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是红色导演,他说这不是真实的自己,“说这话的人需要做功课”。 有人说他是叶挺的孙子,他说我没有在这个身份上得到一点庇护,至今还是个体户,在体制之外。
他很低调,但他的影片知名度大,《红樱桃》、《红色恋人》、《陈赓大将》、《西安事变》等“红色”影视剧是他导演的,但他不愿意让人觉得他有浓郁的“红色情结”。
他的父亲――航天工程师叶正明是叶挺的二儿子。
他是叶大鹰,不循规蹈矩,不人云亦云,活得真实而自在。
我在一个饭店的会所,见到了叶大鹰。
他随和,但是不好交流。因为,他急于表达自己的不满,这缘于他的《天安门》不卖座不被重视不被理会,于是抱怨了很多。
我敬佩他的坦诚,说的都是真话,但是真话让我听得不自在。因为,真话有时候是无法落笔的。
不管怎么样,他是个活得很自我的人。现在这样的人不多。
他还是王朔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有痞子气。
对体制的不满和对家族史的回避,难掩其锐气。
他说,今天他说话整个拧巴了,因为红色电影的不被欢迎,让他郁闷。
恍恍惚惚的少年时光
1958年,叶大鹰在长春出生。这年,祖父叶挺已去世十二年。第二年,全家从长春迁到北京,小学四年级时,全家又搬迁到了上海郊外的松江。他和小朋友们摸鱼、养狗、打麻雀、赶鸭子……这些快乐的记忆在多年之后被记录在他自己的电影《地球上有个王家庄》中。
但是,叶大鹰不承认自己是个调皮的红色后代,因为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他说自己特老实,非常害羞甚至有些自卑。
“小时候淘,那是被迫的,那个时候不淘就没法儿活。”
叶大鹰的母亲安琪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在电影《分水岭》中,安琪扮演一个地主婆,其中有一场批斗地主婆的戏。
“小时候看到这场戏,我难受坏了。为妈妈难过也为自己难过,觉得特没面子。回家看见妈妈都不敢看她,也很生她的气,不明白她怎么就和地主婆联系上了?她干吗要干这个事情?”
十岁以前,叶大鹰就在八一厂的大院里成长。
“我认识的大人们都是拍电影的,于是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和电影有关系,电影不是个神圣的东西。”
1969年,叶大鹰随父亲从北京搬到了上海松江,在父亲工作的某航天研究所附近的农村公社小学上四年级。
“到上海后,人就整个儿陷在上海了。我是1965年上小学,1975年高中毕业。从1969年到1976年,就全都在上海生活。”
从此,电影不再和叶大鹰有什么关系了,唯一有的就是每当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看电影,看到八一厂的那个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在片头闪烁的时候,叶大鹰就会有点激动。
“我会告诉边上的人,我在那里待过。”
叶大鹰到上海时正是“文革”热火朝天的时候,父亲叶正明作为走资派被批斗,他亲眼看见人家把大字报贴在父亲的身上,这一年叶大鹰只有十岁。由于家庭的动荡,他平均两年转一次学。频繁转学的结果是,没有同学愿意和他这个走资派的孩子玩,而且还经常有人欺负他。这种情况下,叶大鹰开始反抗了。
“我要保护好自己和妹妹不被‘好孩子’欺负,于是我就成了坏孩子,每天得跟那些‘好孩子’打架。”
“那时我打架特有招,一次打下来,好长时间都没人跟我打了。”
叶大鹰打架看似都是有理的。有一次,小学生叶大鹰在回家的路上听见有人喊“打倒叶正明”,而且还冲着叶大鹰喊,他就急了,与喊口号的人打架。叶大鹰打完架后发现父亲叶正明就站在很远的地方,站在写着很大的“打倒叶正明”的标语旁边,每个字比叶大鹰个头还大好多。
“我觉得每天在马路中央爸爸的名字上面走过,就像从爸爸的身体上走过一样。”
叶大鹰就朝父亲那边走过去,走到父亲面前时父亲说你真不懂事!当时叶大鹰觉得特别委屈。
“我是为你打架的,人家骂的是你呀,我打人家,你还骂我。其实小孩子都有这样一个心理。”
“文革”时期,学校把一些“特殊”的孩子集中放在一个班,叫“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一些表现不好的、貌似小流氓的,以及家里有问题的,每天都到那里去听课。叶大鹰记得,工宣队的一个人,拿着《毛主席语录》对他说,“现在拿《毛主席语录》教育你们,将来就拿枪杆子教育你们”。
“那时我的检查写得特别好,经常能把老师和同学感动得不说是热泪盈眶至少也坚信从念完检查的那一刻我就能痛改前非,所犯错误都是不小心不得已而为之。每当看到老师和同学被我感动,我心里就觉得特别好玩。”
即便是这样的“学习班”,也让叶大鹰觉得这是自己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有时候想起那段日子,觉得又快乐又开心。因为做‘好人’是有统一标准的,但做‘坏人’是自由自在的,个性释放的。当你把自己认定是一个坏孩子的时候,你就获得了一种解放,完全地解放或释放。我觉得是,当然我们今天去想,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学习班里头,也未必都是坏孩子,其实就是不太符合一些标准的一些孩子,义气,喜欢干点所谓出轨的事儿,常常还互相帮助,很有真情。”
1974年,十六岁的叶大鹰告别了学生时代,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段久远的时光和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一起混杂进了记忆之中。
