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独秀晚年的艰难岁月里,有一个叫杨鹏升的忘年交。从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鹏升信函达四十件之多;其间,杨鹏升三次接济陈独秀共计两千三百元,交他人转交赠款亦三次计两千二百元,且赠信封及用笺。正是由于杨鹏升等人的真挚友情和无私援助,才使得陈独秀除维持生计以外,得以著书立说。
师从陈独秀
杨鹏升,四川渠县人,小陈独秀二十一岁。青年时在渠县街头以卖字、刻章为生,后因机缘巧合被四川军阀杨森、李家钰等发现并器重,资助他就读北大。杨鹏升后来又几度去日本留学。
在北大就读时,杨鹏升就喜欢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与李大钊、胡适、高一涵也有交往。五四运动前夕,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推荐,杨鹏升师从陈独秀。陈独秀非常赏识这个四川娃,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回到上海,杨鹏升则再度留学日本。杨鹏升从日本留学归国,便投笔从戎,成了一名国民党的军官。一个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一个是国民党的军官,虽然二人走的道路不同,但思想观点、爱好比较接近,彼此在心中都给对方留有一定的位置。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病榻上被捕。次年被国民政府判刑,由江宁看守所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杨鹏升时任南京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上校战术教官。碍于自己的军人身份,杨鹏升就委托陈独秀的辩护律师章士钊护送陈独秀前往老虎桥监狱。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期间,杨鹏升还常常托章士钊去看望他,并送一些物品。1937年,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避难武汉时还是由于杨鹏升的周旋,才使得国民党特务对陈独秀的盯梢和骚扰明显减少。
字画为介,建立友情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杨鹏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率部英勇抗击日军,爱国之心深得陈独秀的赞许。再加上相似的爱好,二人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杨鹏升对书法、国画、金石及园艺皆有造诣。同时,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刘开渠、张大千、郭沫若等有厚谊,谦称是他们的“门下”。20世纪30年代,他的作品就曾多次在北京、上海以及日本等地展出,受到广泛的关注。陈独秀对他的精湛艺术很欣赏,他们互赠往来频繁。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陈独秀给朋友写字或写信,常常盖上“独秀山民”章。这枚章被陈独秀视为珍宝。他对杨鹏升曾赞赏说:“鹏升,你刻的四字章,把我家乡那座独秀山的秀气挺拔之势,以及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全精雕细刻其中了。”此章平日都由妻子潘兰珍保管收藏。后来陈独秀寓所失窃,他给杨鹏升去信称“窃去衣物等十余件,唯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难出版书之草稿,殊为可惜也”。陈独秀将杨鹏升所赠的四字章与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文学手稿相并列,可见他对这枚印章珍视至极。
杨鹏升的夫人包和平是满族人,原为杨家丫头,杨结发妻不育,后纳为妾。杨夫人身材高大,稍胖,但不失其文静、贤淑,擅长国画,为女中一秀。陈独秀常写条幅,请她作画;或者包和平作画,请陈独秀题字。他们的交往中,不谈政治,只谈字与画及其友谊。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便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岗位,心情郁闷;加之又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骚扰,因此便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上。正是在字、画等文学艺术的“撮合”下,陈独秀与杨鹏升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成为忘年交
1938年武汉沦陷,杨鹏升调往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陈独秀也于这年秋隐居四川江津鹤山坪,两人交往更加频繁,相互交流,索取字画、印章、拓片等。同时,杨鹏升在经济上仗义救助穷愁潦倒的陈独秀,金钱少则三百元,多则千元以上,物品则有滋补品如银耳等物。
