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秘书何树英讲述――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恩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要讲这一面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被高岗惹怒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来说是健康且朝气蓬勃的；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贡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
高岗到北京后，在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情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这一次跳舞，总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得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份，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于是就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还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总理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陈毅“放炮”招来
“雷鸣电闪”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未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许多亚非国家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于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性子刚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负荆请罪。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和总理私交甚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转身又是几个疾步，站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地敲了三声桌子：“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颈挺直，好像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紧，站得更加笔直。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着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元帅走后，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对“自己人”发火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七十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走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嘀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有松懈。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的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二百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白，并且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示意。
女服务员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起来。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省的……”
“我再三告诉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着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招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不满西花厅装修拒绝回“家”
西花厅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
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
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账。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账，心里踏实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只跨进一只脚，总理便怔怔地立住了，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
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动。
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的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的！”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担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同时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满两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总理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目光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像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
事情闹大了。钓鱼台五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陈毅同志。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甚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说得大家放宽了心。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地去说服周恩来，结果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我的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会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做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嘛。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惩罚失礼的将军们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们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慌慌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时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交代：“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视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
随后，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说：“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戛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总理讲了足有十五分钟，才抬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十五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责任编辑/金 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