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顾准，人们往往想到的只是“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思想家”和“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而其会计元素却不被强调，乃至弱化、“遗忘”，实在遗憾至极。
在顾准五十九年的生命历程中，会计生涯占据了近乎一半的“刻度”，并且取得了足以和思想层面与经济学层面相媲美的研究成果。因此，也就有人这样评价说：“除了思想巨子和经济学家，顾准还是一位冠盖绝伦的会计大师。”
2009年。顾准先生已去世整整三十五周年了，让我们在深切缅怀的同时，也拨开历史的云雾去关注一下他那“充满传奇且颇有建树的会计生涯”吧。
家道中落人早慧
1915年7月1日，上海南市陆家浜附近的顾家湾。在一所陈姓的生意人的大宅院里，一个煞是可爱的男婴呱呱坠地了――因外家无子嗣，便从了母亲顾庆莲的姓并被取名“顾准”。
在此之前，顾准的父亲陈文纬开着一家棉花行，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因此顾准的幼年生活也过得甚是优裕。然而，随着时局的恶化。生意开始难做了，陈文纬只得歇了业，后来又开了一个“小花号”，但没维持多久就倒闭了。如此一来。陈家人的生活也就一天天地拮据起来。
随着家庭的破产与没落。小小的顾准渐渐地开始懂事了。
五岁的时候，顾准被送进小姑母的私塾里开蒙。顾准的小姑母，早年曾在沪上著名的教会学校――清心女中上学，深受西方先进思想的感染与熏陶，因而办起学来也就与传统的私塾大不一样。在小姑母的精心引导下，顾准很快学会了识字断文，而且还一点点地显露出了过人的才华与聪颖。于是，两年后，在同龄孩子的艳羡中，顾准插班转入了离家不远的留云小学上三年级。
留云小学是佛教寺庙“海潮寺”创办的私立正规完小。在这里，顾准靠他的优异成绩和聪慧头脑，赢得了校长王志莘和国文教员殷亚华的青睐。尤其是国文教员殷亚华，除了隔三差五地给顾准做额外辅导之外，还常常把他的作文评为优等，然后拿到班里当众宣读，末了总会“点缀”上一句：“都瞧着吧，顾准将来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925年，顾准的家庭状况愈发地捉襟见肘了。在这种情况下，才小学毕业的顾准只好中断了学业。好在，殷亚华老师获悉之后，赶紧找到已转至中华职业学校任职的王志莘说情，请学校对顾准给予适当的照顾。这样，顾准也就得到了“学杂费减半”的优惠，拿着外祖母和母亲七拼八凑的’二十元钱，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攻读初级班(也就是现在的初中)。
顾准选择的是商科。商科花钱少，但考虑到就业后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因此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这对于之前没有接触过英语的顾准来说，着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只好摸起课本起早贪黑地“狂啃”，没想到很快就可以流利地与人对话和阅读英文报刊、图书了。除了英语，商科还注意产学结合、学用结合，以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至于文体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更是每一天的“必修之课”，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这一切，对少年顾准的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
初涉会计露头角
1927年夏天，顾准从中华职业学校初级班毕业了。因为实在无力继续支付学费，就经人推介来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这一年，顾准才十二岁。正值白天无忧读书、夜晚偎依父母的年龄，但为了生计只好提前进入社会，着实让人心酸不已。
还好，对于这个新来的伙计，老板潘序伦给予了父辈一般的关爱与照顾，第一个月就给顾准开付了四元薪水，第二个月提高到了六元，以后逐月增加两元。至于在做事方面，潘序伦更是对他悉心调教。
当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刚刚成立，各方面事务繁杂但人手却远远不够，因而每一个人都是身兼数职。当练习生的顾准也不例外，每天除了接待应酬、给来所联系业务的客人让座倒茶、到银行送缴款子等杂事，还需要协助其他人办理诸如公司登记、代办商标注册之类的“专业活”。如此，常常把顾准累得“手脚抽筋”，但他却一声不吭地咬牙坚持着。直到数月之后，事务所步入正轨和人员分工细化了，顾准才脱开身来。专司一些抄写、跑腿等的轻松工作。
1928年开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把此前已经开办了一期的簿记训练班正式定名为会计职业补习学校，每天晚上上课，授课两个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在潘序伦的鼓励下，顾准念了一期簿记，不想竟对会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埋头看书和找人请教，慢慢地也就对会计有了初步的了解。随后，他学以致用，很快又掌握了大量的会计学科知识。
看着顾准如饥似渴地钻研学习，潘序伦高兴得合不拢嘴，也就更加用心培养他：先让顾准干会计员，再让顾准干查账助理员，然后把顾准提拔至文书科工作：到了秋天的时候，又把顾准提拔为补习学校的助教，为学员解答疑难问题和批改作业。如此，顾准的智能和办事能力也就得到了极大的锤炼，自然不再是先前的练习生了。
