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_张季鸾与杜月笙的交往

　　民国时期《大公报》主笔、被誉为国士的张季鸾，交游广泛，举凡民国时期各界人物，皆与之有过交往，不少人乐与之为友，并引以为荣。他作为一介文人，甚至和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人物、青帮大亨杜月笙，建立了传奇式友谊。
　　
　　经历相似，道路各异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于上海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小于籍贯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出生于山东的张季鸾仅仅五个月，可以说是同岁。因为杜是旧历七月十五（俗称中元节，是鬼节）生的，取名月生，后改名为镛，号月笙。他们虽说出身不同，但少年经历极其相似，不过杜月笙的幼年更加令人怜悯。杜月笙仅仅还是个四岁的儿童时，亲生母亲便撒手人寰；六岁时，多年在高桥镇一家茶馆当堂倌的父亲杜文庆也去世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幼儿，由继母和舅父养育长大，看尽了人世间的眉高眼低。
　　他们就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分别遇到不同的“贵人”。杜月笙长到十四岁时，发誓要出人头地，外出打工。他对家人说：“我进攻的矛头直指五彩缤纷的十里洋场!”舅父就帮着外甥联系到上海一家水果行当学徒。这个瘦弱的少年，下狠心要学成本领，出人头地。他先在水果店当店员，练就了一手削梨的好功夫，还得了个外号“莱阳梨”。但是，他发现要在十里洋场混下去，就得适应社会，不得不与地痞小流氓为伍，开始赌博，以适应“潜规则”。他这些恶习被水果行老板发现后，恐以后牵连到自己，就将其开除。他不得不转到另一家水果店当学徒，为了立足，又拜青帮老头子陈世昌为师。杜月笙十九岁时，陈世昌引荐他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黄金荣当时任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其势力不但遍布全上海，还达到了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他对处事机灵、善解人意的杜很赏识，很快提拔他由“佣差”升格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杜月笙善待同伙，和黑白两道人物及租界搞好关系，很快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让黄金荣刮目相看！此后，杜月笙渐渐做大，甚至可以和其他黑道人物称兄道弟。到了1925年7月，与黄金荣等合伙成立“三鑫公司”，左右逢源，甚至垄断法租界鸦片买卖，并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在上海滩胜出。
　　张季鸾和杜月笙，一个是西北边地人，一个是东南十里洋场人，虽说少年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且身份差异很大，但不妨碍他们后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长相上可以说很相似，不仅身材都长得很瘦弱，而且都是一副长脸，眼神看起来忧郁。更重要的是，他们志趣、爱好、性格，也有共同之处，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
　　杜月笙虽出身社会最底层，少年时代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又走上黑道，但他很看重文化，可以说在十里洋场三大亨中确乎属于另类。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养，成为大亨后在自家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然而毕竟识字少，他本人无法读懂，就重金聘请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从中学习历史知识，也学古人的处世方式。文化的熏陶，使杜月笙脱胎换骨。杜月笙喜欢人们称呼他为“杜先生”，他非常注重仪表，不论天气多热，他都穿长衫，而且最上面一颗纽扣都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追随张季鸾办《大公报》的著名老报人徐铸成，晚年回忆他第一次陪张季鸾见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定是粗俗不堪，青面獠牙，见了面竟然很吃惊，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儒雅斯文的瘦削老人，写得一手好书法，签名相当漂亮。
　　张季鸾青年时代留洋，学贯中西，不仅日文很流利，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社会很有研究，而且文史功底深厚，诗、文、书法，自然很有造诣。特别是他受儒学一个重要流派关学“为万世开太平”思想影响很深。他回国后很少穿西装，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一袭长衫，而且酷爱中国传统戏曲。他无论两度从政，还是办报，始终保持传统文人的形象，不愿戴高高的官帽，为人处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人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把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
　　
　　同样受蒋介石器重
　　
　　杜月笙了解张季鸾，大约是在1911年张担任孙中山秘书时。当时，两人身份差距很大，杜仅仅是一个小人物，虽然无缘结识张，但对张极其敬仰；后来，张季鸾辗转京沪办报，特别是在上海主办《中华新报》，外国记者每以其社论全文转发本国。杜月笙常常让师爷给他读报，《中华新报》就是最重要的一份，对和他同龄的张季鸾仰慕有加，曾托人打听张的身世，试图结识。不料，就在这一年，《中华新报》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还没有发达的杜月笙曾说：“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胆识和智慧。张季鸾先生是有血性的汉子！”还派手下到首都警察厅疏通关系，对张多方照顾。后来，经国会抗议，白道张耀曾、黑道杜月笙等多方营救，张季鸾才获自由。
　　1927年年初，蒋介石决定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势力等反对派进行清洗，让戴笠找到杜月笙。以“会识人”著称的杜月笙，曾经和戴笠结拜为兄弟，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并组织手下，出面维持十里洋场秩序。在1927年4月11日晚，先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因此深得蒋介石信任。
