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先生去世了。我是8月20日得知这个消息的,说起那天的巧合还是有点让人吃惊。那天下午我在新浪录一个“共和国六十年”的访谈节目,谈的内容是胡风的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我第一次对镜头朗读这么多别人的诗句,虽然只是一些片断,但那些诗句今天读来仍然震撼人心。做完访谈,我回到办公室,包里放着胡风的长诗和一本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小册子。这本册子是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摘录了一些胡风当年和朋友们的通信片断,白色封面已经泛黄,其中的字句依然醒目。
我还沉浸在对胡风命运的哀伤中,这时《环球人物》编辑打来电话,告知舒芜去世的消息,那一刻我是震惊的。虽然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但对我来说,仍像某种启示。
今年以来,因为现实中看到的一些状况,倒让我频繁地想起胡风先生来,我重读了与胡风有关的很多史料。胡风先生去世很久了,我在心中却时常对他怀有一份哀悼之情,好像他刚刚才离开我们,又好像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命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仍是一种警示,我哀悼的或许不是胡风,而是从他开始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牵出一个线头,这根线绳却如此结实而漫长,一直绵延到今天,看起来还要绵延很久。一代代知识分子,似乎总也没有走出过笼罩他们的那片阴影。
舒芜先生走了,我也是哀伤的。虽然这份哀伤,没有我如今对胡风的哀伤那么真切,甚至带着一丝恍惚。早年因为好奇,我搜寻过很多舒芜的文章来读,不能不说他的才华和功底在他那一代文人中都算出色的。包括那本被人诟病的《舒芜口述自传》,除了与胡风有关的文字外,写得也很好。或许因为舒芜对自己的才华过于自负,他反而没有胡风那种非常明确的价值追求,所以也少了那份对价值的执著与笨拙。
没有人会否认舒芜的聪明,正因为这份聪明,使他比别人更明白在一个时代中,哪边是光荣榜,哪边是耻辱柱。他过于急切地想登上一个时代的光荣榜了,然而他的哲学功底却让他没有想清楚一个问题:某个时代的光荣榜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耻辱柱,而一个时代的耻辱柱,则可能变成历史的光荣榜。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没被很多知识分子弄明白,所以舒芜的命运是值得很多人哀伤的,我们哀伤的其实是知识分子大好的生命年华,竟然必须耗费在这样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上。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的“反戈一击”和“交信”事件,是当代史无法绕过的一块礁石,也成为对知识分子极具启示的一个寓言。即使舒芜去世了,媒体仍纠结于他的“犹大”身份。聂绀弩曾说过一个“犹大”和“总督”的比喻:当指向总督的手指会被折断时,人们只能把手指朝向犹大。但“犹大”自己是不应该迷惑的,纵然有各种理由,只为了还给受难者一份道义和尊严,自己也应该有虔诚的忏悔。如今人们或许已不在意胡风、路翎、吕荧、阿垅、绿原等人所遭受的苦难,但这些苦难却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财富,他们其实在代所有人受难,代那个时代的人,也代今天的人。
舒芜在“文革”后学术思想又有过一次紧急掉头,他开始强调对“五四”精神的回归,然而我对他的这种转向,依然是有些迷惑的。我是不相信那种不直面真相和罪恶的和解的,因为如果没有对真相与罪恶足够的揭露,人们终究无法达成对正义和良知的清醒认知,这时的宽恕与和解也是无力的。学问不仅仅是思想,还得成为血液,舒芜与胡风、路翎等人的差别,最终还是血液的差别。果然我从他晚年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一些文字中,读出的还是《重读〈延安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中的那种思维模式。虽然话语体系变了,但从他思想的过程中,竟读不出一点困惑或怀疑。我终究觉得这依然还是一种追求畅达的聪明。是笨拙,还是流畅,我想这也是区别一个思想者真假的重要标志。
舒芜先生原名方管,是安庆桐城人,桐城在我的老家安庆太湖旁边,我和他也算是同乡了。在桐城,方姓是一个大姓,后来读舒芜的书才知道,他与出过方苞、方以智的“桂林方”并非一支。他的方姓在当地被称为“猎户方”,祖先以打猎为生。这支方姓只出过方东树这样一个大学者,再往后可能就属舒芜比较有名了。考察这个渊源,倒能感觉到舒芜做学问的方式中,还是有些猎户特征的。
胡风1985年就走了,现在舒芜也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天堂中,是不是还会形同路人,或者来一次完全坦诚的争论。虽然他们两人都走了,但他们留给历史的话题却不会完结,会引领着一代代知识分子思考自己的命运,直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永远地从我们身边消失。
愿舒芜先生灵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