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射天狼》到《让子弹飞》】射天狼

  谁是朱苏进,你可能不知道,但是,《鸦片战争》、《康熙王朝》、《我的兄弟叫顺溜》、《三国》、《让子弹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热播影视剧你一定知道或看过,它们的编剧就是被中国编剧界称为“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的独唱金鸡”朱苏进。
  “《让子弹飞》不是我的功劳,而是编剧的心血。”这话是著名导演姜文2010年12月20日面对媒体时说的。当时,他执导的以西部、喜剧、传奇为要素的贺岁电影《让子弹飞》正成为坊间的热门话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姜文将《让子弹飞》的成绩归功于以朱苏进为首的编剧团队。
  朱苏进堪称中国编剧界“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的独唱金鸡”,先后创作了《康熙王朝》、《郑和下西洋》、《朱元璋》、《我的兄弟叫顺溜》、《三国》、《让子弹飞》等剧本,他的作品无不以另类的情节构思和幽默、雷人、诙谐的语言风格,在挑战观众的极限之余收获了让人咂舌的“名与利”。正是因为如此,朱苏进被冠以“中国编剧界的凤姐”的高帽子,但他却“仍不思悔改”,总是哈哈一笑:“只要精彩,你骂我爹都行!”
  
  十八岁开始“编”小说
  
  1953年4月,朱苏进出生在南京涟水的一个军人家庭,五岁那年跟随父母移居福州。快读完小学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只得辍学回家休养。后来病好了,正好赶上“文革”,朱苏进没地儿上课,想去参加大串联又因年龄不够被拒绝了,无奈之下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里。1969年10月,在父母的安排下,十六岁的朱苏进坐着一辆军用大卡车来到厦门前线某部炮兵连,做了一名大火炮瞄准手,此后因头脑活泛和表现优异历任计算员、侦察班长、指挥排长、副指导员等职。
  别看朱苏进只有小学文化,但早年在图书馆的几年埋头苦读已开阔了他的视野。军营三点一线的日程,让他体验到生活的酸甜苦辣,因而他慢慢地涌起了写点什么的冲动,于是尝试着动起笔来。不承想,绞尽脑汁地写出的东西投给了军报,却像泥牛入海一样有去无回,久而久之朱苏进不由得失落起来:“唉,写了这么多,连个豆腐块也没有发表,我咋就那么笨呢?”正郁闷呢,有人过来指点了:“嘿,小娃子,想发表文章啊,先向老大哥学习呗……”这位老大哥,是朱苏进所在部队一个优秀的新闻报道员,曾在团报、军报和省报上发表了大大小小无数文章。一语惊醒梦中人,朱苏进高兴得一蹦老高。结果,一番跟屁虫似的请吃请喝之后,朱苏进吃惊地发现:所谓秘诀,不过是“编造”而已,“他比我会编、能编”!
  打那以后,朱苏进见缝插针地利用休息的时间躲在炮车里“编”故事,最终真的“编”出了一篇名为《第一课》的小说,并投给了一家报纸。没想到,幸福来得既突然又猛烈:1971年,《第一课》整版见报,立时惊动部队全体官兵。尝到了甜头,朱苏进乘胜追击,很快“编”出了第二篇小说《镇海石和瞄准点》。他鼓足勇气投给了当时全军唯一一份文学刊物《解放军文艺》,结果又是“一投即中”。这下子,朱苏进彻底把握了“编”的技巧,一篇篇小说“应声落地”继而悉数发表,大大地提升了他在部队的知名度。而于1978年和1980年在赫赫有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惩罚》和《在一个夏令营里》,更让他出尽了风头。
  