1976年,十八岁的叶大鹰被分配到上海新新机器厂技工学校上技校,学习专业是钳工。现在,叶大鹰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工资。
“第一年十三块,第二年十五块,第三年四十一块。四十一块呀,那算是很有钱、很多钱了,每月都和工友们出去大吃大喝轮流请客。好像四五个人吃喝一顿也就不到五块钱。”
让叶大鹰觉得日子特别美好的还有一件事。这一年,父亲叶正明被解放回家了。
然而,1978年这个特殊年份的到来,却让叶大鹰郁闷了起来。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关于前途的事情,因为大家当时都一样,不是插队就是当工人。当时当工人已经算很不错的一个出路。”
1978年恢复高考,二十岁的叶大鹰一下子担心起前途来,此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考大学。
“因为我从来就没好好学习过,马上感觉到自己就要完蛋了。觉得那些好孩子们,会比我将来有出息,出人头地,我就没戏了,马上就要被落下来了。”
然而,命运就在这个时候拐弯了。
“我也没想过我会干电影这个事儿。‘文革’后父亲和母亲一起带着妹妹调回了北京,我因为已经分配了工作只能一个人留在上海。我妈在电影学院当老师,回北京后她给一个朋友家里寄招生简章,无意间让我去转交。我拿出来一看――哎哟,电影学院导演系――不考外语,不考数理化。我一想,哎,这事儿靠谱,咱们就奔这条道试试看吧。”
与电影相遇
叶大鹰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然而,他并没有考上。他是在复试中被淘汰下来的。
“但能顺利混到复试,给我带来巨大的信心。你想想,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家伙什么都没学过居然混到了复试,差点被录取!这说明自己能干这行啊,哈哈。”
第二年,叶大鹰去考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培训班。考试题目中有诗朗诵,叶大鹰选了祖父叶挺的诗――《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其实不是我选的,而是我只会背诵这首诗,因为这东西不用背,我从小就会。”
二十一岁时,叶大鹰顺利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培训班。
1980年,开始西影演员之路的叶大鹰却发现自己根本就干不了演员这一行。他觉得自己上台后会哆嗦。
“我到现在冲着镜头都哆嗦,很紧张。演戏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口。”
此外,当惯了坏孩子的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那时流行的“高大全”形象,更不是奶油小生。
“我又不是那种人,所以就挺找不着北的。那时候看见在西影拍戏的大导演成荫和‘第四代导演’ 滕文骥在摄影棚里那个吆三喝四的神气劲儿,让我觉得,哟,干这个好。”
于是,叶大鹰给自己定下了当导演的目标。
那时候想做导演唯一的路就是从做场记开始。
在做了一部半戏的场记后,1984年,叶大鹰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
遭遇王朔
1985年,叶大鹰认识了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王朔。
那时,王朔已经发表了小说《空中小姐》。此时,叶大鹰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暑假在外拍片子时有朋友说他们院的一个小孩儿他应该认识一下,将来没准能一起干点事。于是叶大鹰回北京后就约了那个小孩在当时的凤凰餐厅吃了顿饭。那个小孩就是王朔。
“我记得王朔那天穿了一件类似空军服装的皮夹克,戴了顶紫红色的毛线帽子,他带来了《浮出海面》小说的小样。”
在一起吃了顿饭后,他俩就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
“我们是好朋友。好到无论他做什么我都会站在他的那一边。”
叶大鹰从北京电影学院回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时,带了两本王朔的小说准备改编成电影,一部是《浮出海面》,另一部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前者被导演黄建新拍了电影《轮回》,后者被叶大鹰改成剧本,夏钢拍成了电影。至今,叶大鹰还能感受到《浮出海面》给他带来的触动。
“我就拿着回学校看,一看,哎哟,我的天啊,我觉得他是我们这一代人里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人,他知道我们学电影、写东西是为什么。他是把我们那代人身上的那种东西表达得最准的一个人,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
后来,叶大鹰把去四川拍戏的一些事当成故事讲给王朔听。
“王朔说咱们应该写小说,我说我不会写让他写。”
王朔动笔写了小说《顽主》,1988年,米家山拍了电影《顽主》。1987年,叶大鹰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大喘气》,这部电影改编自王朔的小说《橡皮人》。他们把片子带到电影学院去放,紧张得不敢看学生们的反应。
“听到里面有掌声,我们就嘀咕,他们不是喝倒彩吧?”
