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3日，是陈布雷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翻阅尘封的历史，我们发现，陈布雷逝世之后，国民政府曾拟在南京为之举行国葬，蒋介石亲临殡仪馆致祭，备极隆重。但是，实际上陈布雷的后事到最后并没有进行国葬和公葬，也没有埋在南京，灵榇却在1948年12月10日归葬杭州九溪十八涧。
是什么让事态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有人说陈布雷尸谏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令蒋介石非常恼火，因此取消了给陈布雷国葬。果真如此吗？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决定，那么陈布雷的生前死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长期的心理疾病困扰着陈布雷，
焦虑、不安，头疼、失眠和巨大的
压力，将他逼上绝路
1948年的秋季，深夜，湖南路一座二层小楼的窗内，透出几缕昏黄的灯光，弱小瘦枯的陈布雷，独坐桌前已好几个晚上了，桌上铺着的八行签的稿纸上，仍然是“实行总体战计划”七个字。
数日前，蒋介石在总统府办公室召见陈布雷，见他一脸疲惫的样子，劝慰道：“布雷先生，时事艰难，需要你我同舟共济，过去，你是我的头脑、思想，现在，我，尤其是国家正需要你，人家都称你是我的文胆，没有胆怎么行呢？没有胆，怎样能打败共产党呢?”
“总统，我实在不敢当。”陈布雷诚惶诚恐地说。
蒋介石语气凝重起来：“我需要你尽快拿出一个‘战时体制’的方案来，与岳军(张群字)、哲生(孙科字)、达铨(吴鼎昌字)，还有何敬之(即何应钦)、陈立夫等人商量一下，要尽快搞出来。”
几天过去了，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电话催了几次，陈布雷还是写不出来，最后陈布雷提高了声音：“这件事我不会办，请总统找别人做吧！”说完撂下电话。
真是到了江郎才尽、油尽灯枯的地步了。
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布雷先生二三事》中也提到这件事：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以电话相促。先生在对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意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蒋君章还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一文中追忆：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面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吃而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对于陈布雷来说，不再是遥远的流民图，而是残酷的现实，这怎么能让一个有良心的人忍受？绝望、厌世的情绪萦绕在他的心头，无法排解。
好像有所感应似的，此时寓居上海的夫人王允默坐卧不安，无时不为陈布雷过度虚弱不支的病体担心。一日为烧香礼佛日，王允默再也坐不住了，她要前往龙华寺，为陈布雷抽签问吉。
结果，一支下下签让王允默心神不宁。
签文是这样的：
冲风冒雨击还归,
役役劳心似燕儿。
衔得泥来成垒后，
到头垒坏复成泥。
看到签文的一刹那，王允默像被一桶凉水从头浇下。签文中所云的燕子筑垒的垒，正是陈布雷的别署“畏垒”之“垒”。陈布雷为国民党鞠躬尽瘁，又何尝不似“役役劳心”的燕子，为蒋介石顶风冒雨，辛辛苦苦筑“垒”。然而，一生的心血白费了，蒋家王朝垮台在即，垒坏了，又将成为一堆稀泥。这难道就是陈布雷的下场吗?
“一木难支，大厦将倾。”王允默哭了。
1948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在南京的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均须列席会议。
早晨，陈布雷从湖南路寓所的小楼上匆匆下来，很快洗漱完毕，顾不上吃早餐，拖着一身病态带着一脸倦容，坐车驰向国府路。
陈布雷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怕开会，更怕见总统，但国事艰难，正需同舟共济，又不能不开会，也不能不见总统。他是硬着头皮来开会的。
在总统府门前，陈布雷下了车。有一熟人老远就打招呼，问：“先生，你有没有准备?”
