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一样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兴趣，没有一部小说的研究，像《红楼梦》一样曾激起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暴，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中国人都记得，1954年有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批判运动，引发这场风暴的是两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他们挥斥方遒，指点红楼，激扬文字，因一篇批判俞平伯的学术文章而跃上风口浪尖。而另一位“小人物”――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先为俞平伯辩护，后对俞平伯反戈一击。她在时代的大潮中沉浮，最终被政治运动淹没……
站在这场大风暴中心的，是俞平伯。
红学，1954，已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梦魇”……
俞平伯的学生写了一篇《新版〈红楼梦〉校评》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弟子顾颉刚、俞平伯加入，由此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
1946年，俞平伯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一直在中国文学系执教至1953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成立。该所成立后，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俞平伯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调至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
1948年年底，天玄地黄之时，胡适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挽留，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也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则成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 “第一人”。
俞平伯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表现积极，从其公开发表的诗歌可见一斑，如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以及赞颂抗美援朝的诗，诗云：“千里青山变了黄，终教胜利归吾党。”
1952年，俞平伯应文怀沙之约，在上海的棠棣书店出版了《红楼梦研究》。没想到销路很好，印了六版。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共谈，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此时，俞平伯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但在惯性的作用下，他治学走的仍是考据的路子。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三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陈述。
1953年秋天时，文学研究所安排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佩璋担任俞平伯的助手，协助俞平伯从事《红楼梦》研究工作。王佩璋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俞平伯在此任教，俞平伯是她的业师，他对这位文静的学生有着良好的印象。为何选择王佩璋做俞平伯的助手？这是因为她在《红楼梦》与中国古典诗词这两个方面很有造诣。在个人服从组织安排的年代，王佩璋做俞平伯的助手，和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同期学生相比，这应是一个上佳的选择。想来王佩璋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走出大学校门半年后独立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得到了国家级出版社的重视和赏识。从她随后代俞平伯所写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可以看出，这一对师徒合作得还不错。
如果没有1954年那场批判俞平伯的运动，王佩璋会安心地跟随俞平伯做学问，并会成为脱颖而出的“红学”研究专家。可是，她所处的时代没有给她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她的人生道路被外力左右，拐向前途叵测的荆棘之途。
正是王佩璋的代笔文章，激发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挑战的豪情，从而引发了那场举国震惊的批判运动。
1953年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汪静之整理的新版《红楼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排印本。汪静之是20世纪20年代的“湖畔诗人”之一，对《红楼梦》的研究并不内行，因此，这个本子存在不少问题。正协助俞平伯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王佩璋，发现问题后，写成了《新版〈红楼梦〉校评》一文，认为新版《红楼梦》“首先是关于本书的作者曹雪芹的生卒年与他的旗籍都有错误”，接着指出，“‘新本’虽然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
王佩璋将此文投寄《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编辑部。《文学遗产》采取了谨慎的处理方式，他们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佩璋的文章一并寄去，让他们核实。作家出版社收到转来的文章后，重新审查了《红楼梦》新版本，证明王佩璋的批评是合于事实的。
两个“小人物”发表了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
两个“小人物”是李希凡和蓝翎，二人都毕业于山东大学，是同学。王佩璋的文章与作家出版社的信于1954年3月1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李希凡与蓝翎的注意。时值春假，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同学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最近《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 二人又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也不以为然。他们开始着手写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挑战。几经周折，文章发表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九期上。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样一篇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文章一旦到了高层手里，就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个“小人物”无意中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不可预料的反应，这超出了两个“小人物”的预料。用李希凡自己的话来说，这时他已是“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了”。
李希凡因为这篇文章，开始了一段风光无限的航程。1954年当年即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他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而蓝翎的航程充满了莫测的风浪。1954年，蓝翎从北师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调到《人民日报》。1957年，蓝翎在《人民日报》被深挖出来，打成“右派”。蓝翎后来这样记述自己的喟然长叹：
偶因一念之差，沦为“牛鬼蛇神”，“咎由自取”，怨得着谁？谁让你探求什么“独立思考”来着！我只不过是这场大悲剧中一个无足重轻的青年作者而已。反“左”防“左”被“左”毁，“生逢其时”，三生有幸也。
