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由“四人帮”炮制,包括李可染、黄永玉在内的一批著名画家的画作引发的“黑画事件”,作为当时一场政治风波轰动一时,波及久远。“黑画事件”堪称千年美术史上最荒唐、最匪夷所思的一场闹剧。作为“黑画事件”的首当其冲者,黄永玉因自己的一幅《猫头鹰》画作,在批黑画的运动中在劫难逃,遭到查、批、斗。风波过后,纷繁往事日渐成为个人回忆中的话题,时至今日,这位艺术成就卓著的老人对过往的一切犹记在心。
福兮祸兮猫头鹰
自开始走上艺术之路的那天起,黄永玉就注定与猫头鹰有着不解之缘。
目前所见黄永玉最早发表的木刻作品,是1942年为儿童文学作家贺宜的作品《野旋童话》所作的插图,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猫头鹰》。当时他只有十八岁。从此,他爱画猫头鹰,乐此不疲。不仅如此,还由猫头鹰延伸到众多动物,它们成了他绘画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永玉属鼠,他看百科全书,知道一只猫头鹰一年大概可食一千只老鼠,为人类节约一吨粮食,故喜欢根据所画猫头鹰数量,题上“一吨”、“五吨”的字样。不过,他没有想到,喜爱画猫头鹰却使他两度引火烧身。
第一次发生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时。在此之前,黄永玉赴河北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空闲时他忽发奇想,采取画配文形式集中创作一组“动物短句”(因当时他家住北京罐儿胡同,故后来出版时书名为《罐斋笔记》)。所画动物中,包括猫头鹰,其短句为:“白天,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我,夜晚我为他们工作。”这些闲情逸致之作,显露出他的机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发后,这些作品却被知情者揭发检举,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黄永玉没有想到,八年后,又一次的随意之作《猫头鹰》,再度引火烧身,且比第一次来势更为凶猛。
1973年,结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数年劳动生活后,黄永玉回到北京。此时,北京饭店在靠王府井大街的位置修建了新楼,周恩来亲自做出指示,安排一批画家为北京饭店新楼进行美术装饰。对于这些被打入“另册”并息笔多年的画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机。黄永玉应邀前来,具体负责整座新楼的美术布展设计。同时,中央大厅将有一幅围绕四周的新长江万里图大画,由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和黄永玉四人负责。于是,1973年10月,黄永玉有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苏州的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峡写生的旅行。
启程之前,一个偶然机会,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随手在一个册页上画了一幅《猫头鹰》,风波由此埋下了伏笔。
“黑画事件”按说主要是针对为北京饭店新楼创作的一些作品,黄永玉似乎不应被牵连其中,因为他的工作是负责整体布置设计,并不提供作品,他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的《猫头鹰》,只是私人间的应酬之作。可是,恰恰是他的这幅作品,意外地在“黑画展”中排在了第一名,并受到公开批判。其中缘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有机会看到了一批相关档案,才了解到。最初决定批判“黑画”并把《猫头鹰》列入其中的时间,是在1973年11月23日晚上,其时,一个会议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召开。在《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一文里,黄永玉这样写道:
1973年11月23日晚――友谊宾馆。一次小会虽只有几个人,却决定了使全世界发生兴趣的“黑画事件”。
1973年底中国内地是个什么症状呢?
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江青一伙豺狼对他的迫害却决不手软。9月起搞起所谓“儒法斗争”影射文章,把原来的“批林整风”扭转成“批林批孔”,对周恩来作残酷的“病床围剿”。但是还嫌不够生动,不够普及,不够响亮。如何不止在“理论”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艺术上做一些突破,成为他们迫切的问题。
在这个重要的小会上,邵宇提出了“黑画”问题。发表了相当长的一席“揭发”。首当其冲地被具体提出来的罪证,就是我在画家宋文治册页上作的一幅《猫头鹰》(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为他画的那张)。
与会的有当时美术部门的负责人高景德,古姓的版画家,以及“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门的“罗刹女”王曼恬诸人。
会场气氛浓烈,王曼恬兴奋得坐立不安,“马上要去向首长汇报”。邵宇乘势又说了几句:“反动美籍华人教授赵洛生在香港反动刊物《七十年代》发表访问李可染、吴作人的文章,内容十分恶毒……”
王曼恬说:“好!好!马上去给我找来,我有用!”(邵宇很快从荣宝斋某人手上找到这本杂志,送交王曼恬。)
邵宇的这一下无疑启发和扩大了“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想像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谊宾馆的小会提出猫头鹰的“黑画”之后,即积极进行全国性的“黑画”追查活动。(《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正可谓:福兮祸兮猫头鹰!