  一部转捩之作《射天狼》
  
  看到朱苏进是一棵苗子,上级领导有意好好栽培他,先把他借调到北京《解放军文艺》做编辑,后把他提调至南京军区创作室做专职创作员。
  由业余转向了专业,朱苏进喜不自禁,但“在机关好吃好喝地住了一段日子”之后,他慢慢地感觉头脑空白笔头生硬起来:“天,咬了半天笔杆,一个字也没有‘编’出来!”
  也难怪,从普通一兵到坐进机关,当最初的庄严感与新鲜感消散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难以排遣的厌烦与无聊了,还哪里有心情好好地读书、写字?更何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时代主题和大众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再唯政治运动是瞻,而是转而追求人性的光芒与亮点。认识到这一点,朱苏进开始有意无意地尝试改变。恰在此时,军旅作家徐怀中写的《西线轶事》又给了朱苏进一个“有力的提醒”――这篇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小说,抛开描写战争过程、战斗故事等一眼就能看得见的“战争之树”的“树冠”的既定模式,浓墨描写“战争之树”的“树根”,即透过硝烟炮火去揭示和显现发生战争的特定时代;就连主人公即军人形象的塑造,也由以往的追求高大完美和“神化”、“净化”,转为注重刻画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有了这样的认识,朱苏进遂向领导打了个请示报告:“我要求回基层连队体验生活……”
  在基层,朱苏进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灵感,开始写作描写炮兵生活的《射天狼》。在这部小说中,朱苏进成功塑造了兼具军人义务和家庭义务的当代军人的形象,并进而揭示当代职业军人在和平时期满怀壮志却无处可施,只能陷入虽然睿智却无用武之地的思考中的那种“引而不发”的痛苦状态。小说一经发表,立时就因在中国军旅文学上触及了此前一直被忽视的精神层面而备受称赞――评论界认为《射天狼》“开拓了军旅小说的心灵空间和存在内涵”,从而给朱苏进带来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声誉――“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昆仑奖”、“福建省优秀作品荣誉奖”……朱苏进由此蜚声文坛。
  从这以后,朱苏进一发而不可收,基本上以每年一部的速度连续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军旅题材小说。“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孤独而自尊的,思维冷静,却总和现实发生无奈的碰撞,他们永远向往着军人的最高境界”,朱苏进从而与莫言、周涛一起并称新军旅作家“三剑客”,斩获了一大把各类奖项。同时,由于他批判的目光已经不仅停留在军事题材的层面,而是拓展到了对整个社会人性的思考中,因此使得他的创作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开始写作到鼎立文坛的二十余年间,《射天狼》显然是朱苏进创作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对于朱苏进个人来说,这是一部转捩之作:它一方面挣脱了以往深重的政治文学的阴影,显得清俊而脱俗;另一方面开始显露了他独特的个性,显示出一种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风范。
  
