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从偏远的山村走出来，经过“寒窗苦读”，又经过纷纷扰扰的争议，终于破茧成蝶，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说：“傅国涌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那么，傅国涌究竟是怎样一路走到现在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走进了傅国涌先生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寓所。
来自雁荡山的少年
1967年1月10日，傅国涌出生在浙江乐清大荆岭脚村，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
岭脚村是一个坐落在雁荡山脚下的小村庄，关于“岭脚”的得名，有一个典故。传说当年谢灵运游历雁荡山，他的“谢公屐”在登山时不慎掉落。根据这个故事，人们把他登的山命名为“谢公岭”，山上还有个“谢公亭”，而山脚下的村子自然就叫“岭脚村”了。傅国涌家的大门，正好面对谢公岭，前有“迎客僧”，后有“石梁洞”。从他小时候开始，记忆中就不断有进出雁荡山的画家、诗人的身影。这些人虽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直接的影响，却给年少的傅国涌传递了一个信息：在生活的村庄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这种来自外界的新鲜空气，使他从小就萌生了要超越大山的想法。
傅国涌的小学教育是在村子里完成的，十几岁前傅国涌从来没有离开过岭脚村。他说，那时候的他爱看书，不爱活动，一上体育课就逃课。由于不爱活动，力气小，打架总是打不过同学，一直到高一才摆脱受欺负的命运。那个时候傅国涌想看书，资源是极其匮乏的，他们家有一些连环画，他就靠这些连环画度日。他读到第一本真正有意义的课外书时，已经是四年级，那是一套三卷本的《水浒传》，深绿色的封面，扉页上印着那句妇孺皆知的名言：“《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那套《水浒传》因为被人翻得太多，书角都翘起来了，傅国涌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地读，如获至宝。从那以后，他便迷恋上读那些大人所说的“闲书”。
由于读了很多“闲书”，傅国涌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1978年至1981年,傅国涌在雁荡中学读初中，班主任卢鸾娇老师对他特别照顾。初三第一学期，傅国涌的暑假作文《捉石蟹》得到卢老师的赏识，她叫丈夫徐保土先生为傅国涌指导作文。徐先生是乐清的才子，五分钟的指导使傅国涌受益匪浅。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当地的小报上，傅国涌拿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两块钱。他说，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因为他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也不过一块钱而已。他拿着两块钱，赶紧到供销社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说到此处，傅先生从书架上抽出那套书给笔者看，定价是两块三毛钱。“我自己还添了三毛钱呢！”傅先生笑道。1981年初中毕业前夕，同学们都在准备中考，傅国涌写的《〈岳阳楼记〉读后感》成了范文，全班都按照这篇文章准备中考作文。
傅国涌的高中是在大荆中学读的。
高中毕业以后的三年，傅国涌没有继续升学，他在乐清县城读了高复班。当年的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我与傅国涌》贴在网上。文章里说，当时他们一起租住在外，傅国涌读的是文科，文史地成绩都很好，基本上是满分，但是数学奇差，每次都只能考二三十分，常要那位朋友辅导。还说，傅国涌那时候读书很多，经常夜里两三点才睡，读书速度也很快，几乎每天啃掉一本。又说，傅国涌当年有“狂人”之称，一副眼镜，一头长卷发，一张白得有点迷糊的脸，一件永远不换的“七○式”蓝军装，不修边幅。他很少与人交往。在他眼里，芸芸众生都是庸人、俗人。他钦佩的是康德之类的人物。而文章中写到的两个故事很有趣：
读书读累了的时候，他（指傅国涌）就来一套自编的武术拳脚，大吼大叫。有时候，不顾天色将暗，拉上我爬上栖霞山，对着如血的夕阳，迎风嘶号，而此刻，身后的坟洞发出森森的阴气。
还有一次，傅国涌坐汽车去北京。他把脚伸到车窗外，随着汽车的摇晃，一只解放鞋掉了，最后只穿着一只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朋友家里。朋友见他如此狼狈，马上去买鞋，他说不必，赶快给我买五个盒饭。朋友买来饭后，他竟把五盒全部吃完。