“黑画事件”大幕拉开
1973年12月15日,即在友谊宾馆会议召开二十多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要重视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文章写道:“要发动广大群众自觉地起来抵制坏戏、坏书、坏歌、坏画的传播,用社会主义文艺去占领阵地,这样,才能有效地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里最早透露出了风暴即将来袭的信息。
半个月后,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上海严厉批判《中国画》画册,“黑画事件”正式开始。吴继金在《“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一文中这样描述:
“四人帮”在美术界制造的所谓的批“黑画”运动是从批判《中国画》画册开始的。
《中国画》这本画册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由当时的外贸部门印制的一本出口画样本,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这样做,对于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促进外交工作、增加出口创汇等都是有利的。《中国画》不仅收录了一些知名的国画家当时创作的绘画作品,而且还收录了他们以前的一些代表性作品。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它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说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画面充满盎然生机。对此,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作为一本旨在推动中国画出口的宣传品,《中国画》除了选用郑板桥、任伯年、仇英、石涛、黄宾虹、吴昌硕、徐悲鸿等几位古代和现代著名画家的作品外,还集中介绍了潘天寿、李可染、林风眠、傅抱石、吴作人、黄胄、黎雄才、贺天健、宋文治、周昌谷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家,大多在“文革”初期被贬斥和批判。时隔几年,他们重新亮相,又被郑重地向世界推荐,无疑要受到姚文元的格外关注。
一场风暴很快吹到了北京,相关文化部门理所当然成了“黑画事件”的“推动中心”,这就是国务院的“文化组”。
需要说明的是,“文革”爆发后,文化部被“砸烂”而不复存在,此时国务院负责文化的部门名叫“文化组”。重新组建并恢复“文化部”名称,要到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之后。“文化组”期间,担任组长的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但他同时也是北京市委负责人,因此,主持“文化组”日常工作的是副组长于会泳。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时,于会泳出任部长。“黑画事件”始末,正是发生在由“文化组”向“文化部”过渡的时期。
于是,在于会泳的直接领导下,“黑画展”紧锣密鼓地筹办起来。
没有点名的猛烈批判
黄永玉刚刚从四川回到北京,“黑画事件”的风暴便呼啸而来。
黄永玉回忆说,他的《猫头鹰》开始挂在“黑画”的第七位,但很快又挂在了第一位。一幅从非正式作品中搜集而来的作品,竟成了一百多幅“黑画”中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实在出乎人们意料。
黄永玉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说根据猫头鹰的习性而画。猫头鹰晚间捕食、活动,白天休息,但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则成了他“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明。
不限于此,黄永玉1973年冬逗留上海期间的活动,也成了展览之外的进一步“搜集罪证”的内容。吴继金在《“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一文中写道:
黄永玉的《猫头鹰》被列为“黑画展览会”的榜首。为了搜罗“黑画”的行踪,“四人帮”的黑干将还派人去上海调查黄永玉等人在上海大厦画画的情况,并向组织上写了一篇调查材料。其中有这样的内容:“黄画了一张国画,在一只鸟的眼圈上有十二个白点,很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当地有人指出这个问题。”“黄在上海专门去找一位老画家,要了一幅有麻雀的画,黄要求要画很多麻雀,这是影射1958年打麻雀运动……”
批黑画运动汹涌而来。
第一篇批判长文,在展览开幕一个多月之后,发表于3月29日的《北京日报》上,题为《评为某些饭店宾馆创作的绘画》,作者署名“卫胜”。在卫胜的讨伐檄文中,创作《猫头鹰》的黄永玉被冠以“炮制者”,对他的批判极为猛烈和严厉,甚至他在“文革”前创作的“动物短句”,也被捆绑一起予以批判:
在一批黑画中,有不少是以动物为题材的。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恶狠狠的老虎,疲惫的骆驼,翻白眼的秃鹰,等等。是作者们为了帮助人们“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搞的动物图像吗?否!他们所以特别喜爱这些丑恶的形象,玩的不过是“三家村”指桑骂槐的老把戏。这样的黑画,都是指向社会主义,射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箭!
