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道平是台湾著名政论家、经济学家、翻译家。 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夏道平与雷震、殷海光一道，一次又一次地挺身而出，公开揭露台湾军警宪特的违法乱纪及层层黑幕。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惹出大麻烦
夏道平1907年5月出生在湖北大冶县保安镇，少年时代在家乡和武汉求学。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武汉大学任教，抗战时期还在国民参政会研究室任研究员，1948年秋到台湾，1949年11月与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共同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任编委兼主笔。
那一时期，夏道平所写的社论，大都是揭露、抨击国民党及其军、警、特的，因而不少社论引发了风波，并险些让杂志被封。
其中，惹出最大麻烦的当数《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两文。
1951年3月初，夏道平听说台北市区接连发生几起离奇的经济案件，感到里面有鬼。深入民间一调查，他发觉几起大案都是特务机关――保安司令部为捞钱设的圈套，系诱民入罪，而且手段毒辣。特务机关的做法是先在土地银行开户，弄到银行期票，然后用期票作押，付高利向人借款，待借贷成交时，特务突然出来破获，然后告贷方犯“地下钱庄罪”、“破坏金融罪”、“买卖金钞罪”，并将其抓进监狱。
夏道平对特务机关的卑劣行为十分愤怒，并一气呵成了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这篇社论一面世，在台湾引起爆炸性的反应,民众对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卑劣行为无比愤怒，同时为《自由中国》敢发如此锐利的社论极其钦佩。
台湾保安司令部看到此文,恨得咬牙切齿。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司令彭孟缉认为,此文损害了以他为首的保安司令部的形象。他拿着杂志到蒋经国那里告状，还扬言要逮捕《自由中国》负责人和执笔人，并向上呈送了捕人的公文。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党政机构不断地给《自由中国》制造麻烦。那一段时间，雷震及自由中国社的职员吃尽了苦头。后来，在国民党内比较开明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强力干预下，保安司令部才未动手抓人。
国民党为了挽回影响，不断给《自由中国》施压，要求《自由中国》再登一篇肯定当局金融管制措施、否认前篇社论主要内容的文章《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自由中国》被迫同意发表。
大家始料未及的是，身在美国的胡适看了《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就知道杂志社是受了官方的压力才发此文的，对此愤怒不已。1951年8月11日，他给《自由中国》负责人写信，正式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职务，并愤愤地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胡适对夏道平执笔的社论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胡适的信，给了夏道平与《自由中国》全体同仁极大的鼓舞，大家决定冲破阻力，将胡适的信公开发表出来，吐吐憋在心中的怒气。1951年9月1日，胡适的信在《自由中国》上公开发表。这封信又一次触怒当局，彭孟缉还特地打电话到雷震家里愤怒指责，并声称要与《自由中国》没完。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和胡适的抗议信，还闹到了蒋介石那里。1951年9月2日中午，国民党中央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处置此问题，会上还成立了“审查《自由中国》刊载胡适抗议小组”。9月4日，“审查小组”开会讨论一致认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和胡适的抗议信“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9月6日、13日，蒋介石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审查小组”的情况汇报，并在会上痛骂《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和公开发表的胡适的抗议信。后来，由于一些与胡适、雷震关系较好的国民党党政要员出面疏通化解，加之蒋介石考虑以后需借重胡适的地方甚多，不可做得太绝，才未下令关闭杂志。
