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初，侵华日军出动八个多师团十多万人的优势兵力，对南京发动了包抄围攻。中国守军以低劣的武器和血肉之躯进行悲壮惨烈的南京保卫战。由于指挥的失误，南京迅速失陷，约十万被俘守军与无数的平民惨遭日军杀害。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南京，不仅中外记者进行紧张的采访报道，而且日本与中国的一些作家也迅速写出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反映这一起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1938年2月，日本随军作家石川达三首先写出了《活着的士兵》，并在当年3月的日本大型杂志《中央公论》上发表。就在《活着的士兵》发表后不久，中国也有两位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年轻作家在1938年与1939年先后写出了同样题材的纪实小说，当然，他们与日本作家的立场不同，写法不同，影响也不一样。
黄谷柳写作《干妈》
中国最早出现的一篇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小说，是广东籍作家黄谷柳写的《干妈》。
在南京保卫战中，有一支英勇善战的粤军部队――第六十六军叶肇部与第八十三军邓龙光部。他们开始担任南京城东外围汤水镇一线的防御，英勇地抗击了敌人疯狂的进攻。后来他们奉命撤退进城里防守。1937年12月12日傍晚，中国守军遵令撤守阵地时，大多数军队都无序地拥向城北下关长江边，只有粤军第六十六军与第八十三军冒险从太平门出城，向东冲向正面之敌，杀开一条血路，在付出很大伤亡后，终于经紫金山麓，向浙皖边界突围而去，表现了中国军队应有的魄力与勇气，是南京保卫战最壮烈的篇章之一。
当时在粤军部队中任下级军官的黄谷柳，原名黄显襄，广东东兴人，1908年出生于越南海防市一个三代华侨家庭，1931年入粤军陈济棠部任文职。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随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在南京城陷时，他因故未能随大部队及时撤出，而是与几个粤军士兵一道被困在南京城中大方巷一家煤炭店的地下室中，面临着被日军搜捕与屠杀的危险。后幸得这家煤炭店老板娘的冒死相救，才得以在南京城里隐藏了两个多月，于1938年3月逃离南京，辗转回到家乡广州。他经历与目睹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那些血泪岁月。回到广州后，他以亲身经历与对那位不相识的南京老板娘冒险相救的感恩之情，写下了一本纪实小说《干妈》，发表在茅盾主编的著名抗战刊物《文艺阵地》上。该作品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记述了南京保卫战的悲壮战斗，也以文艺手法描述了南京城陷后日军大屠杀的悲惨血腥：
从水西门外驶进的（日军）军用汽车用油布密密盖着，不让人民晓得上面堆垒得满满的是什么东西。可是在汽车上面正盘旋着追逐腥臭的乌鸦，汽车下面正淌滴着鲜红的血水……
读者明白，在那日军军用汽车里装满并用油布密密盖着的，是刚被日军屠杀的无数中国战俘与平民的尸体，他们的鲜血还在不断地流淌，染红了道路。
《干妈》重点描述了一位善良、坚强的南京老板娘的形象。她实际上是当时受苦受难而坚强不屈的中国妇女的缩影。她在日军疯狂的屠城与血腥的大屠杀期间，竟然冒全家被杀的危险，在家中隐藏了几个不相识的中国守军官兵，达三个月之久。她不畏惧日军的凶暴，每当日军的铁蹄从门前经过，她总要咒骂这些侵略者与杀人魔鬼：“天总是有眼的，杀千刀的东洋鬼子，看你哪天尸也拖不回去。”到了1938年3月，当日军大屠杀的高潮过去，她不惜倾家荡产，甚至遭受日军的强暴，最终将这几个中国守军官兵安全送出南京。她强忍创痛说：“你们能平安出去了，一切都有望了，我受罪算得了什么！”她生怕他们在外出的路上遇到日军盘查，违心地为他们缝制了日伪当局强行规定中国居民佩戴的“日本膏药”臂章。当那几个中国守军官兵表示“宁死不当亡国奴”，拒绝佩戴“日本膏药”臂章时，她便将臂章扔进火炉里。但过了一夜，到第二天，她又重制了臂章，说服中国守军官兵，必须暂时隐忍，与敌周旋，戴上臂章，才能安全逃离南京，回到抗日大后方去。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几个中国守军官兵的安全脱险着想。
那几个中国守军官兵就要出发离家了。这位善良、坚强的南京老板娘将她身边仅有的几块“袁大头”（银元）全部硬塞给了这几个官兵作路费，并燃烛焚香，向神灵祷告，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庄重的送别仪式，以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地回到自己人那儿去，继续打日本鬼子。
这就是人心！《干妈》虽是小说，但它的纪实性与时效性，使它成为记述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干妈》是黄谷柳最早发表的小说，当时他才三十岁，在创作界也没有什么名气。他后来又发表了《虾球记》、《七十二家房客》等作品，并于1949年在香港由夏衍与周而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有代表性的作家。不幸的是在1957年黄谷柳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于1977年过早地死去。
阿垅听说《活着的士兵》后“愤怒”得“难以自制”
1939年7月至10月，在“南京陷落”近两年后，又一位曾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守军年轻军官，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写成了一部全景式反映这段重大史事的作品《南京》（后改名《南京血祭》）。这是一部被人称为史诗的作品，内容比《干妈》要丰富而深刻。作者就是阿垅。
阿垅是个酷爱文学的军人，或者说是个“带枪”的诗人。他原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190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读过几年私塾与几年高小后，因家境贫困走上谋生之路，当过职员、编辑。后来他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经济部读书。他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了一些诗作。他的诗风沉郁，别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军炸毁了中国公学。他出于抗日激情，多次参加抗日救国游行，曾被当局拘禁。1934年，阿垅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了设在南京黄埔路上的中央军校第十期，因有在国民政府中任高官的远亲陈仪担保，终被录取，入步兵科学习。1936年他从军校毕业后，被分入首都警卫师任见习排长。首都警卫师后改称第八十八师，拥有德国装备，是当时国民政府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师长为黄埔一期生孙元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军兴，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于1937年8月初急调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等开往淞沪。阿垅那时已是第八十八师的少尉排长，随所在连队驻上海西宝兴路一座破庙里，连日挖工事备战。虽军务繁忙，但他仍坚持天天写日记，并注意收集写作素材。阿垅的部下有个来自南京的列兵关士邦，瘦瘦高高的，不怎么壮实。他告诉阿垅：他在南京曾以拉人力车为生，好几年挣不到钱，反倒欠了一屁股债，于是干脆报名入伍。他对打仗有些害怕，但又痛恨日本侵略军。阿垅遂开导并鼓励他，终让他坚强起来……