你看,这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不是充分暴露了炮制者仇恨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吗?这幅黑画的炮制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曾炮制过一系列以动物为题材的反动寓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专政是什么蜘蛛的“罗网”,谩骂大跃进好像“拉磨的驴”只能在原地转圈,等等。就是这个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一直心怀不满,甚至在图章上刻上“无法无天”的字样,妄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变社会主义的天。《猫头鹰》这株毒草正是炮制者这种反动心理的集中表露。
发表这篇火药味很浓的文章后第二天,3月30日,《北京日报》又发表了《深入批林批孔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报道。报道称:“最近,本市召开了工农兵批林批孔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各条战线的一万三千多人。市委和市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北京市美术创作人员赵志田等在发言中,批判了最近从北京某些饭店、宾馆揭发出的一些人画的一批黑画、坏画。”
几天后,4月5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饭店开展批判“黑画”活动的相关报道,题为《联系实际狠批“克己复礼” 坚决反击文艺黑线回潮》,副题为“北京饭店党委带领广大职工联系出现黑画、坏画的问题深入批林批孔”。此处出现黑画、坏画两种不同分类提法,前者的政治性质显然被认为更加严重。这篇报道从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批判过程,其中写道:
中央工艺美院的同志给这个饭店送来了两张大字报,针对饭店在筹备新建大楼房间陈设装饰工作中,找人画的国画,出现部分黑画、坏画的问题,尖锐批评饭店领导为文艺黑线回潮开绿灯的严重错误。这两张革命大字报对饭店领导震动很大。他们当天晚上召开党委会……
……还组织职工看了黑画、坏画展览,大家看了黑画、坏画以后非常气愤,很快掀起了批判高潮,在两周之内写出二百六十多份批判稿,召开了九次批判大会,七十多人发了言。
从上面的批判文章和两篇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当年在北京围绕“黑画展”而开展的大批判,规模与声势都相当大,对具体画家和作品的讨伐,也超乎寻常的激烈、尖锐,甚至不亚于“文革”初期的风暴。这就难怪黄永玉他们当年感到恐惧,后来黄永玉在《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一文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文化大革命虽然恐怖之极,它是一块满布着尖锐铁钉的“钉板”,看起来可怕,躺下去重量分散,着力点平均,稍微脸皮厚如我的人,就能于危险的夹缝中苟且偷生。但“批黑画”不同,人数少,重点目标集中,“钉板”上只有几根钉子,味道大不相同。尤其是吓坏了和我一道受罪的老年人。
联系当时的政治环境,黄永玉的这番感慨可以说颇为真实而生动。
与北京的批判遥相呼应,上海对《中国画》的批判也同时进行着。
我查阅了1974年的《文汇报》。3月20日发表第一篇檄文,即署名“陆民”的《一本地地道道“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该文约六千字,占三分之二版面。随后,在3月30日、4月5日、5月31日三天,以整版篇幅刊载檄文,前两次通栏标题为《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战线的复辟逆流》,第三次通栏标题为《批林批孔,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这些檄文对《中国画》进行了全面讨伐,从中即可见当时批判火药味之浓烈。
告别“浅薄可怕残忍的日子”
黄永玉料想不到的是,姚文元不久却对“黑画事件”做了偃旗息鼓的批示。
三十几年后,终于看到这份与自己命运攸关的历史批件,黄永玉难免感慨万千。他郑重地将它装裱起来,挂在卧室里。
他在与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相对。他也为自己庆幸,突如其来的风暴,因为姚文元的犹豫和“聪明”戛然而止,避免了更为猛烈的点名批判。他甚至愿意从好的方面来理解。他说,4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曾去过姚蓬子(姚文元之父)的家,见到过比他小七八岁的少年姚文元。“也许他还记得,有意无意中保护了我?”面对批示,黄永玉感慨万千。
当然,最重要、影响最直接的恐怕是此时的政治变数。