不久，潘序伦又给顾准指派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协助主编《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该书的草稿是潘序伦在教学过程中随写、随印的讲义，顾准的工作就是对其进行抄刻钢版。这样，在每天抄刻二张、总计三千字的过程中，顾准也有了细嚼慢咽的学习机会，一来二去就对商业簿记日益熟稔起来。到了年底。在书稿收尾的时候，顾准已经从头到尾、比较系统地掌握了这门新的学科知识，于是得以升任为助理编辑，一边誊正定稿，一边联系出版事宜。很快，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稿列入“大学丛书”进行出版。于是，随着该书的一炮打响和持续畅销，顾准也结结实实地在众人面前小露了一把脸。
年轻教授美名传
别看顾准只有十几岁，但在潘序伦的眼里，却已经是一个可以独立担纲的人物了。
1931年下半年，立信会计职业补习学校招收了更多的学生，使得班次也随之大大增加，授课教师立时紧缺起来。略作思索，潘序伦让人把顾准叫了过来，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准备让你担任一个班级的教师。”看顾准一副呆呆的模样，潘序伦以为他害怕了，就赶紧给他“减压”：“你也不用有啥思想负担，只是负责一个人数较少的班级而已。”这下子。顾准终于回过神来了，结巴着应道：“我这样子。咋能当得了教师?”也是的，这个时候的顾准，才刚满十六岁，年龄实在太小，再加上一脸的稚气，站在讲台上多半还压不住阵脚。果不其然，顾准硬着头皮走上讲台之后，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年龄远远大过他的学生们给轰了下来。不过，潘序伦还是赞叹道：“不错。不错。虽然只讲了几天的课，但已经了不起了啊。”最后嘱咐他好好准备，以便重新登台讲课。顾准不负所望，在一年之后再度担任一个班级的教师的时候，不但稳稳地站住了脚，而且还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久而久之，立信会计学校赢得了更加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声誉，而顾准本人也在精益求精的教学研究中一步步地攀上了会计学术的高峰，不但深 受同仁的钦佩和同学们的爱戴，而且还声名远扬，先后被上海圣约翰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和上海法学院等多所大学聘为兼任教授。
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顾准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从而填补了国内会计专著的空白。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一部部会计著述和一篇篇会计论文宛若钻透了洞眼的油井一般汩汩地喷涌而出。
对税两局一肩挑
在旧时的中国，像顾准这样斩获名利之后，完全可以去过悠闲的生活了。然而，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针对复杂动荡的社会现实思考起了中国出路的问题。
一番苦苦思索之后、顾准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开始接触进步人士、发起救亡运动、组织进步社团，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毫不犹豫地舍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开始了辗转大江南北的革命工作。
时光流逝，已是1949年的春天了。此时，华东大地解放在望，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开始酝酿如何接收特大城市上海，正任山东省财政厅长的顾准因其资历也被遴选人接收上海市财政经济系统的精英干部队伍之中，并被任命为接收总队总队长。
1949年5月26日，顾准一行进人上海，拉开接管序幕。三天后，由财政兼税务局长顾准起草、经陈毅和粟裕签署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字第一号布告在街头显要之处张贴开来。
由于连年战祸和人为原因，上海早已经变成了一个“生产停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烂摊子。面对严峻的形势，顾准多次阐述了组织财政收入的指导思想：“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育税源，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为此，他带领财政和税务两局的干部同志，有条不紊地开始了整顿旧税制；推行新税制的繁复工作。仅仅两三个月，上海市的生产就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到了8月份，上海市的财政税收也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随后开始有了节余。这样一来，上海支撑三分之一的中央财政收入也就慢慢地有了保障，同时也在财力上保证了上海各项事业的发展。对此，后来有人这样撰文评价说：“共产党坐天下，顾准确实功不可没。”
在狠抓财税业务的同时，顾准还十分注重财税人员的队伍建设。有一次，在工作期间，他突然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总觉得自己一个脑袋实在不管用，接触面不广，考虑问题的局限性很大。我们能不能想个法子，把全局员工调动起来，号召大家面对严峻形势。都来动脑、动口、动手。”说完，他拧着眉毛、咬着嘴唇。忽地，伸出左手使劲地往下一劈，说道：“嘿嘿，咱可以来一个‘大脑袋’活动嘛。”见人家一脸的迷惘，顾准笑了起来。解释道：“集中所有人的脑袋，融汇所有人的智慧，不就是个‘大脑袋’吗?”自此，每到星期六的下午，所有的员工都要聚集在一起交换意见、谈论工作。而每当此时，顾准也总会像个勤奋好学的小学生一样，时而侧耳倾听，时而积极抢答，然后像发现了宝贝似的把大伙儿的“巧言妙语”飞快地写在笔记本上。还有一次，在听完顾准的一场报告之后，有些从旧财税机关转过来的员工开始坐卧不安起来，更有甚者还嘟囔开了：“局长不是常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吗?