“准备？什么准备？”陈布雷突然想起十五岁时，母亲病重弥留之际，有邻居问他“你准备没有”。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冷战。
在国府大礼堂内，挤满了开会的大员。蒋介石走上台，宣布经济政策失败，他说：政府取消“限价政策”，而要大量发行钞票，发行总额将不以二十亿元为限。言下之意是钞票竟可无限制滥印，后果会是怎样可以想见。
陈布雷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这是一条绝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南京国民政府在饮鸩止渴，加快自身垮台的步伐，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希望？
蒋介石一脸愠怒仍在斥责：“各单位互不接洽，互不配合，互相拆台，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人对党国前途丧失信心，未能集中精力以纾危艰；有人公开散布失败情绪。在总统府的门口竟问别人‘你有没有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后路还是准备投共……甚至有个别党国中坚，在此多事之秋，对国家委以的重任持敷衍、推诿的态度……”
陈布雷觉得，蒋介石的发言是针对他讲的，他感到对不起总统的信任，辜负了党国的重托。
蒋介石依然用嘶嘶的奉化土语杂拌着宁波官话说：“抗战建国，用了八年时间，‘剿匪’也要八年。”
陈布雷听后脸色苍白，浑身不住颤抖。
回到寓所，陈布雷瘫倒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晚饭时，陈布雷吃得很少，临上楼前，郑重吩咐副官陶永标：“不要让客人打扰我，我需要休息了。”
陈布雷留下万言遗书，给蒋介石、给秘书、给家人、给朋友都写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陈布雷的八行笺上终于出现了字迹：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维，则生命便失去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话说……
写完遗书后，陈布雷思绪如潮，不能自抑，又写下《上总裁书》：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无丝毫贡献可言乎？
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唯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陈布雷意犹未尽，紧接着他又写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讴知感激徒�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再敢为公陈之。
陈布雷“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令其无奈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生于1919年，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1939年，她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1947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顺藤摸瓜，又相继在保定、西安、兰州等地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闻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不但陈布雷的女儿做了共产党，后来他的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为陈力)也过去了。陈远生于1926年，他的母亲是王夫人。1946年，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陈远参加示威，遭到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1952年正式加入共产党。不但儿女参加共产党，他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
陈布雷给儿子们写了遗书后，又写了《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函及处理身后事务十则》、《致张道藩先生函》、《致洪兰友先生函》、《致潘公展、程沧波先生函》、《留交陈方、李惟果、陶希圣先生并嘱向中央诸友致敬之函》及《遗陈夫人书》、《予陶副官永标之手教》等十二封遗书。
