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这位曾经在海峡两岸都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因为日月春秋如白驹过隙,使得人们对他的印象渐渐淡薄。笔者有幸,在2009年的迎春茶话会上,邂逅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杜希平。杜女士见证了蒋经国“赣南时期”的种种作为。在民革组织的鼓励和帮助下,这位九十六岁的老太太向笔者作如是讲述――
我是武昌人。人言湖北佬天下跑,我跑了将近一个世纪,终于在“天堂”杭州定居下来,我今年九十六岁了。
20世纪30年代末,我在赣南待过几年,和蒋经国夫妇相处过一段时间,不过我是妇道人家,在过去那个年代里,是做太太的――不能与经国先生手下的“青干班“那些女学员,比如章亚若相比,视野狭窄,孤陋寡闻,而且岁月沧桑,人事白云苍狗,忆海如残溪。好吧,就说些尚能记得起来的吧。
尼古拉,带着芬娜归来
我先生徐纪元和蒋经国是留学苏联时的同学。当时国民党、共产党都派人去留苏,留苏是一种时尚。
经国先生在苏联待了十二年(1925年10月至1937年3月),这个政治原因大家都知道,不过他倒学来了共产党的一套工作方法。他先是莫斯科孙逸仙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是共青团员、联共预备党员。1927年国内“四一二”政变后,他去列宁格勒,进红军军政学校学军事,做过列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助理指导。但以后就每况愈下,十分狼狈了,他被发配到电气工厂实习、集体农庄去劳动、阿尔泰金矿干苦活……肉体上备受磨难,但也接触了苏联底层,和善良的老农妇、小工人交了朋友。以后他进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生活有了转机,他做该厂的技师,升到副厂长,又做了党支部书记,被任为厂报主编。就在这时他认识了该厂一位女工、共青团员芬娜。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被批准结婚。时势顺佑,国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合作抗日,1937年3月,尼古拉同志(蒋经国的苏联名字)带着他的苏联妻子芬娜和一对可爱的儿女爱伦(蒋孝文)、爱理(蒋孝章,也有说此女出生在溪口)回到中国。芬娜来到中国后,“方良”之名叫开了。
在溪口“小洋房”(蒋介石专为蒋经国在溪口镇距“丰镐房”不远的剡溪畔,造了座并不宽大的两层中西合璧的楼房,供其住读)洗脑半年多,1938年蒋经国来到当时中国最贫困、最复杂的一块地方――赣南(应是在年末。年初,蒋经国到南昌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冬赴重庆“中训团党政训练班”二期受训,返赣,熊式辉任命他为第四区即赣南行政区专员、少将保安司令),做了赣州公署的专员。
我先生原来在重庆航空委员会工作,蒋经国打去电报相邀,他就去了赣州,追随蒋经国,做专署直属“交易公店”的总经理,兼蒋经国的秘书。先后应邀去助经国先生的留苏同学还有黄中美、周伯楷、高理文,后来又增加了吴希之――他是陈独秀的外孙。赣州虽艰苦,旧势力根深蒂固,粤系军阀势力十分顽强,但蒋经国打出了“建设新赣南”的旗号,大家跟着他踏踏实实地做了起来。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
来到赣州米汁巷一号专员公署门口,一眼瞧去,围墙上榜书写了“除暴安良”、“大公无私”的蓝底白字,十分醒目,也叫人振奋。我们都听到过蒋经国的“三禁一清”口号。什么是“三禁”?就是禁毒、禁赌、禁嫖,“一清”就是清剿土匪。要知道赣南与湘、粤、闽三省交界,广东陈济棠、江西四师赖世璜等势力盘根错节,更有地方土豪恶霸还乡团无法无天。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心中有数,只有“太子”才敢动“太岁”头上的土。果然,蒋经国公开宣传,“(除暴)不能菩萨心肠,要有霹雳手段”。
我讲个也许大家都晓得些许的故事,蒋经国禁赌。赣州城内有家叫“利民商场”的百货公司,是驻防本区的李师长和他的亲戚卢经理经营的,什么“利民”?是赌窟呀,招徕四方,包括香港的赌客。赌场设在三楼,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这里却是不夜城、销金窟。不过门禁甚严,每层楼梯拐弯地方和三层门口,都有痞子持枪把守。蒋经国决心铲除这个“脓疮”,他亲自出马。入夜,他化装成送夜点心的老倌,带几个冒充赌徒的他的亲信,进了“利民商场”。一入楼就干脆利落地一层一层地解决了痞子的武装,专署的保安武装直冲三楼。“举起手来!”“禁赌,禁赌!”赌徒们都被抓个正着,无一漏网,被押解去游街、罚跪。“利民”老板连夜逃往广东韶关,尽管有陈济棠这个后台,也得公开写悔过书,托方方面面的人物转献“条子”、“大头”赎罪,保证销毁赌场。蒋经国对大赌徒,即使你后台再硬,也决不手软。有一次,他在吉泰警备赖司令府宅抓住了正在热赌的赖太太和杨太太。后者的丈夫正是他专署的军事科长。这位赖太太还有座靠山是省主席熊式辉,便有恃无恐。蒋经国偏偏不买账。他将这两位太太红马甲加身(犯人标志),押去城内中正公园,由你哭闹耍赖,强迫她们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下罚跪。真热闹啊,光天化日下罚跪六个小时,示众嘛。
当时我还没有到赣州,没有看到这史无前例的场面。后来我曾听说赖太太大耍赖,众亲戚又去求情,蒋经国恼了,就加罚跪三天!三天之后将这位蔫了的赖太太押去他创办的“新人学校”读书三个月。什么“读书”,就是劳动教养。“新人学校”的钱都来自“三禁”的罚款和“孝敬”。
蒋方良,乐清贫;章亚若,求上进
章亚若这个姑娘,我与她不太熟悉,见过几次,只感到她很开朗,很年轻(章亚若其时已二十六七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虽然长相一般,但皮肤又白又细,口齿流利,思维敏捷,做笔记功夫极好,所以成了蒋经国的随身速记员,渐渐当上了贴身秘书。她什么时候同蒋经国要好上的,我并不清楚,不过这件事“青干班”里都知道了,专署机关里也暗传着,唯有夫人蒋方良不知道,而且不相信。
“我的蒋先生是最好的人!阿拉(我们)互相忠诚!他绝对是个好男人!”