成功扳倒“行政院院长”俞鸿钧
夏道平1954年10月1日为《自由中国》写的社论《又一个关系宪政的问题――俞“院长”说辞不掉兼职》，直指“行政院院长”俞鸿钧，特别值得一记。
俞鸿钧1954年5月由蒋介石提名出任“行政院院长”，此人上任时说过许多漂亮话，也赢得了不少掌声，但言行不一的俞鸿钧任了一段时间后，任人唯亲，贪污徇私，承诺的事情不兑现，使对他寄予厚望的民众大失所望。1954年6月，俞鸿钧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谈到各级官吏的兼职问题时说：“我的兼职决定全部辞掉，其他兼职的人员也将以一人一职为原则。”
过了三个月，别人的兼职都辞掉了，他兼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却不辞。到了9月，“立委”温士源在“立法院”质询他为何还未辞去“中央银行总裁”时，俞支吾其词，说他已辞过但未被接受，并说他赞成一人一职。
“未被接受”显然是借口，实际是舍不得辞。因为大家都清楚，“中央银行总裁”是个油水甚多的肥职，任何高官都不愿放手。过去在大陆，此职主要由蒋介石的亲戚宋子文、孔祥熙担任，而且孔任此职达十二年之久。孔离任十余年后，还在台湾“中央银行”领取各种费用和补贴，直至被人举报才停发。俞鸿钧1945年至1948年任过此职，到台湾靠蒋介石的关系又得以复任。因此，俞的其他兼职都可辞，唯这个肥职不愿辞。俞鸿钧不辞这个兼职就是腐败，这个恶例一开，后患无穷。
夏道平在社论中对俞鸿钧的腐败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行政院长’向‘立法院’所作的承诺，所宣布的政策，是要负责实践、实施的。辞掉全部兼职，是俞鸿钧向‘立法院’所作的承诺，一人一职的原则，是俞‘院长’宣布的政策……现在的问题却是这样：俞‘院长’不能实践其辞掉全部兼职的诺言，因而就放弃了一人一职的政策。”
这篇社论在《自由中国》上刊出后，引起台湾民众的共鸣，同时也引起官方的愤怒，俞鸿钧更是对夏道平恨入骨髓。
1957年底，俞鸿钧的诸多腐败行为被人揭发，台湾“监察院”派人查处时，受到俞的阻拦。俞还公开说，他是奉蒋介石的命令阻拦的。
《自由中国》编委们得知此消息，个个义愤填膺，认为俞鸿钧此举荒唐，应将他的非法行为和腐败事实在报刊上公开，让全台湾民众知道这位“行政院长”是什么货色。
夏道平这次又被大家推为执笔人。1958年1月1日，夏揭露俞鸿钧的另一重要社论《弹劾案与调查权》面世。社论里披露了俞鸿钧担任“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期间，所有开支均由公家供给的事实及大量翔实而确凿的贪污项目和数额。社论尖锐地指出，俞的贪污腐化触目惊心，应该下台。
当时的俞鸿钧权倾朝野 ，《自由中国》用如此严厉的措辞揭露他的腐败行为，甚至对包庇他的蒋介石也一同进行抨击，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其胆量也是真够大。
后来，《自由中国》又接连发了几篇批评俞鸿钧的文章，加上俞的腐败问题太严重而受到弹劾，终于迫使俞于1958年7月1日下台。可以说，俞鸿钧及其“内阁”的倒台，《自由中国》和夏道平居首功。
反对蒋介石非法三连任
根据国民党1946年在大陆制定的“宪法”，“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任期为六年，可连任一次。这就是说，不论是谁做“总统 ”，最多只能任两届，也就是十二年，超过两届就不合法。
蒋介石于1948年4月19日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败逃台湾。蒋在台仍打“中华民国”旗号，并于1950年3月1日宣布复职。1954年3月22日，蒋介石当选第二任“总统”，任期到1960年为止。
从1958年年底起，夏道平和其他《自由中国》人士就开始关注蒋介石三连任的问题，并通过一些评论、社论表达了杂志社的看法，希望蒋介石注意培养接班人，并昭告天下，到1960年3月“国民大会”召开时，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为后人树立一个守法的典范。