　　张季鸾对所谓“清党”持否定态度，对杀戮青年更极其反感。他于这一年4月29日，在《大公报》刊出社评《党祸》，不仅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民族精英的罪行，而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杜月笙这样的寄生阶层，表示抗议。杜月笙心中有愧，加上张季鸾远在天津，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鞭长莫及，自然也不能再有过分的行为。后来，张季鸾认清国民党内部纷争的缘由，不愿看到生灵涂炭，极其愤慨，在1927年11月4日于《大公报》刊发评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余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原因，是“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
　　到了1928年，张季鸾、杜月笙，人生都完全转机，受到蒋介石器重。先说杜月笙，正是因为为蒋介石清党立下功劳， 1928年，他四十岁时头衔很显赫：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上海总商会监委委员、上海中汇银行和东汇银行董事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华丰造纸公司董事长。蒋介石这样做则是利用其控制十里洋场。就在1928年，张季鸾看到连年军阀割据的国家有望统一，就他看来，能统一各路英豪者，舍蒋介石之外，谁也难担重任。因此，在《大公报》发表社论赞扬蒋介石。就在这时，传来蒋介石即将北上的消息。为采访这一重大事件，张季鸾请求冯玉祥将军帮忙。于是，7月1日凌晨，张即偕冯到郑州，迎接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北上专列。一路上，蒋介石得知张的经历和自己十分相似，惺惺相惜，一路交谈甚欢。对比自己小一岁的张季鸾，蒋介石礼敬有加，尊之为“先生”，并称赞其道德文章，天下无双，邀请张有机会到南京采访。这对前半生坎坷、两度入狱的张季鸾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第一遭。蒋郑重说：“北伐统一后宜亟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国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国运所系，应大家共勉也。”张季鸾“心事浩茫连广宇”。他觉得中国历年战乱，难得共主，加之日本又虎视眈眈，蒋介石虽然令国人不甚满意，而似乎差强人意，所以帮助树立威信，希望华夏从此一统，国家人民乃能安生，而外敌入侵，可以合力相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张、杜两人都不约而同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大公报》召集全体编辑开会，张在会议上宣布《大公报》今后编辑方针为“明耻教战，救亡图存”。杜月笙则组织恒社，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
　　1936年4月1日，张季鸾创办了上海《大公报》，报馆设在上海法租界。《大公报》在天津和上海两地发行。这不是扩张事业，而是形势所迫。其时，《大公报》涉足上海滩，和老牌的《申报》、《新闻报》抢码头，谈何容易。上海《大公报》头三天发行，报摊全部无货，而读者纷纷来电说没有看到《大公报》。原来，报纸全部被地头蛇收去，印多少，收多少。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面对这种局面，张季鸾请杜月笙出面调停。杜月笙正好也有和颇受蒋介石器重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进一步联络感情的想法，自然答应。杜对上海报业几家老板说:“《大公报》已经在上海出版了，有不周之处，请各位多多包涵。”一席饭局之后，双方和解。自此，杜月笙和张季鸾交情更深。挤进上海滩的《大公报》，备受江浙读者的欢迎，1936年底，日发行量一举超过了五万份。
　　
　　毁家纾难图报国
　　
　　杜月笙、张季鸾真正密切交往，则是在抗战开始后。在全民抗战期间，张季鸾和杜月笙的关系，达到了顶峰。他们一文人名士，一流氓大亨，毁家纾难，居然途殊同归走到一起，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文人和黑道大亨携手共赴国难的奇观。
　　且说西安事变之后的1937年1月，张季鸾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国士重任，北上北平，代表蒋邀请胡适等北平名流上庐山参加茶话会，促使胡后来出任驻美大使，争取美援，并促美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观。“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季鸾协助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最后关头》两篇文章，甚至忘掉“四不”宣言，把《大公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治使用”，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振奋人心的社评，批驳汪精卫“低调俱乐部” 散布亡国舆论，犹如给低迷的抗战形势打了一剂强心针，在当时影响很大。徐铸成后来回忆说：张先生“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
　　杜月笙在抗战期间，不乏华夏男儿的血性，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单说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杜月笙就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还收容、安置了大量难民，将一批批学生和市民通过自己的门徒送往大后方。更为人所少知的是，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在蒋介石授命下，杜月笙与戴笠合谋，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直接参与抗日军事行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有五个支队，其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他喊出“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口号，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又自己出钱捐赠了五千支快慢机手枪，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二十万个饼，其速度之迅捷，中外战争史上极其罕见。
　　张季鸾、杜月笙都主张团结中共抗战到底。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一直把中共当做一个政党看待，与国民党放在一个平等地位。在1934年6月，张季鸾派记者到红区采访，《大公报》副刊《国文周报》连续发表介绍苏区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文章。后来，在抗战期间，经张季鸾首肯，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写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志丹》等三十余篇通讯报道，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起到重要作用。张还参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颇受蒋介石称赞。杜月笙在“八一三”抗战期间，甚至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还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上海沦陷后，杜还不惜斥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