蒋方良用很讲得过去的宁波官话从容地说。她的宁波话讲得比经国先生好。在场面上她操国语,不太熟练。她颇有脾气,一旦发急、发怒,便冒出俄语了。
蒋方良在赣州虽然兼了育儿院院长,但从不去过问蒋经国的事儿,长时间住在乡下。为了逃避日军空袭,有一次她和我还有几位太太躲在蒿草荒冢间,遍地是白骨。后来她在西扶庙安了家。她感到既安全又满足,就邀我去住几天。我见她的家是砖砌平房,十分简陋,一张方桌,几条条凳和两张藤椅而已。她家油盐茶米都是由公卖店购来的――什么叫公卖?就是配给。赣州已经够穷困,战时物资匮乏,靠大后方运输供应,成了生命线。我先生就是交易公店的总经理(交易公店统制米、油、盐,定量销售,平抑物价,保证向居民最低限量供应),当然也是经国先生的秘书,成了当家人。尽管如此,他绝不会给蒋经国多一份。蒋方良也从不去黑市购物。实在不够吃了,经国先生会向他父亲去要一些。日子过得清苦一些――抗战时期大家共赴国难,我们并不感到有什么,反倒给蒋方良乐观的性格感染得温暖,乃至兴奋。
“哦,您回来了,尼古拉,乌拉!”每当经国先生下班回家,蒋方良就用俄语轻呼着,拥抱他,当着我们的面亲吻他,然后用宁波官话说:“蒋先生一天干下来,很辛苦了。我们一起吃饭吧。”说着指着桌上四个菜,让客人先入座。
他俩个子一样高,所以亲吻很方便。这时我发现经国先生方方正正的脸上,散布着白麻子,似乎闪光――他也很开心。
吃过饭后,没有收音机,没有娱乐可找,于是大家拥着跳舞。男士仅经国先生一人,不够分配,于是两位便衣保卫也被请来了。我已记不清跳什么舞了,有华尔兹,也可能有鞑靼舞,那种俄罗斯东方情调的舞,跳得地板格格作响,满是灰雾。
这种场合我觉得挺自然的,但能歌善舞的章亚若从未参与过。有一次她问我:“你怎么不想参加工作?我六七岁就随父亲到南昌,见习他的律师事务了。”
“我先生很忙,担子很重,给他吃热饭、穿干净衣服,带好孩子,已经够我做了。相夫教子嘛!”
“那你一辈子要靠男人养了?”章亚若睁大眼睛说。
我当时并不知晓她的不幸经历(她的丈夫自杀后,留给她两个儿子),只觉得她是位职业女性,心高,总想向上攀。不满足在徐君虎手下干专署图书馆的琐碎事务。渐渐地我终于清楚,她要我先生帮忙,找份在蒋经国身边的事。后来她直接去找我先生了。徐纪元就把她介绍给经国先生。经国先生见她机灵,有速记能力,就在办虎岗夏令营时把她带去了。
他们那种事情我不作评论。不过蒋经国为人确实平民化,赣南第一年里,他走遍全区十一个县,行程二千八百里,踏上九百多座桥,指出七百多座要修理。他还叫得出经过的所有水利工程的名字。他办贫民食堂,办新人学校,办合作社,办中华新村、托儿所、孤老救济院、流浪儿童教养院、贫民医疗所、妇女工厂。他反对奢华、大吃大喝,说“青菜豆腐最营养,山珍海味坏肚肠”,处处劝人节约、储蓄。他会同不认识的乡民、老人促膝长谈,十分诚恳。当然他来到我们家,见到有好吃的,拿来就吃。我大儿子来了,他俩有时就在巷子里玩闹成一团。
“要到天空去,到海洋去,到矿山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喽!”
“这就是蒋经国对青年指示的‘五到’。”笔者插嘴说。
“是的,还有‘五有’哩。”杜希平老人说,但她已经记不起来了。
蒋经国在“新赣南三年计划”基础上,勾画出了“五有”乌托邦:
人人有衣穿,
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屋住,
人人有工做,
人人有书读。
诚如杜老太太自述,她先生已在“文革”中不幸去世。“拨乱反正”后,她被落实政策,居住在浙江大学杭州市区的一幢宿舍套房中,领取养老金安度晚年。经过风雨的人,日子很简约。尽管年已耄耋,她还能自理生活,“您要来看我,是欢迎的,但请您先来电话约个时间,因为我要上街去买菜什么的,有时路上碰到老朋友,要聊聊天,可不能让您来了扑个空啊”!口齿清楚,多有节奏感的湖北腔。■
(责任编辑/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