笔者向傅先生求证了这两个故事的可信度。傅先生说，这位朋友有些夸张了。真实的情况是：第一，高中时代跟他住在一起，是真的；数学很差要问他题目，也是真的；但是夜里跑到山上去吼，爬山是有的，吼是没有的；耍武术拳脚只不过是闹着玩的事，那位朋友也当真了。第二，掉鞋子的事，其实穿的不是解放鞋，而是皮鞋，不是到北京，而是从杭州到温州，坐卧铺汽车，上下铺的那种。傅先生睡的是上铺，他把皮鞋脱下来放在枕头下面的空位。没想到下铺的乘客开着窗户，汽车一路颠簸，就把一只鞋子颠到窗外去了。傅先生下车时找鞋子穿，发现少了一只，怎么找也找不着，于是干脆把另外一只也扔了――不能只穿一只鞋走路啊！下车后其实也没光脚走路，因为马上就上了人力三轮车，路过一座桥时，桥上有卖日用百货的，他就买了一双凉鞋。后来到了朋友家，一桌人就很开心地吃饭了，如是而已。写文章的那位朋友，傅先生已经二十多年没和他联系了，而他身在厦门，故事是倒了两三手以后才传到他耳朵里的，难免有些失真。
十年苦读寒窗下
1986年，傅国涌进入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一年之后，他就离开了学校，做起了中学语文老师。两年之后，他结束了教书生涯。从1989年到1999年，傅国涌进入了一个“十年苦读”的阶段。他不改以前喜欢读全集的作风，先后读了《孙中山集》、《黄兴集》、《宋教仁集》、《朱执信集》、《戴季陶集》、《居正集》、《马君武集》、《陶成章集》、《秋瑾集》、《鲁迅全集》、《梁漱溟全集》、《陶行知全集》、《蔡元培全集》，以及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张謇、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人的文集。无疑，这些阅读都为他以后对民国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傅国涌主要的“工作”是读书和写笔记，偶尔在一些杂志上发表文章。
1995年的冬天，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主动走入了傅国涌的世界，他就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许良英先生。许先生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家，是中国核弹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学生，是中国研究爱因斯坦思想的权威，曾经主持编译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这套书是迄今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傅国涌称许先生为“真正让我站起来的人”。事情的机缘是许先生偶然读到傅国涌写的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认为在他见过的年轻人中，傅国涌是读书最多的。所以，许先生专门写信给傅国涌。一来二去，他们之间建立了忘年之交。许先生不愿称师，愿意跟傅国涌平辈论友。他们彼此交流频繁，每个月都有书信往来，所谈之事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许先生虽然是学自然科学的专家，但是因为学习方法好，知识渊博。傅先生说：“许先生有世界视野，所以就把我推到一个能够看到世界上所有值得看到的东西的位置上。从那以后我的一切都改变了，读的书变了，思考的问题也变了。”醍醐灌顶，傅国涌的思想从此发生质的飞跃，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锁住他的灵魂了。
傅国涌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人，他对人生中的一切遭遇都深怀感恩。他对笔者说，遇人之事是人生的机遇，可遇而不可求。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二十八岁那年，有一个大人物会“从天而降”来找他。相反，当初如果是他主动去找许先生，许先生很可能会不理睬他。“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是老天的恩赐。”傅先生感慨道。
十年苦读期间，傅国涌的生活基本上靠家人和朋友接济。1999年，他终于“出山”了。当时电脑很贵，普通大学生一个宿舍合买一台，毕业时卖掉分钱。于是，傅国涌就花两千三百元从浙江大学毕业生那里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从此，他开始往电脑里敲字。
受朋友之约，那年傅国涌写了一本历史随笔集《历史深处的误会》给朋友拿去出版，可这本书因故没有出版。傅国涌难过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书怎么落得这样的下场呢？但是不久他就摆脱了困惑，他想到可以把这些文章分篇向各杂志社投稿！他还清楚地记得，1999年发表了两篇文章；2000年发表了七篇文章；2001年发表了十八篇文章……就这样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接下去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就记不清了，因为实在太多。七年后，《历史深处的误会》得以出版。