　　南京沦陷之后，张季鸾、杜月笙都“毁家纾难”。张季鸾拖着病体，辗转到武汉，选择“九一八”事变六周年这一天，出《大公报》汉口版，这是为了提醒国人勿忘国耻，主张一战到底，批驳议和派、投降派，宣传抗日民族英雄。他还通过《大公报》组织各种社会活动，从物质上为抗战事业尽上绵薄之力。1938年6月，张季鸾在汉口《大公报》组织话剧团演出三幕国防剧《中华万岁》，不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而且把票款收入全部用来购买药品分送给武汉各伤兵医院，用来救济伤兵，而演出费用则由大公报馆捐助。为了给中国空军培养人才，他在《大公报》首倡中国的滑翔运动，并于1939年购买一架德制滑翔机，命名为“大公报号”献给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发起了募捐救灾活动二十多次，劳军募捐活动十一次，并多次组织报纸义卖。为了使募捐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大公报馆常常带头出资，有时还发表社评，论述意义，言辞恳切，感人至深。
　　杜月笙虽然住在香港，但常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三十七队，后增至一百七十八队，共有工作人员近三千人。
　　
　　设计谋抽汪伪台柱
　　
　　杜月笙和张季鸾在抗战期间携手干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就是联手策反汪精卫干将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抽汪伪台柱；并公布“汪伪密约”，揭露汪精卫丑剧。
　　1939年，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一步一步在卖国的道路上愈滑愈远，步步加紧与日本人联系，指使其爪牙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在上海进行密谈，并草签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亲日的“新政府”。
　　汪精卫的行径，使蒋介石完全没有退路。当蒋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想抽他几根台柱，给汪拆台。因此，蒋介石一再通过张季鸾，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在这方面来一个“突破”，甚至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的走卒。
　　杜月笙领命后，让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收买汪的走卒。徐采丞通过抗日爱国的实业家黄溯初，探知汪精卫左膀右臂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遂立即到香港，向杜汇报。当天晚上，在张季鸾的联络下，杜就自港飞赴重庆，见到蒋介石。蒋面授机宜后，杜感到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到香港。他和张季鸾商量后，又找到徐采丞，嘱咐急办两件事：第一，请黄溯初火速到香港，跟他面谈；第二，转告在上海的万墨林，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地送到香港来。
　　黄溯初得到信息，立即乘船赶到了香港，把高宗武“深明大义，幡然变计”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盘托出了。杜得知高宗武的意图，担心有诈，找张季鸾商议。张季鸾分析道：“高、陶之试图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汪精卫对伪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也肯定早有所内定的。汪贼让陶任‘新政府’的‘宣传部长’，高宗武任‘外交部次长’。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自然萌生此意。”杜月笙道：“还是四哥看得清楚！”张季鸾补充道：“高、陶‘壮志’未酬，我方乘其绝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杜立即连夜飞到重庆，再次向蒋介石当面汇报。蒋得此确凿信息，喜出望外，还写了给高的亲笔信，托杜带去。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秘密潜入香港，见了杜月笙，亲手送上了带着的《要纲》，作为见面礼。杜月笙按照张季鸾的计谋，还让他们二人给《大公报》写了一封亲笔信。
　　《大公报》香港版是在上海沦陷后创刊的。张季鸾经常飞往香港，指导办报，同时治疗多年来越来越严重的肺病。但很少有人知道，张季鸾其实还负有极其重要的特殊使命，就是利用报人身份和精通日文的便利，联络杜月笙，搜集有关日本和汪精卫的情报，给蒋介石汇报。 1940年1月21日一大早，张季鸾得到了杜月笙送来的秘本《要纲》和有关资料，还收到了高宗武、陶希圣给《大公报》的亲笔信。
　　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张季鸾立即在22日《大公报》香港版刊登。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另在第九、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还发表题为《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的社评。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22日的《大公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但还是销售一空。1月23日，《大公报》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的谈话，27日还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对密约的出笼作了解释。在短短几天内，《大公报》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连续发表社评，猛烈抨击。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远在香港的杜月笙，专程特来吊唁。只见他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据杜老板的左右说，从没见过他这样伤心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下午，六十三岁的杜月笙在香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女儿杜美如回忆说：“父亲回光返照时，对身边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责任编辑/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