据《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叶剑英的信中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当即将此信印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曾为之不满。第二天,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一个场合又明确地说:“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一个多月后,3月20日,毛泽东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这被看做是对江青的又一次批评。
上面所述情况,正好发生在“黑画展”展出期间,于会泳的请示信是在毛泽东致信江青五天之后写出的。显然,正是在江青受到批评的这一背景下,姚文元对“黑画”批判的态度才急转直下,作了偃旗息鼓的批示,而这一处理方式,应该与张春桥、江青的思路相吻合。
于是,在后来的传说中,“黑画事件”的悄然落幕,如同历史演义一般,被绘声绘色地描述出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场面: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四人帮”在文化界的代理人王曼恬,将一大沓所谓“黑画”的照片摊在毛泽东面前,只等毛泽东一出言批判,就可以立刻在他们控制的“两报一刊”上挑起一场矛头直指“大儒”――周恩来的恶战。
毛泽东一幅又一幅地慢慢翻下去,连连称赞。王曼恬一看大事不好,连连提示道:“主席,这都是些黑画呀!”毛泽东便笑了:“黑?这还算黑!那还有泼墨呢?”毛泽东一下子把王曼恬的政治黑话拉回到国画行话上去了!她更急了:“您再看看这幅《猫头鹰》,是一眼睁一眼闭的呀!安的是什么心……”毛泽东截断了她的话说:“是呀,这种鸟就是这样的,总是一眼休息一眼工作的劳逸结合哟!不像我的眼睛啊,坏了!噢!这是哪位画的?”“黄永玉,这个人……”王曼恬的话又被毛泽东截断了:“对了!有位德国画家也是送给我一张猫头鹰,也是一眼睁一眼闭的。”这席话又把王曼恬的险恶暗示推回到动物常识的漫谈之中。王曼恬极不甘心,又凑前说:“主席呀!看看还有这幅李苦禅画的《残荷》……”毛泽东忽然眼睛一亮,恍然说:“苦禅?苦禅?我记得,建国初期,他生活很困难喽!还给我写过一封好长的信哩!”王曼恬自知今天来得没趣,便悄悄溜回巢穴,立即传令凡有人敢于透露毛泽东主席这番讲话的,一概以“伪造毛主席指示”论罪。
毛泽东的声音不久便传到了苦禅老人的耳中,他的眼眶湿润了,眼角闪着星光。他重重地坐在了躺椅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毛主席!润之老同学(当年二人曾同在北大中文系旁听)!他还没忘记我啊!如此看来,都是奸小蒙蔽啊!果然是奸小蒙蔽啊!”(《毛泽东观看“黑画”》)
黄永玉本人回忆说,当时就有上层朋友关照过他,要他不要紧张。“文革”结束后,王炳南甚至还告诉他另外的消息。他写道:
朋友转来一个重要的关照:
“不要怕,要镇定。眼前对你们还不会开杀戒。如动手,我们会把你转移。到时候我们一起参加‘北伐’!眼前,你也不要不在乎。你要装得沉重、害怕,免得让那帮人看出来你们有恃无恐,怀疑起来……”
直到毛老爷子说了话,这个“黑画事件”总算静悄悄地收了场。毛泽东当时批示说:“墨画的怎能不黑呢?……猫头鹰就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
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是王炳南老先生。除了他告诉我毛老爷子和周恩来以及华国锋诸人在座的场景以及谈话的内容之外,还说了一件我不忘的事:周总理说:“那些画家们的冤枉,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的……”这是周总理逝世前廿一二天在病床上对王炳南先生说的话。(《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1989年4月,我随同黄永玉一起前往凤凰。某日,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用钢笔信手勾勒出一只猫头鹰,依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题写一句“为善最苦”。将近二十年后,2008年的一天晚上,他在自己的速写本上用钢笔再为我画了一只猫头鹰。静静地,他在灯光下画得很慢,很细致。此次不同,猫头鹰两只眼睛都睁着――就像他当年诗中写到的那些眼睛。在这幅新的猫头鹰画上面,他写了一段题跋:“2008年画这张猫头鹰,是因为日子平平安安,才那么悠闲从容一笔笔画下来,以前那些浅薄可笑残忍的日子里,要弄死一个人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了,何况还有一些毋须乎理由被弄死的许多人。黄永玉八十五岁作。”
“猫头鹰何罪之有?”――他在向历史发问。
他再写一句:“李辉同志请勿揭发”――不是玩笑话,读不出丝毫轻松的幽默。读出的,是历史闹剧的荒唐,是中国传统绘画曾经遭遇过的悲哀。■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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