两个“小人物”在大时代的潮流中沉浮，身不由己，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命运的起落荣辱，社会潮流、时代风云辉映其间。
江青读了两个“小人物”发表的文章
江青读了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大为赞赏，就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认为不错，就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要求转载此文。邓拓在未同直接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商量的情况下，派人找到李希凡、蓝翎，让他们将文章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岂料，文章排出小样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转载一事搁下了，似乎不了了之。
历史充满了偶然，又有超出想象的必然。短暂的停歇，好像表面平静的深水，正在积聚着惊涛骇浪的能量。刚开始谁也没有参悟到转载此文背后的玄机。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这次参加谈话的有周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人民日报社正副总编邓拓和林淡秋等人。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九期，说毛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林默涵、何其芳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周扬说：“很粗糙，态度也不好。”“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艺报》转载。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找李希凡、蓝翎谈话时说：“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替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于是，《文艺报》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还加上了由主编冯雪峰撰写的编者按：
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冯雪峰撰写的按语，连同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所加的按语，均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本来他听了江青关于文章转载过程的反馈，就有些生气；等看了这些按语，更认为“问题严重”，“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10月16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了中国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封信的阅读对象竟有二十八人之多。毛泽东在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风暴中心的俞平伯以及两个“小人物”，直到1967年5月27日，报纸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这封信，才得以了解内幕。不知俞平伯看到此信是否有如梦初醒的感觉，而两个“小人物”当时也只是听说，直到十余年后才读到这封事关两人一生命运的信的原文。袁鹰自1953年供职《人民日报》文艺部，曾在领导的授意下撰写批判俞平伯的“檄文”，晚年他的回忆录记录下初次读到此信的感受：“这封信写得如此严厉，如此明确，使人有点不寒而栗。”袁鹰还指出“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立刻就严重而且变了质”。
批判俞平伯的座谈会
1954年10月24日在俞平伯的生命刻度中，是难以忘记的一天。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当时被称为“两个小人物”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第三篇文章；这一天，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批评俞平伯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文学界的领导、作家、专家学者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陈翔鹤、林淡秋、袁水拍、田钟洛等人。参加会议的蓝翎回忆，会议的气氛并不紧张，不少人说起《红楼梦》，谈笑风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稳坐沙发，显得有些不自然。袁鹰的回忆说：“座谈会气氛虽然比较温和，发言者都还称‘平伯先生’如何如何，但是语调都很严厉。”座谈会从上午9点30分一直开到下午6点30分，扣去午餐休息两个小时，共持续七个小时。
主持会议的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说：“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平伯先生也不要紧张。我年轻时就佩服过俞先生的文章。”“几年来我们的思想改造是不彻底的，因此经常出毛病。”他使用“我们”，而不是说“俞平伯”，并一再强调“彻底地批判自己”，然后才说批判“人家的过去工作”。
继郑振铎之后，首先发言的是俞平伯。其实正是俞平伯抢着发言，打乱了会议发言的顺序。俞平伯说：明知道有问题的文章还拿出去发表，是我自己的错，“胡乔木给我提过修改意见，我没修改”。接着他又自我检讨说：让王佩璋替我写文章，这种封建的师徒关系是很不好的，今后要多多检查自己。
俞平伯的发言，简述了研究《红楼梦》文章的发表情形之后，木讷而诚恳地表示道：“我觉得自己思想是往前走的，这有历来讲演可证……我是从兴趣出发，不免就注意文章的鸡零狗碎。”会后，陈翔鹤给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对这段话评价道：其自处之道是颇为聪明的，因这样便可避免被别人揭发。
俞平伯发言后，王佩璋也非常勇敢地说了哪些文章是俞先生写的，哪些文章是她写了以后俞先生修改的，这些文章如果有问题由她自己来承担，大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概。
之后，批判俞平伯的戏才算正式开场。
座谈会中几位学者的发言值得注意，启功的发言重在自我批评，说自己的工作“比起考证来更下一层”。杨晦与浦江清的发言，虽然也在批评俞平伯，但替他开脱的意思却非常明显。杨晦说：“在解放初，俞先生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经自认是二元论者。他说：‘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既显示了俞平伯倔犟耿直的一面，也说出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杨晦还提出了一个令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对文学研究是从考据、资料来着手呢，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着手呢，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浦江清表示：“他（俞平伯的考证）的劳绩我们是应该尊重的。”
周扬是以一个上级领导的身份来总结发言的，调子完全跟毛泽东的批评信是一样的，说我们批评俞平伯是批评他的学术观点，不是批判这个人。
批判俞平伯的座谈会开过之后，谁都以为可以缓一口气了，然而，情况急转而下。
1954年10月28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尖锐地批评该刊“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观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矛头直接指向冯雪峰。事态扩大了。
而俞平伯的学生王佩璋，一反之前的态度，于1954年11月2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谈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态度》，对俞平伯进行了批判。在人们眼里，王佩璋成了苦大仇深的“被剥削者”。
批判与被批判，常随着风向转。“小人物”在时局中，往往是一枚冲上前的棋子，然而，自己的命运无法主宰，只好交给时代的大潮，如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了。今朝是“新生力量”，一夜之间，就落后了，成为反面，被时代抛弃。
