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七一”前夕,一首歌从沂蒙山的青山碧水间飞扬而出――“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出自沂蒙山的歌千首万首,最响亮的就是这首《跟着共产党走》(又名《你是灯塔》)。
1940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抗大一分校从晋东南转战到沂蒙山区。
这一年,沙洪和王久鸣都在沂蒙山区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工作。沙洪原名王敦和,1920年4月12日出生于安徽省萧县。1937年12月在安吴堡西北青年训练班、延安抗大学习,他是个诗人,也写过不少歌词。王久鸣原名王岳,从小参加革命,很有艺术天分,热爱作曲。战火纷飞年代,他俩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这年“七一”,学校要举行党代会开幕式。筹备期间,校政治部请校文工团创作一首新歌,向党的生日和党代会献礼。可是直到6月下旬,仍然没有新歌,怎么办呢?据当时亲历此事的于冠西同志回忆:
“这时已是6月下旬,任务布置到文工团时,文工团主任袁成隆找到支部书记史屏和副主任王久鸣商议,一致认为,时间虽紧,任务必须又快又好地完成。王久鸣是作曲家,他爽快地说:‘如果有人在十分钟内能写出歌词,那么我十分钟也能把它谱成歌曲。’于是宣传科长安征夫和史屏就一起找到了宣传干事、诗人沙洪,沙洪痛快地说:‘这没问题,他能在十分钟内谱成曲,我也一定能在十分钟内作完词。’”
于冠西深深地记着当时的情景:“说完,沙洪就在树阴下席地而坐,掏出纸笔,稍一思索,立刻在膝盖上写了起来。十分钟后,歌词果然写好了,立刻由史屏交给了王久鸣。王久鸣一看,上面写着:‘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可以说,歌词是带着火热的情感从心中迸发出来的,铿锵有力,琅琅上口,王久鸣非常喜欢,就边看边哼唱起来,一直哼唱到自己满意以后,就用简谱记下了曲谱。谱完一看时间,也正好是十分钟。”
这首歌创作出来后,马上就在文工团试唱。后来,很快在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流传开来,又传到了苏皖等解放区,而且通过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传到了敌占区和敌伪占领的许多城市。
二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以后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事情得从1949年10月说起,当时上海市正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王久鸣是音乐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因此也作为代表参加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在讲话中,讲到苏联派出的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文化代表团,参加我国开国大典后不久要来上海访问,在讲到接待的注意事项时,冯定说:“有两首歌不能唱,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因为填词用的曲子是美国的流行曲,另一首是《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它抄袭了苏联的追悼歌。”
冯定突如其来的宣布,使王久鸣头上仿佛挨了一棍子,脑子嗡嗡作响,下面的话已听不进去了。明明是自己的创作,怎能说是“抄袭”?在征求意见会上,王久鸣第一个站起来,竭力抑制愤怒,力求语气平和,直截了当地说:“刚才宣布不准唱的《跟着共产党走》,作曲者就是我。”接着王久鸣讲了这首歌曲当时的创作情况,提出:“请问根据什么说这首歌是抄袭苏联追悼歌?”
有人解释说:“这是听北京来人谈的。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典礼,军乐队奏了《跟着共产党走》,参加典礼的苏联文化代表团中有人说奏的乐曲像苏联的一首追悼歌,陪代表团的翻译听到这话。这次苏联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我们问过北京来人要注意什么。他们告知这一情况。既然苏联代表团有这看法,在他们到上海访问期间,暂时不唱为好,至于是否抄袭,会后我们调查一下再说。”
由于会上宣布不唱,苏联代表团走后又未公开宣布可以唱,因此,从那以后,电台再也不播《跟着共产党走》了。
一晃三十年过去,《跟着共产党走》销声匿迹了。
熟知的同志责备王久鸣说:“为什么不争个真假分明?”
也有人说:“老解放区音乐工作者水平低,尽是些土包子,只会打腰鼓、扭秧歌,有几个会作曲的?”
听到这些论调,沙洪和王久鸣肺都要气炸了。原先以为在会上已声明过不是抄袭,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有关领导不表态,报刊也没人写文章证明,单靠自己一张嘴,能说得清吗?
怎么办呢?他们向上海市音协主席章枚反映了情况,章枚深表同情。全国音协主席吕骥来上海,听了他们的申诉,回答说:“《跟着共产党走》是创作,不是抄袭,我可以作证。所谓苏联的追悼歌,可能指《光荣的牺牲》这首列宁生前喜唱的歌曲,与《跟着共产党走》的旋律没一句相同。苏联的歌曲六调式很多。《光荣的牺牲》用的是六调式,《跟着共产党走》用的也是六调式,所以苏联代表团有人听了说曲调有点像苏联的追悼歌。”
他还说,此事他曾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映过。陆部长的意见是既然上海的同志宣布错了,应该向作者赔礼道歉。
沙洪和王久鸣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赔礼道歉也不必要,希望能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澄清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吕骥认为苏联代表团对《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正式提过什么意见,又如何发文章呢?再说上海的同志只在会上讲了一下,并未明令禁唱。
对这个说法没有再争下去,但三十年间没有再听见《跟着共产党走》的歌声。
三
1979年11月,王久鸣被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王久鸣在会上发言时,谈到《跟着共产党走》的遭遇,不少同志表示同情,并作出小组提案,提请主席团在大会上给这首歌平反。但文代会有规定,涉及作品平反问题,一律不在大会上解决,这再一次说明,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找系铃人解铃是太难了。
这年冬天,当王久鸣见到冯定时,他已是近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冯老对王久鸣很亲切,一再说他那次轻听人言,搞错了,很对不起。他还设想出好几种解决办法,“目的是向作者和作品赔礼道歉”。特别是当王久鸣看了由冯夫人代笔的道歉信时,他对冯老不仅感激,而且尊敬。
拿到冯定这封信,等于有了开锁的钥匙,但锁是无形的,到哪里开,才能见效呢?沙洪和王久鸣再次找到吕骥,把冯定的信给他看,提出希望登报澄清,可是找不到愿意刊登的报纸。吕骥说:“你们去找光明日报文艺编辑部的杜惠商量一下。杜惠是诗人郭小川的夫人,当年延安的老同志。”与杜惠电话联系后,她要王久鸣把《跟着共产党走》唱给她听。王久鸣唱完,杜惠在电话那头说:“这首歌啊,我唱过。你来吧,把冯定的信连同歌谱都带来。”
1980年1月15日,《光明日报》把沙洪和王久鸣给报社的信和冯定的信连同歌谱用《关于歌曲〈跟着共产党走〉》作标题,刊登在三版上。
《光明日报》发表这组稿件,等于是给《跟着共产党走》“平了反”。■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