整整两个晚上，陈布雷寝室灯光依旧。该交代的交代完了，陈布雷拿起瓶中的安眠药，一股脑儿倒出，又一粒一粒服下。他安静地躺在床上，桌上敷纸遗书，枕上二行清泪，窗外一天秋雨。他安静地去了。
1948年11月13日上午10时许，秘书蒋君章与副官陶永标上楼唤陈布雷起床，当夺门而入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儿温暖，等医生赶来时，打了几针强心针，但最终宣告了失败。”
治丧委员会拟对陈布雷举行国葬，为什么后来他的葬址选择在杭州，按一个普通人的殡仪进行安葬呢？
1948年11月13日凌晨，陈布雷逝世。是日上午，噩耗传来，蒋介石感到震惊，嘴里喃喃的，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他当即命人更衣，和夫人宋美龄一起，驱车来到陈布雷在湖南路五○八号的寓所。他在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的引导下，上了二楼，来到陈布雷的遗体旁。面对遗容，蒋介石内心极度悲哀和痛苦，默默无言，围着陈布雷的遗体绕了一圈，对副官陶永标说：“好好料理，我派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与政务局长陈方帮助料理后事。”
陈布雷的遗体当即被运往中正路（即今中山南路）的中国殡仪馆。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总统府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于右任、李文范、陈立夫为召集人；洪兰友为总干事，陈方、陶希圣、陈希曾、周象贤副之；总务组长为陈希曾，文书组长为胡翰，丧葬组长为周象贤。治丧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陈布雷葬礼按最高规格：举行国葬或公葬，以表彰陈布雷对国之功劳。
11月14日，“《中央日报》”头版刊登了讣告：“报丧，陈布雷先生于国历十一月十三日辰时寿终正寝。择于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在中国殡仪馆大殓，谨此报闻。湖南路五○八号陈宅敬启。”
陈布雷时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而且，他一直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蒋介石的笔杆子。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敌乎友乎》、《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等都出自陈布雷之手，因此陈布雷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他的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5日上午11时，一辆黑色的卡迪拉克轿车开进殡仪馆大门，车门开启，蒋介石和宋美龄相继下了车，宋美龄手捧着两束白玫瑰花。在殡仪馆接待人员的引导下，他们来到了崇恩堂大厅。灵堂四壁都挂满了挽联和鲜花，大厅正面墙上，悬挂着陈布雷遗像，上方是蒋介石手书的“当代完人”的横匾一幅。
蒋介石凝视着陈布雷的遗像，遗像面呈微笑，栩栩如生。此刻，蒋介石欲哭无泪，只有他心里明白，张学良曾向他进行“兵谏”，而手无缚鸡之力的病秧子陈布雷是在向他进行“尸谏”。众叛亲离，将帅离心，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了。宋美龄将手中的鲜花放在遗像前，和蒋介石一道，俯首为陈布雷默哀一分钟，之后二人转身缓缓离开大厅。
下午，中国殡仪馆门前车水马龙，停满了一排排小轿车。李宗仁、于右任、孙科、张群、张治中、徐柏圆、程沧波等人率领中枢要员数百人排着长队，迤逦进入中国殡仪馆的崇恩堂，陈布雷的遗体安放在大厅中间。3时整，在哀乐声中，身着长袍马褂的陈布雷遗体，在家属和中枢要员的环视下搬移入棺。之后，全体委员向陈布雷遗体三鞠躬，缓缓而出。青年党代表余家菊、民社党代表徐傅霖暨各界来宾几百人依次致祭。
是日，“《中央日报》”刊登出陈布雷儿女们为其父发的“讣告”。
18日，中国殡仪馆公祭陈布雷。上午9时整，国民党全体执监委员来到崇恩堂，总裁蒋介石主祭，陪祭者有李宗仁、于右任、王宠惠、邵力子、何应钦、李文范。蒋介石致献鲜花，并由司仪员宣读祭文。紧接着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洪兰友宣读中政会祭文。继由总统府、首都新闻记者公会、中央执监委等机关团体公祭，分别由吴鼎昌、孙连仲、陈博生、洪兰友主祭，陈布雷生前好友相继前往致祭。祭毕，举行点主礼。李文范为点主官，洪兰友、狄青为左右襄题。
陈布雷夫人王允默率子女暨陈布雷的兄弟们参加了公祭和点主仪式。之后，陈氏家属及从北平、湖南等地赶来奔丧的陈布雷的儿子陈迈、陈遂、陈远、陈过，女儿陈�、陈琏等，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殷殷垂询”。