起初，傅国涌还在一家私营企业里打工。他在那家私营企业里给人干了三个月，用三个月他学会了所有东西，傅国涌觉得没意思，于是跟老板吵了一架，走人不干了。后来他又到别的地方跟人合作，虽然他没有钱，但是凭借智力投资，也做到了管理层。
当时的傅国涌只有一个想法，希望将来能够不用打工，光靠在家里写东西维持生计。所以在外面工作的时间，傅国涌也尽量利用起来。因为做管理层的缘故，他上班很轻松，每天处理事情两三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看书、上网、写东西、搜集材料，回到家后再写成文章。但是不久之后，傅国涌连这样的班都不愿意上了，觉得时间太珍贵，如果把那点时间也用起来不是更好吗？所以就辞职一门心思写起东西来。成名作《金庸传》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一发不可收拾
《金庸传》是应朋友之邀写的。
在此之前，市面上已经有多本金庸先生的传记。傅国涌写作向来是反对重复命题的，但是朋友相托又不好意思推却。他把过去的几本《金庸传》都找来读了一遍，发现其中存在严重问题：所有人都是以一种仰望金庸的姿态去写的。所以，傅国涌决定把金庸放低，以平等的视角来写一本《金庸传》。他开始搜集资料，很快就把书稿交给了出版社。与出版社签的合同上原本计划出五千本，但是编辑看完稿子，立刻要求加到一万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争议，一时洛阳纸贵，很快又加印了一万二千本。
《金庸传》的出版可说是傅国涌人生的一个转折点。2001年他的第一本书在香港出版时，影响还只停留在知识界。2003年《金庸传》出版之后，傅国涌立刻就进入了大众视野，他的文章一夜之间成为各家媒体争相刊载的对象，以至于2004年到2006年这三年，成为傅国涌一生中写作密度最大的一个时期，到处被约稿、开专栏。
但是，在《金庸传》之后，傅国涌被贴上了“傍名人出名”的标签。为此，傅国涌出了两本书来证明自己，一本是《追寻失去的传统》，另一本是《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这两本书使他立稳了脚跟。特别是后者，2005年出版以后引起轰动，举国媒体都大篇幅报道，傅国涌这个名字甚至都上了娱乐刊物。有人预言“傅国涌热”来了。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因为卖得好，盗版也很多。傅先生告诉笔者一段小插曲。他拿出一本盗版书跟笔者说：“去年我到一个地方去演讲，有一个读者拿着这本盗版书找我签名。我说你把这本书给我，我回头寄一本正版给你，他开心死了。” 后来，这本盗版书被傅先生饶有兴致地收藏了起来。
书的成功也是傅国涌始料未及的。从此，出版社、杂志社追着他要稿子，使他“永无宁日”。他的经济也日渐宽裕起来，2006年购置了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新房。他的老宅在耶稣堂弄，就是司徒雷登故居的隔壁。前段时间，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杭州，傅先生写文章发表评论，一开始他心怀不满，觉得司徒雷登的骨灰该安放在北大。但是文章写到后面，傅先生突然体悟到：司徒雷登超越了国界，他是属于全世界的。如此一来，之前的不满也就烟消云散了。傅先生跟笔者说，写文章妙得很，动笔写之前不知道文章会写成什么样，只有写到最后才能定型。他举了鲁迅的例子来佐证，每晚点起香烟，看着烟雾缭绕，灵感就不期而至了。
傅国涌身为自由撰稿人，独立于体制之外，扎根民间，不做教授、不做研究员。最近，和他并称“北谢南傅”的学者谢泳先生受聘成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笔者问傅先生有没有意愿到体制内去生活。傅先生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出了书，也有大学请我做教授。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情况，就拒绝了。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也就不想往那条路上挤。何况体制里的人太多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而民间的人太少了，有我这样一个人留在民间也好。”
香港评论家梁文道先生曾在节目里称傅先生为“民间学者”，而且是“有良心的学者”。笔者觉得这真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傅先生跟笔者说，他一生的理想，是要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让中国变得更文明，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生活得更好，包括爱他的和不爱他的所有人在内，他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而不是围绕着学术的目标展开的。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