，以政府的名义与中共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合作。抗战前夕，他与著名共产党人宣侠父等合作。在抗战期间，我父亲虽然先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要职，但他多以个人的名义与中共合作：如在战地委员会内与周恩来、张友渔等共产党人合作；在桂林办公厅，与中共八路军驻桂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等同志合作。
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改造国民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以政党的名义与中共密切合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内形势迅速变化，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父亲将不满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的各派民主势力联合起来，团结国民党内民主派分子与反民主势力进行斗争，促进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争取抗战后国家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在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时，父亲与何香凝、蔡廷锴等人曾多次酝酿组织真正忠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民主派的政党问题。何香凝表示组织政党仍需要保留“中国国民党”名义，于是确定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还草拟了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于1946年春宣告成立，由我父亲任主席。该会发表宣言，宣布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
1946年年底，蒋介石三次邀请我父亲到庐山商谈国事。父亲上山后，批评蒋的政策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背道而驰，劝蒋介石必须遵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家民族着想，建设中国，不打内战。蒋不置一言，无意实行民主。先父写下二首《七绝》明志：
万方多难上庐山，为报隆情一往还，
纵是上清无限好，难忘忧患在人间。
庐山高处最清凉，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生成庸俗骨，由来不惯住仙乡。
从此，先父正式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决裂，走上反蒋、民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
1947年11月12日，由父亲和何香凝等同志在香港集结力量，召开国民党民主派代表大会。1947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父亲说：“今天适逢总理诞辰之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我党再生的意思。”会上父亲宣布“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号召大家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推举先父为主席。
1948年5月，我父亲和何香凝代表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一起联名致电毛泽东，公开表示响应其号召。同年12月，父亲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秘密离开香港坐船到东北，后到北平，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
从此，民革成为中国重要的参政党。■
（本文作者为口述史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