这部当时看来十分叛逆的影片得到了同样处于叛逆期的学生们的好评,却把一些影协的老同志“气得不行”。
“他们特生气,所以我特开心,终于把你们给气着了,很过瘾。”
1990年,西安电影制片厂约叶大鹰拍一部反映城市题材的影片,于是,叶大鹰约王朔写剧本,他们就在复兴路的一个部队招待所里聊了三天。
王朔问:“你想拍个什么样的故事?”
叶大鹰说:“爱情的!”
王朔说:“就用你自己的故事改编最好。”
王朔所说的“自己的故事”指的是叶大鹰患上那个医学上叫做格林巴利综合征的怪病时的事情。
“那时我和我的前妻正在恋爱。”
1982年,叶大鹰在学员班刚上半年学,突然生了这场大病,让他全身瘫痪。
“瘫了十个月,哪儿都不能动。所有的神经末梢到肌肉都麻痹了,变成了肌无力。”
每天吃激素、每天输液,让叶大鹰迅速发胖,至今他还记得自己肥胖的感受。
“看我现在这么胖,也比当时好多了。当时胖到什么程度?一低眼睛就能看到自己的脸蛋。”
于是,叶大鹰和王朔商量好故事梗概和大致走向,王朔马上就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八天后,王朔完成了小说《永失我爱》。
“我把小说改成剧本,因为西影领导换班子,我的电影没拍成。我记得我们定的男主角是贾鸿生,女主角是许晴。”
电影没拍成,心灰意冷的叶大鹰离开了西影厂,去深圳闯荡。
直到1993年初,叶大鹰才又回到北京,继续找王朔聊拍电影的事。
“王朔那时说他特想办公司,他和我说了他的种种想法和计划,我跟他说了我在一本什么书里看到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最不负责任的,一种人是流氓,另一种人就是艺术家。我不记得他是怎么说服我的,反正我们后来一起办了公司,公司的名字叫北京实事文化咨询公司,我是董事长,王朔是总经理。公司在1993年到1995年间相当火爆,现在很多知名大腕都在我们那里混过。”
1994年,叶大鹰开始筹拍《红樱桃》。1995年他去俄罗斯拍戏,在日本做后期。
2001年,叶大鹰和王朔合作开办了“文化在中国”网,半年后网站关门。
“要早做就好了,能卖个好价钱,我们没卖出去。我和王朔都不是生意人,所以他只能写小说,我也只能拍电影。除了这个没有任何可干的事情。”
后来,他们还合伙改开酒吧。
“我们在一起上天堂下地狱云山雾罩纸醉金迷……”
有很多令人想不到的东西在他们两人之间联结着。
叶大鹰拍《陈赓大将》时,有一次和王朔说起陈赓的故事,王朔听着听着入了迷,眼睛里泪光闪烁。
还有他们的情感际遇。叶大鹰和王朔还有叶大鹰的前妻和王朔的前妻都是好朋友,他俩前后脚有了女朋友,前后脚离婚,女朋友出问题也是前后脚……
叶大鹰认为,好朋友并不意味着经常见面。有时候两三年不见面的时候,叶大鹰会在网上看看王朔的视频,看着看着,他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电影《红樱桃》同时获1996年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以及1996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金奖、1996年平壤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大奖,最佳女主角奖。还有骄人的票房。
这部电影让叶大鹰第一次为自己是个导演而骄傲。
《红樱桃》一拍完,叶大鹰马上开始做《红色恋人》。
“我就是怕别人觉得《红樱桃》的成功是蒙的、偶然的,于是想拍《红色恋人》。而且在采访的时候,我听到好多好多故事,都是一些革命烈士的后代嘛,他们讲他们的父母亲当年是怎么回事儿,我特别感动。”
《红色恋人》是叶大鹰继《红樱桃》之后的另一部红色题材作品。这部电影在当年引起了巨大轰动。但是《红色恋人》在国内与各种奖项无缘。在开罗电影节上,评委会主席评价说:这不是一部政治电影,而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经典爱情影片,从而拿下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遇到徐静蕾,他当了演员
自《红色恋人》之后,叶大鹰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人们猜测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新作品了。直到2004年,叶大鹰才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在徐静蕾执导的电影《我和爸爸》中扮演父亲的角色。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当演员的叶大鹰。
“到现在我也特别感激老徐能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是作为好朋友才有的那种信任和托付,这种感觉太难得了,真好!”