《自由中国》人士中，几乎都反对蒋介石三连任。起初，胡适对蒋介石三连任有疑问，认为不合法，作为领导人必须顾及此点。后来，一些迹象和事实表明，蒋介石丝毫没有退意。为此，胡适曾当着蒋经国的面，半真半假地说出了希望由陈诚接替蒋介石，不愿看到蒋经国接班的话。在另外的一些私人场合，胡也讲了希望蒋介石做一个守法的“总统”，不要三连任。但在报纸、杂志上，他怕伤害蒋介石，尽量不谈此事。
私心甚重的蒋介石不考虑合不合法的问题，心里坚持要三连任，但口里又不直说。《自由中国》人士从他的态度判断，他一定会三连任。
夏道平、殷海光、雷震决定以护“宪”为名，力阻蒋介石第三次连任。在《自由中国》掀起的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的浪潮中，夏道平一直站在最前线，一次又一次地写文章严厉批评蒋介石的做法。据统计，《自由中国》先后发表了十余篇社论反对蒋介石三连任，而夏道平一人就写了六篇。这些社论都曾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也使蒋介石芒刺在背，切齿痛恨。
1959年6月1日发表的社论《蒋“总统”不会作错了决定吧》，是夏道平执笔社论的代表作之一，社论开头就说： 早在一年以前，台北方面有一件不见于文字的政治新闻，就是说蒋“总统”恐怕还要做第三任。做第三任是违“宪”的，因“宪法”第四十七条明明白白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如果蒋“总统”真要做第三任的话，就得修改“宪法”。
社论还说，蒋介石第二任期还有一年，希望蒋在“总统”任期内，以身作则，留下一个优良的“宪政”传统，不三连任的范例。
在《自由中国》编委会上，编委们讨论让谁写此社论时，夏道平一马当先，表示愿写向蒋介石作忠告的社论。1960年2月1日，社论《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在《自由中国》上刊出。社论说，选举下一届“总统”的“国民大会”马上就要开了，闹了一年多的修“宪”与连任的问题，容《自由中国》人士讲话的时机已不多了，现在再把以前没有讲过的话，趁这最后的时机，向蒋作一最后忠告。
此社论尖锐地指出：
就权力政治讲，一切决定于权力。只要权力在手，就可为所欲为；同时权力的攀附者劫持民意，伪造舆论，乃至制造各形各色的政治神话，以掩饰权力者个人的意图。这类政治纵令可以�致一时的安定，可是这种安定，也只是“厝火于积薪之下”的表面安定，其结局必然是流血、革命、民主涂炭、废舍为墟、社会解体、“国家”灭亡。继其后的，如果不是一个权力政治，其结局也必然如此，中外历史这一类循回往复的故事，已经足够昭示我们：这是人类最愚昧、最惨痛的记录。
社论最后对蒋介石的忠告是：遵法守法，做权力交替的楷模。
尽管夏道平及《自由中国》人士向蒋介石作了如上忠告，蒋介石仍我行我素，扯了许多歪理要连任，并为三连任采取了多项措施，如许诺给“国大代表”与“监察委员”、“立法委员”享受同等待遇，逐月发薪水，动员海外侨团发劝进电，指使机关团体上街游行要求蒋连任，收买有反对力量的知名人士支持等。
1960年3月3日下午，蒋介石在台北召集千余名国民党籍“国大代表”开座谈会，正式宣布：“如果是党的意见，我将接受第三任。”
过去，“国大代表”不领薪水。蒋介石为收买“国大代表”投他的票，在这次会上突然说出他一向关心“国大代表”们的生活待遇问题，并宣布从现在起，“国大代表”的待遇与“立法委员”相等。在场的“国大代表”听到蒋的这一宣布，当即掌声齐鸣，欢呼雀跃，纷纷表示要投蒋的票，使蒋顺利三连任。
1960年3月11日，为蒋介石三连任而修改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三读通过，根据修改的这个条款，蒋介石可永远连任，原“宪法”中的“连选得连任一次”被取消。
对蒋介石的上述做法，夏道平与《自由中国》同仁极其愤怒。为表达大家的愤慨之情，他代表编委会写了另一篇影响甚大的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对蒋介石不顾海内外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非法三连任的卑劣行为进行了抨击。
夏道平等《自由中国》人士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的活动持续近一年半，最后虽未成功，但他们也不是失败者。今天，人们再去品读夏道平及《自由中国》诸同仁当年那些掷地有声的政论文章，仍觉趣味无穷；对他们敢于抗争的勇气，也会肃然起敬。■
（责任编辑/刘晨芳）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