“八一三”战争打响后，阿垅在作战中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们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他两次负伤，自谓多亏了背包与头上戴的德制钢盔，为他挡住了日军炮弹爆炸的碎片……上海血战近三个月，中国军队主力伤亡惨重，但他们粉碎了日军半个月内攻下上海的骄狂作战计划，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阿垅所在的那个连队牺牲过半，于1937年11月中旬西撤回防丹徒、南京一线整补。阿垅在养伤期间写作了《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从攻击到防御》、《斜交遭遇战》等系列战地特写，投寄给胡风主编的杂志，后来于1938年8月在《抗敌》旬刊连载；后还被胡风结集成册，以《第一击》的书名出版，收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这些带着战地硝烟的作品广受读者欢迎，成为抗日战争初期影响很大的名篇。
1937年11月20日，在镇江丹徒作过休整并增补三千名新兵的第八十八师撤至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被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编入作战序列，主守南郊雨花台、赛虹桥至中华门一带阵地，经历了惨烈悲壮的南京保卫战。这时阿垅已升为连长。中国守军在坚守一个多星期后终告不支，撤退成了溃败。阿垅的部队且战且退，到达城内南祖师庵、萨家湾一带时被逃难的民众队伍冲散，只得各自为战或藏匿于民房里。阿垅在混乱中侥幸得以不死，冒死相救他的是原服务于英国大使馆的一位于姓职员及其家人。阿垅在南京民间辗转潜伏了月余才脱险离开南京。阿垅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与见证人。
1938年7月，阿垅来到武汉，见到了著名作家胡风，在文学创作上得到其指点。这年秋天，他在湖南衡山听到日本反战女作家池田幸子告诉他，日本的一些随军作家已写出了反映南京战役的作品，如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还有一位参与杭州湾登陆的日本士兵作家火野苇平竟然“一手挥刀，一手操笔”，写成所谓“士兵三部曲”：《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为日本侵华战争大唱赞歌。这使阿垅非常“愤怒”与“难以自制”，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创作冲动。他决心要写一部中国人的反映南京血战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填补中国文学创作的空白，同时对效力军国主义、美化侵略罪行的日本“笔部队”以愤懑的反击。他说：“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南京血祭》后记）
阿垅带着对这场他所亲历的战争的思考，经胡风介绍，通过周恩来秘书吴奚如提供的关系，经西安，于1938年11月到达延安。他希望在这一全新的天地里，对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争有个全新的认识。1939年年初，阿垅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曾几次应邀向学员们介绍他亲历的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还曾在延安报纸上发表过抗日诗歌，并写下了反映南京保卫战的两章文字。
1939年4月，阿垅因伤病又去西安，后入西安战干四团任教官。不久，在1939年7月至10月，他在不断遭日机空袭的西安古城，由几位友人提供写作条件，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成了《南京血祭》。他既有军事知识，有南京实战的经历，又有文学创作的素养与经验，再加上他两年来的不断思索与强烈的创作冲动，使他很快完成了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称得上史诗的作品。
《南京血祭》写成后，曾获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征文奖，但因当时政府当局中一些当权者认为这部纪实作品的内容“太真实了，过于血腥，渲染了战争恐怖，易产生引导民众仇日情绪之负面作用”等，未能出版。它当然是不能出版的，因为它虽然委婉但却是明白无误地揭露了南京中国守军当局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战略失误、指挥上的颟顸与撤退时的慌乱失措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损失，矛头直指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和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虽然符合历史的真实，却不能为当局所容。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此书才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以一幅日军杀害我同胞的木刻图为封面。遗憾的是初版仅印两千册，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阿垅任《天津文艺》编辑部主任，不久即因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被捕，并被定为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身陷囹圄多年。但他始终不屈，于1965年被判刑，于1967年3月21日死于狱中，终年六十岁。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和胡风等都获平反昭雪。在南京沦陷与大屠杀五十周年的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其遗稿出版了《南京血祭》。
令人高兴的是，在1994年11月，《南京血祭》由日本关根谦翻译成日文，由日本五月书屋出版，书名《南京恸哭》。这无疑有利于让日本广大人民更加深刻地了解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与中国人民蒙受的巨大灾难，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一个有力的反击。■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