1939年,陈独秀身体不适,准备去重庆看病。他即于12月30日写信给杨鹏升:“告日内拟往重庆就医,或住渝三星期,并寄《告少年》一篇。”1940年2月再函杨鹏升,告知他“已于6日由江津起身来渝,住宽仁医院”。杨阅后,即托章士钊从重庆转给陈独秀三百元汇票,让陈独秀作为住院医疗费用。陈独秀收到这三百元之后,于2月26日致信杨鹏升,说:“顷行严兄(章士钊)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必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乎可……”陈独秀与杨鹏升的互相体谅与关怀,着实让人称羡。
那时,杨鹏升一家老小二十多口,全靠他一人供养,每月开销至少五百元,经济上也不算多宽裕,多亏了他夫人包和平会当家理财,加上她通情达理,内心也崇拜陈独秀,这才慷慨解囊,仗义救助隐居江津、处境极其困难的陈独秀。杨夫人常常对杨鹏升说:“鹏升,人在得势时,要想到落势的朋友,有困难要拉他一把。陈先生一代人杰,落得这样的凄凉结局,实在令人心酸。你过去在北大受教于陈先生,我们经济哪怕再紧,再困难,总比他好过些。我们勒紧裤袋,也要救助他。”在杨鹏升每月领取薪金时,夫人总要问丈夫一声:“鹏升,是否要寄钱给陈先生?”就这样,杨鹏升经常分期分批地向江津寄钱。
有时,杨鹏升是从陈独秀来信中知道他经济困难,每当这时,杨鹏升就会随时设法给他寄钱去。1940年后,大批难民避难江津。人口的猛增,引起弹丸之地的江津城物价尤其是粮价暴涨,鹤山坪的大米涨到每升三十余元,县城的大米更要高出一两倍,这使得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生活更加窘迫,日子难熬。1941年11月22日,他在致杨鹏升信中说,“他家每月生活费可达六百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杨鹏升接信后,与夫人包和平商量,先后寄给陈独秀两千多元。杨鹏升知道陈独秀的为人,“无功不受禄”,于是,有时就以向他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他为其父写墓志等为由,或者以某先生托转之由,分期分批地给他寄钱,接济陈独秀,就连陈独秀用的信笺、信封都是杨鹏升提供的。陈独秀心中也有数,有时他也以写条幅,或赠其作品如《中国古史表》、《韵表》和《告少年》诗作以相谢。他曾几次写信问杨鹏升,托转寄两千二百元钱的“某先生”是何人?杨鹏升一直避而不答,被追问得紧,无奈只好作答“某先生”为“晋公”。但“晋公”究竟是谁,在陈独秀的心中一直是个无法解开的谜……
就这样,在互相尊重和彼此信赖下,陈独秀与杨鹏升终成忘年交。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从陈独秀与杨鹏升你来我往诸多书信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二人独特而深厚的交情。虽曾为师且年龄较长,但陈独秀每封信的开头称杨为“老兄”、“先生”,称杨夫人为“嫂夫人”,落款为“弟独秀”、“手启”、“叩”等,书信最长的有三页,最短的几十个字。在信中,两人或作学术探讨,或倾诉衷肠。其中一封复函杨鹏升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蒙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陈独秀感伤自己每次入狱蔡元培都发救援电文,今却先自己而去。还有一封写于1939年5月5日的信。陈独秀的嗣母于此前两个月去世,其悲伤之情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表露尽至:“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在1940年陈独秀病情日益严重之时,他几乎每月都给杨鹏升写信,经常在信中说“两耳轰鸣”、“血压又涨”、“头昏眼花”之类的话,知己情谊,溢于言表。
1942年4月,杨鹏升收到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陈独秀在信中表达了对杨鹏升多年的资助“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的心声。陈独秀病逝后,杨鹏升很悲痛,在信封的背后写下 “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痛失挚友之悲,表露无遗。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杨鹏升随邓锡候、王缵绪等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后来,他受聘于重庆西南美专任国画、雕刻教授,兼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馆筹备委员等职,后调成都市任市政协委员,1954年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捕,判有期徒刑二十年,1968年病逝于狱中。1983年2月,被平反,恢复名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陈独秀是中国革命的播火者,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革命家。他一生四处漂泊,奔走呼号,居无定所。可以说,陈独秀的下半生,如果没有像杨鹏升这样众多朋友的理解和资助,恐怕他早已走到生命的尽头。
对杨鹏升等挚友的无私援助,陈独秀感慨颇多,以至在英雄暮年发出了“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的慨叹。也正是如此,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才留下了这么一段忘年交的佳话。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