那时候,叶大鹰在帮朋友制作电视剧《乾隆王朝》。有一天,徐静蕾约他一起吃饭,说谈点儿事儿,让叶大鹰演她爸爸“老鱼”。
听到这个消息,叶大鹰觉得不是闹着玩的。
“一个人想让你演她父亲,这个想法一定不是开玩笑,一定是很慎重的,对你是很信任的,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拿着剧本就回去看。当天晚上我第一遍看就掉眼泪了。”
徐静蕾说,她写的时候就想着叶大鹰。但叶大鹰并不这样认为。
“我特理解老徐。我想她想得更多的是王朔,因为老王不能演才想让我来演。那里面有太多老王的影子了。”
演完父亲后,有人问叶大鹰,你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叶大鹰说,这得让别人来评价。
“我老想做一个好父亲,可是错过了。我那个时候好像一直很忙,没时间。近几年才开始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我觉得做父亲能够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玩儿,享受他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更重要。”
他与1987年出生的儿子无话不说。在别的很多家庭里孩子跟父母不能说的东西,叶大鹰和儿子都会有交流。
“比如我现在如果碰到一个女孩儿,要是有点儿动心的话,我就得问问我儿子:哎,这个靠谱吗?他说不靠谱,那我就算了。就是说,他的意见很重要。”
拒绝不了的红色情结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阅兵仪式,当看到叶挺部队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时候,叶大鹰说自己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真切地感受到爷爷的存在。
2009年9月3日,叶大鹰执导的电影《天安门》在北京上映。
拍《天安门》,一次做音效的时候,叶大鹰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站起来了。
“三十万人的声音,在那儿喊‘毛主席万岁’,我就站起来了。后来我发现每个第一次听到这段声音的人都会不自觉地站起来,那种感觉很让人难以想象。”
“其实,拍成《天安门》我还是很骄傲的。人们可以忘记导演,但是有些人不能忘,很多人是应该被记住的。电影是我能掌握的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希望以后我能拍想拍的故事。”
叶大鹰说他以后不会继续拍“红色题材”。
“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限制在一种题材里。作为导演,应该有更多的尝试。”
由于拍摄电视剧《陈赓大将》,叶大鹰错过了拍摄电视剧《叶挺将军》的机会。拍祖父叶挺一直是叶大鹰的心愿,但是他一直不敢。
“过去我一直没动,一直不敢面对这个题材,因为我没想好,现在突然想到了。不过具体剧本都还在创作中。”
“我希望2020年前完成《敢死队》的制作,《敢死队》――一部关于我爷爷叶挺将军的电影。现在我的家人以及喜欢我爷爷的人都希望我能出来拍。但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它必须在我心里是一个好电影,在观众面前也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才敢拍。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反正不着急,面对创作的时候,没办法急功近利,我想十年时间总够了。”
不拍戏时,叶大鹰就出去玩,三年前他开始打高尔夫球。
“下棋、打牌、打乒乓球,都得有人和你玩,高尔夫可以自己玩,这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越来越少和电影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岁数大了,很少扎堆。”
叶大鹰说,拍《红樱桃》和《红色恋人》时并没有“红色三部曲”的概念,但是拍完《天安门》后这个感觉很自然就涌现出来了。他将其列为红色系列的作品之一,英文名为《RED》。三部电影的红色情结,暗合着新中国革命和解放历程中的三个时代,冥冥中形成的序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心路历程的完成。
“十年后,我希望人们忘记我的红色电影,我希望那时候自己的新片子比以往的红色电影更加出色,更加精彩,更受观众喜爱。所以我必须不断地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本文作者为口述史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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