王佩璋对俞平伯的反戈一击，并没有赢得人生坦途，却是一路坎坷一路悲歌。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中，拿惯了笔杆子的王佩璋，和许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一起，被下放到了北京某国棉厂劳动锻炼。年底传来消息，说她往机器里放铁砂，破坏“革命生产”，单位小范围内对她进行了批判。大约在1960年年初，王佩璋被开除公职。爱惜人才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何其芳推荐王佩璋到中华书局去当编辑，但不知什么原因，王佩璋不愿意去。从这个女子的拒绝来看，柔弱的她内心很倔犟。不然，她也不会在风暴来临时，选择玉碎。
王佩璋度过了几年沉静的时光，最后躲不过厄运来袭。“文革”中，王佩璋成了“革命对象”，这个颇有研究能力的年轻学者悲愤地选择了自杀，离开了人间。
一个没犯下什么大错却说错几句话的女人，一个选择自我毁灭的才女，一个被时代大潮吞没的标志性小人物。 她的悲剧经历正是运动中“小人物”命运的一个缩影。
俞平伯说：“余年齿哀暮，无缘温寻前书。同校者久归黄土，不能再勘切磋，殊可惜也。” 缕缕伤感怀念王佩璋。不知俞平伯会将王佩璋比做《红楼梦》中的哪一位女子。她没有留下专著问世，留下的几篇文章中也让人想象不到她的模样，她也许没有相爱的对象，至死未嫁。
俞平伯的红学梦魇
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内部大会上明确阐述了大批判的动机：胡适是资产阶级中唯一比较大的学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可怜，没有多少学者，他是最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以展开了。
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作者王若水回忆说：“形式上，是我对胡适思想开了第一枪，实际上我只是奉命，当时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原来，是邓拓找到负责理论的王若水，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报纸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俞平伯啊，怎么转到胡适头上了？邓拓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于是，王若水查找资料，连夜突击，这篇文章便很快见报了。
风向变了。批判胡适与胡风之风骤起，意味着批判俞平伯由高潮转向尾声了。
195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称收到了三百七十三封读者来信，都是向俞平伯提出控诉，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害了他们。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平伯北大的同班同学，比俞大十岁。他派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承佩、副秘书长李毅来俞家劝说。当时的九三学社中央干部牟小东至今还记得许的苦心：“ 许德珩一直把俞平伯看做小弟弟，觉得俞在平静生活中没遇到过暴风骤雨，怕他思想不通，怕他的对立情绪招来更激烈的围攻。九三学社沙滩支社基层成员大多是文化系统的人，开会帮助时也希望俞先生不要顶撞，要逆来顺受。”
有史料记载，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六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八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一百一十多次，发表批判文章五百多篇。这期间，俞老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就是“赶会”――哪里有批判会就被“邀请”到哪里。
这一场狂风暴雨似的批判，让俞平伯尝尽了人世间的苍凉，这个全国性的大批判，就像一个时代的梦魇，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从此，老君堂前门可罗雀，只有老友王伯祥、顾颉刚可慰他心。
当批判胡适的文章铺天盖地、绵延不绝而来，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态。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这个检讨“周扬看过”，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
大洋彼岸的胡适关注着这场大批判，“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他随即又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苦罪”。
多年以后，一切都尘埃落定，云淡风轻，俞平伯已经了悟，批判自己只是批判胡适的一个跳板，他对批判胡适运动如是说：“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筋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
俞平伯倦说红楼
1954年大批判后，俞平伯对昆曲的兴致越来越浓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就专门请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他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在俞平伯受批判两年后，命运发生转机。先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技和文艺界作了一次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俞平伯先生，他在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学术思想上的错误……但是有一些批判文章则写得很差，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在这里解释清楚。”这等于为俞平伯在政治上作了解脱。
1956年评职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部一致同意给俞平伯定为一级研究员。何其芳向上面提出定级的两条理由，一是俞平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社会影响。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陈伯达对此表示同意，周总理也知道此事。
值得玩味的是，被“红学”改变了命运的“大人物”及“小人物”们都“倦说红楼”。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记述：“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显然这是有意回避。”但俞平伯从未真正放弃《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他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红学”著作。
再往后，席卷全国的“文革”爆发，人为地中断了他的研究。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批斗并被赶往干校。“文革”结束后，俞平伯对其晚年的学术生涯曾用“只有旧醅，却无新酿”八个字来概括。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当时的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二百余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庆祝会”的举行，标志着1954年对俞平伯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辞中，称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俞在八十岁后得句云“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并加注：“十二年为一纪。”白发老人回首前尘旧事，真像梦幻泡影，正如《红楼梦》中的偈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都已过去了。可是，那历史的伤疤，时代的风雨，批判的阴影，真的能被时光的流水，全部带走吗？
韦柰虽载俞平伯晚年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但在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却念兹在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的遗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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