怎么还称我们是‘留用’呢?”“说我们是‘留用人员’，就是给我们划了条界限。”有人听到了，赶紧跑去找顾准说了说。顾准听了，先是一惊，继而自责起来：“唉，我没有注意，太不注意了。伤了群众的自尊心，我应该向他们检讨。”果然，在接下来的一场报告中，顾准专门就“留用人员”的称呼做了检讨：“同志们、作为一个领导、我曾错误地称呼你们，我向你们道歉。你们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才到旧机关工作。但在新社会，你们用自己的劳动证明了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我们就是革命队伍中的战友，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同志。‘同志’是我们革命队伍中最光荣的称呼，我们应该互称同志才是。”听着这些诚挚的话语，台下的财税干部纷纷流泪了。
就这样，在顾准的殚精竭虑下。上海市的财税工作愈来愈见起色。
年近天命著华章
然而，一场灾难却悄无声息地突然降临了。1952年2月29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顾准被当做恶劣分子免去了职务。随后，3月4日，上海电台播发了新华社的一份《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上海市委处分八个党员》的电讯稿：……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瞬间，消息传遍了整个上海，人们感到震惊和困惑。
与大家的震惊相比，顾准的内心倒是平静多了。是的，多年的革命生涯，早已使他养成了处变不惊的习惯。简单收拾了一下，顾准就回家“深刻反省”去了。对于接下来的岁月，顾准在《顾准自述》中这样写道：“……闭门家居两三个星期，除写成一份检查报告而外，别无他事。两三个星期之后，市委决定撤职的高级干部一律集中沧州饭店居住，那里人多，市委没有派人组织学习，就竞日下棋，消遣时光。沧州饭店住了一月，又回到家中，找到几本初等几何开始学习数学。自此以后，直到1955年，进中央高级党校为止，除工房工程处和洛阳工程局两段，又朝夕投身工作而外，业余时间全用在学习数学上……”但一年的党校学习之后，顾准的厄运并没有彻底终结，仅仅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了一年多一点，就在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被迫开始了长达四五年的“下乡劳动”。
1962年5月，顾准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应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的邀约，担任会计研究任务。
到底是自己的看家本领。即便是多年没有摸会计方面的书本了，但早已烂熟于心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技术还是犹如干透的柴火一样――“碰着火星立刻就燃烧”了起来。在这里。顾准一边广泛涉猎中外会计文献，一边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很快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顾准对“会计”有了新的认识，心里也愈发地认为有必要编著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学专著。
事情也很是凑巧。就在这个时候，顾准从获得的实施苏联会计制度的第一手资料中，感到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不能同意苏联这一套制度”，于是就着手撰写《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
数月的奋笔疾书之后，顾准终于在1963年11月的时候完成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的初稿。
与此同时，顾准还顺带撰写着另外一本书――《会计原理》。写作此书的初衷是这样的：在接触企业会计实践和高校会计教学的过程中，突出地感觉到到处都弥漫着一种从苏联“拿来”的极端恶劣的教条主义学风――学制长，课程多，内容繁琐重复，而且严重脱离实际。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纠正：会计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方法，只有在实际操作中才能掌握。只有在实际操作的训练中才能逐渐掌握贯穿其中的为数有限的原则。简而言之：写作《会计原理》，是为了对会计教材和会计学制进行改革。
遗憾的是。1965年年初，就在《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修订到三稿和《会计原理》才写作了部分篇章的时候，顾准又被划为“右派”，也就失去了研究写作的自由。
1974年12月3日凌晨1时，北风呼啸，大雪肆虐，饱受摧残的顾准在肺癌的折磨中溘然长逝，两部付出了诸多心血的会计专著由此永远地“搁浅”下来。
历史的长河千回百折，但终究是趋向光明的：1984年8月，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会计原理》；1987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
可以说，《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和《会计原理》两部姊妹篇。虽然均未终篇或者最后定稿，但其理论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闪烁着理论探索的可贵光芒。
(责任编辑 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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