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有很多著名人物,但大多数也只是在“界内”知名度很高,出了这个圈儿,恐怕就没了公众性,“著名”二字如若不加在姓名前面还真就没底气了。贾平凹是个例外,就连出租车司机读不准“凹”字,也知道有个写书的叫“贾平(欧)”。贾平凹写一部“火”一部,媒体追着宣传,哪个记者先联系上他,先做了访谈,他算是给哪个报社脸。评论界更是对贾平凹的作品趋之若鹜,无论他们是褒是贬,凡是贾平凹的新书一出都闹得沸沸扬扬。也许这叫名人效应,还真比“非著名”管用。
若干年前,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入围茅盾文学奖,我专程飞往西安采访。
说句心里话,为了采访贾平凹我是认真做了准备的,我就奇怪了,怀念什么不好,咋就怀念起狼来了?我问贾平凹是什么心态,什么情结。贾平凹居然说,是狼的灭绝让他想到了自己,突然觉得自己老了,恐惧极了,就开始怀念狼了。
我学着他的陕西话问他,这部作品到底想口扁(piǎn)啥嘛?他说,我也不能一下子说清我写的是什么。因为所有事都很具体,好像身边发生的,但又都是假想的。我说,这部小说充满隐喻和象征,读起来挺费劲,你的这种写法,就不考虑读者的感受吗?贾平凹面对我的“挑衅”,狡猾地申辩自己的理由:隐喻和象征是我思维的一部分,也是最易呈现文学的一部分。他当时的神态让我觉得自己提的问题跟女民兵初闯文坛似的。
贾平凹口语表达能力极差,这是我多次采访都感到吃力,并且没有能力引导和提高他的可悲之处。我不是责任编辑,不能像张懿翎那样揪着他耳朵逼债式地“坐地泡”,记者的功能只是让他开口说话。所以我非常努力地投其所好,扯他自己的“泼烦”事,扯“娃他舅”们。贾平凹最爱重复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村里人说起我,根本不当回事,说像我这样的,能拉出一车呢。他说村里人夸耀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那些人物,说他们在村里住宿过,还写过许多诗词。贾平凹念叨起村里识文断字的人,他的话那叫一个“密”。显然是想告诉我,是家乡深厚久远的传统文化哺育了他这样一个作家。
贾平凹承认,农民身上具有的善良本分,自私好强,肯出大力,有苦不对人说的品质都可以从他身上体现出来。贾平凹还承认,他从离开农村的那天起就想把身上农民的皮剥了!但真的做起城里人他才发现,自己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就像乌鸡一样,乌在了骨头里。
贾平凹进城的年头超过在村里生活的时间,可他隔三差五总要回去,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筵席。村里人并不把他当城里人,只是把他城里的家当乡亲们在省城的歇脚处。所以,村里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他是明察秋毫。我深知这一切都是贾平凹创作的源泉,也深知贾平凹能说话就不容易,但我仍然听得心急火燎有些“错乱”。
贾平凹成“腕儿”以后,不仅写书,还写书法,画水墨。书卖得好,拿版税高。字价卖得高,价码标得高。偶尔画幅画,看着还真是受过20世纪20年代美术思潮影响过的人画的。贾平凹和村里农民一样勤劳致富了,可也越来越“神叨”了。
有一次,贾平凹从旧布书包里取出一块用粗麻纸包着的比鹌鹑蛋大些的青灰色石头,让我在胳膊上磨了几下,一股奶油巧克力的香味留在身上,拿到鼻尖细闻,气味更浓郁。我说,这就是古时说“香妃”戴的“金香玉”吧。贾平凹神秘地说,他原来还有一块常挂在脖子上。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非要看看,还给他时没接住掉到玻璃茶几上碎了,他看都没看就断定碎成了六块,因为当时是六个人在场。让人诧异的是,它果然一碎为六,六个反串“香妃”从那天诞生。
贾平凹的家“阴气”十足,里外几间屋,间间都挂着狐狸皮,有银狐,有火狐,有一袭黑缎子一样、尾巴尖尖处亮白如雪的“混血”狐狸。紧依床边有一只根雕“狐狸”和床一样长。他的书房还摆放着一幅不知哪个朝代的仕女图,四位女子在镜框里依次排开,坐在沙发上伸手即可触到。我问,这幅画为什么不挂起来。贾平凹轻声说,放在这儿离我近,每天后半夜我都要和她们说说话。我听得汗毛倒立,真怕贾平凹“呼之”,更怕那些该有百八十岁的老妪们“欲出”。
去年贾平凹又出了长篇新作《高兴》。这部作品不仅书销得不错,影视版权也卖了大价,在网上看到贾平凹出席这次买卖会议的照片,看上去他真高兴。我相信,一定有人能读出他创作中的承受以及在与农民意识不断挣扎中的痛苦。所以我倒觉得他是“假高兴”。写到这个“假”字,还就想到了最近出现的“假平凹”。他没开博客,却有人冒名顶替为他开了,坊间有了他的假书画,还被熟人买了。
“胡扯”作家们的“糗”事是个让我真高兴的营生,一不留神,就把平凹忽悠成“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