12时，陈布雷灵榇被移上汽车，经过中正路（中山南路）、新街口、中山路、中央路，出中央门到和平门车站，以洪兰友、陈希曾等为首的执绋者分乘汽车十数辆，前后长达半里多路，途经“行政院”新闻局大门口时，该局全体人员献花圈致祭。灵车于下午2时许抵达和平门车站，灵榇又移上铁路局为之专门准备的灵车，专车运往上海。
11月14日，治丧委员会原定对陈布雷举行国葬或公葬，以表彰陈布雷对国之功劳；并把这个意向禀告了总统和国民政府有关方面，也转告了从上海赶来处理陈布雷后事的陈夫人王允默。那么究竟为什么没有进行原定的国葬呢？
原来，是夫人王允默反对进行国葬，她给治丧委员会写信反对将陈布雷国葬在南京，说夫君有归葬杭州的遗愿。
说到陈布雷归葬杭州的遗愿，就不得不提及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陈布雷担任浙江教育厅长之职时的一段往事。当时，陈布雷公余之暇，非常喜爱这一城的青山绿水，经常徜徉于美丽的西子湖畔。
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是年夏仍迁入小莲庄与大哥同住。大哥是年遣眷回慈而独留杭州，兄弟晨夕过从。四弟任省立国术馆馆长，亦常来谈，最得骨肉相聚之乐。惜余忧时感慨，未能从大哥商讨文艺为可惜也。夏间允默挈儿辈均来杭同住，乐儿已五岁，能认方块字，公余回寓，常携儿出游，余第一次在浙任事，不常作湖山之游，是时始知游息与作事不可偏废，每值休沐日，亦常登临游眺……”
一次，陈布雷与夫人王允默在虎跑泉品茗时，夫人说：“彦及，我看你这么喜欢杭州，干脆跟委员长说说，就长留在这里吧。”
陈布雷摇了摇头：“这是不可能的，国家多难，日寇兵临长城，窥伺华北，中日间早晚有一场大战。蒋公已多次来电邀我前往南昌佐助笔札之意，我都以身体有疾，精神疲惫，心烦失眠而推辞，但终久不是长事啊。”他指着对面的青山说：“我只盼望死后能在那里有一块三尺地、一�土就心满意足了。”
王允默：“那碑文怎么写呢？记者？中央委员、教育厅长？还是什么？”
陈布雷回答得很干脆：“什么都不要，只写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就行了。”
夫人看他说得慎重，于是说：“那我们就在杭州的范庄买一块地，作为我们的归宿如何？”
陈布雷拍手道：“范庄好，我们就在范庄买块地作为终老之处。”
这虽然是夫妻间的一时闲话，却铭刻在夫人王允默的心底，她也理解夫君需要什么、向往什么。过后，她真托陈布雷的大哥在范庄附近买了一块地。
王允默虽然对夫君的遽然逝世悲痛万分，自责自己未能很好陪伴在陈布雷身边，伤心之余，想起了陈布雷淡泊崇俭的德行和归葬杭州的遗愿，经过深思熟虑，她拿起笔来，给治丧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是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上营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头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淡泊之志。如墓地一时不及完成，则可先将灵柩暂厝杭州四明公所，以待择日下葬。又闻国家因念先夫为国勋劳，拟国葬或公葬荣典，但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很少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未平，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靡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哀荣。故国葬或公葬之绩，务祈诸先生婉为解释却词。万一国家有所决定，宁使改变，亦望能将殓葬营墓等事，力求简朴节约，而将多余款项移以救济嗷嗷待哺之灾民，具体办法，望祈诸先生另行妥为筹划。如此则先夫为国家求节约，为人民谋幸福之遗志，得以遵从，而诸先生亦可告慰先夫于泉下矣。
治丧委员会接受了王允默的请求，决定按陈布雷的遗愿进行葬礼。
11月18日下午2点40分，载有陈布雷灵榇的专列，在一片哀乐声中离开和平门车站，治丧委员会派遣洪兰友、陈希曾护送，同行的还有陈布雷的亲属们。列车抵达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在月台上都受到各界、各机关团体设奠公祭。列车于晚9点抵达上海北站。上海市政府、参议会、市党部、各机关团体代表百余人至站迎灵，并慰唁陈布雷家属。陈布雷灵榇当晚在北站停留，并定于19日晨在北站举行公祭。
陈布雷灵榇于19日下午抵达杭州，暂厝四明公所。
陈布雷的坟地选在杭州南山九溪十八涧一个叫徐村的地方。12月10日是陈布雷棺木下葬的日子。苍天有情，一清早天阴如晦，细雨��。晨8时，陈氏家属亲扶灵榇，从四明公所启运，沿途都有省市各界设奠公祭。10时许抵达徐村墓地，旋即有二百余人参加了执绋和告窀礼（下葬）。由浙江省主席陈仪代表治丧委员会主持，11时，安窀礼成。
陈布雷的墓穴极为简朴，与普通百姓的坟墓没有什么区别，墓碑上刻有“陈布雷先生墓”六个字。■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