  “中国编剧界的大哥大”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思路活跃且写得异常顺手之际,朱苏进却选择搁置小说创作转而投身影视圈编起了剧本。这一年是1996年。
  朱苏进的转行纯属偶然。是年夏天,朱苏进花八千多元买来调剂身心的索尼音响出了故障,他跑遍南京的大小维修店还是没有修好,一气之下抱起来就找到设在上海的特约维修店,检查结果不过只是一处线路接触不良而已,六元钱就搞定了。“狗日的,一点小毛病,害得我大热的天巴巴跑这么远……”出得门来,心情不佳的朱苏进埋着头急匆匆地赶路,不想和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巧了,刚好是一位道中朋友。人家盛情邀约“陪我走一遭吧”。原来,朋友要去参加著名导演谢晋主持的制作一部反映鸦片战争题材的电影研讨会。对于这个主题,早已写过许多军人悲壮生活的朱苏进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因而在会上轮到他发言时,当即就把自己心底的感觉说了出来:“谢导,您的这种举动有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没想到,散会后,谢晋乐颠颠地找来了:“没得说了,你来写一个剧本吧,就叫《鸦片战争》!”朱苏进立时晕了:老天啊,皇上看上咱啦!谢晋,那是何等人――我可是看着他的《红色娘子军》长大的呢!
  初涉影视圈即做编剧,朱苏进战战兢兢地创作出了《鸦片战争》。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当日,《鸦片战争》全球公映,瞬间就以雷霆之势横扫各地影院,创下了国产片在国内外的最新票房纪录,成为当时相关题材电影中的佳品……这下子,朱苏进乐了,更让朱苏进乐得合不拢嘴儿的是,他从《鸦片战争》中收获了整整十六万元的编剧稿酬,远远超过了他之前写的所有小说的稿费和版税的总和!哗啦啦地点着钞票,脑子里慢慢地冒出了一个“坏坏的念头”来:“对呀,既然写剧本这么赚钱,那还写啥小说啊?以后就只写剧本了!”
  也真是巧了,朱苏进的话音还未落下呢,知名制片人刘大印就捧着电视剧《康熙大帝》的邀约上门了。前前后后忙乎了整整一年,朱苏进终于拿出了一本厚厚的朱氏《康熙王朝》。2001年,长达四十六集的《康熙王朝》刚一亮相,就凭借紧张曲折的剧情以及陈道明、斯琴高娃等人的出色表演吸引了观众的热情关注,斩获了不菲的收视率不说,还带动了原著的又一轮热销,而朱苏进也从中拿到了一集一万共计四十六万元的编剧稿酬,并由此跻身中国一线编剧阵营。
  从此之后,朱苏进一头扎进了历史题材剧本的创作中,于是一连串的“古装大戏”喷薄而出。
  在《江山风雨情》中,朱苏进塑造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帝王形象:励精图治、渴望中兴的明朝末世帝王崇祯;厉兵秣马、雄心勃勃的清朝开国之君皇太极;雄才大略、几度沉浮的乱世枭雄李自成,这三个人物形成剧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主体。直使此前发誓不再接演古装戏的陈道明看了剧本后兴趣大增,竟然不惜食言饰演主角。
  《三国》是朱苏进遭到非议最多的一部戏。在剧中,朱苏进大手笔做“整容”手术:撇掉桃园结义,直写曹操刺董卓;曹操杀了吕伯奢全家,逃至半路突然站住,不是要回去安葬吕伯奢而是要回去拿酒和肉;刘备三顾茅庐,张飞一把火烧了诸葛亮的草屋,还叫嚷“你助我哥哥打天下,得天下以后我给你盖一座八百里大的草屋”;丢弃原著中曹操的凶恶,只讲他的雄才大略、爱才如命;撇去文言文,用现代白话文作为历史人物的台词,还设计了好多后来才有的经典话语……质疑也好,非议也罢,高收视率确实不容置疑。制片人杨晓明曾对媒体如是说:“这部《三国》,好几家都想拍,最后我胜出了。究其原因,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朱苏进写的剧本!”
  《我的兄弟叫顺溜》是朱苏进通过小人物刻画形象、描写战争的一个典范。在剧中,朱苏进刻画了一个虽然毛病很多甚至还不断犯各种小错误,却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底线的很有味道的军人形象。此剧一播即引起了轰动效应,并因此铺就了草根演员王宝强的星路。
  可以说,朱苏进的每一部剧本问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高度的诞生――虽然总能引起或多或少的争议,比如在《我的兄弟叫顺溜》中他无视“当年八路军没有狙击手”的质疑、在《江山风雨情》中他让崇祯死在陈圆圆的肩头而不是景山树枝上……但就像他说的“没有关系,有争议好,争议越大越好”那样,最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挑战观众的极限之余优哉游哉地斩获着各种“名与利”。
  从这个角度讲,朱苏进无愧于“金牌编剧”的褒奖。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正是看中了“挑战观众的极限”这一点之后,向来以才气和霸气著称的大腕导演姜文在2009年初计划拍摄自己的第四部电影作品《让子弹飞》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让朱苏进来担当首席编剧。
  《让子弹飞》的题材,取自四川作家马识途短篇小说集《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一节,讲述一个发生在北洋军阀时期土匪和骗子之间的传奇故事。在姜文的《让子弹飞》创作会上,应邀赶来加盟的朱苏进坐在了“头把交椅”上,他一边哗哗地翻弄着原著,一边啧啧地砸吧着嘴巴,慢条斯理地说着:“原著中虽有近乎疯狂的年代背景和奇巧的人物设置,但仍给电影剧本的改编预留出了巨大的创作空间……”于是,一番一轮又一轮的改编之后,《盗官记》在以朱苏进领衔的编剧班子手中变得“人物更充实,关系更复杂,情节更曲折”起来……一年多之后,这部以“让子弹飞”命名的电影果真就以“子弹飞”的速度在2010年岁末创造了一连串的惊人纪录,成为整个社会热议追捧的话题。
  最终,《让子弹飞》赢得了“中国版的《阿凡达》”的美誉,随之而来的是朱苏进的名头再度响彻中国编剧界。
  弹指一挥间,从写小说转至写剧本,已然十五年。
  曾经,在《我的兄弟叫顺溜》热播之际,有人向朱苏进打趣:“写小说和写剧本,哪一种创作更为‘顺溜’?”问罢,眼巴巴地等待着早已从写剧本中赚得盆满钵溢的朱苏进回答“写剧本顺溜”呢,不想却见他不紧不慢地说,两种创作都喜欢,但无疑写小说更“顺溜”:“写小说是一对一,自己对着一盏孤灯,有一种很沉静的心境,因此很愉快――即便日后出版了也是一个人在看,不会出现全国几千万人同时看一本书的情况,也就没那么多想象不到的意外。与之相反,写剧本却是一对多,虽然也有文学化的部分以及和小说有相通的地方,但它的快乐要比写小说少得多。而且,一部影视剧的创作过程往往是一堆人,有一些市场化的、商业化的东西,很多时候不得不做一些妥协,而这种妥协有时候很勉强,也很无奈。”
  此情此景,正应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老话。好在,朱苏进终于开始有了“觉醒”,他说:“不管你信不信,我最终还是要回去写小说的。你问我要过多久,我不知道。”■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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