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父亲算得上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其实，与其说是人有名，不如说是他的作品有名，那就是1955年上演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和《王二小放牛郎》有名。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几年中，国产电影的数量本来不多，到了“文革”，很多电影又成为“毒草”，《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部片子，就被轮番地放，让亿万观众不论主动还是被动，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很多人说是看着《平原游击队》长大的，几乎能把影片中的每一句台词背下来。这部电影就是根据父亲1950年写的话剧《游击队长》改编的，合作者是剧作家羽山。
从没落家庭
到革命剧团
父亲的作家生涯，我是后来才了解了一些。他比较内向。他的身世，他的写作，他的工作和交友，都极少与家人谈。不要说与孩子们谈，就连对母亲，他也谈得很少。有些事，问到母亲，她总是说：“不知道，他从不和我说。”我上大学后，因为念的是中文系，向父亲讨教过一些文艺界的人和事，他的回答多是三言两语，并总是“唉”上一声，叹息道：“复杂啊！复杂……”然后陷入冥想。他说这话时，我根本不能理解。本来他就不爱说话，也许害怕祸从口出，说得就更少了。对于父亲，除了过去例行填表的那些内容，我们知道得很少。父亲去世后，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他的小传和为了出文集他自己写的年谱。
父亲1918年生于天津城郊乡村。他的祖父和叔祖父都是木匠。一家人靠木匠和务农为生。七岁那年，他的大伯当了河北省井陉矿务局局长，并在天津市开滦矿务局任要职，家里兴旺起来，随后他祖父一大家人迁到了天津市区。父亲上过四年私塾，在天津第三十小学毕业，成绩名列第一。我的爷爷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事，是靠当矿务局长的哥哥挣下的钱，盖了几十间房，吃房租过活，后来因为父亲的二哥抽大烟，家境败落。听亲戚们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的爷爷奶奶是饿死的。父亲在他们四兄弟中年龄最小，不爱说话，就喜欢看书。他自己说过，上私塾时，常常逃课去听评书；上中学时，每天晚上都是在图书馆度过。那时，他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你不写小说，而喜欢写剧作？他说：上中学时，我就喜欢戏剧，莫里哀、梅里美、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过来的我都看过。联想到周恩来、曹禺他们在天津上中学时都喜欢演剧，可能这种爱好是当时天津中学里的一种风气。
1937年天津沦陷，父亲和一些同学相随，到大后方流亡。1938年在桂林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队第十一队。1939年入陕北公学。不久参加了陕北公学剧团。1939年5月，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部分师生（占当时鲁艺师生的百分之七十多）、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组成了“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率领并任校长自延安开赴敌后，开展国防教育。1939年7月，华北联大学校又决定由陕北公学剧团和鲁艺部分学员组成了华北联大文工团，开赴到了晋察冀边区。父亲被分在戏剧组，从此开始了他的编剧、导剧、演剧生涯。从1940年至1949年，他独创或与战友合作写了不少剧作。如：秧歌剧《反扫荡》、《过新年》、《两个英雄》；话剧《粮食》、《村长》；独幕剧《出发之前》、《开会》、《无孔不入》、《东庄之夜》、《典型报告》、《塞北红旗》、《父子俩》等；歌剧《大生产》、《不上地主当》、《天下第一军》；梆子剧《无人区》。他的长诗《大山传》和短诗集《鼓声》中的多数篇章也是这时写的。他还写了一些歌词，如：《国民党一团糟》、《上有青天》、《翻身谣》、《水流千遭归大海》、《县选歌》、《军民对口唱》、《八・一五》、《野战兵团歌》、《前进，人民解放军》、《歌唱古北口》等。邵燕祥先生曾对我说：《国民党一团糟》这首歌，他很熟悉，“1949年前后在老区与新区极其流行”。这首歌我也会唱，是上小学时在校合唱团学会的，劫夫将曲子的音调、节奏作得很特别。这首歌一直流行到新中国成立后。
也许由于写作能力不错，父亲由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冲锋剧社社长，任至冀晋军区文工团团长，后改为察哈尔军区文工团。战争年代，戏剧演出可以直接宣传群众、鼓动群众，不需要舞台，利用现成的院落、房屋、场地；不需要道具，穿老百姓的衣服就行。有时，当天排练当天演出。虽说粗糙些，也很有生气。父亲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他们剧社演完了《刘二姐劝夫》，敌人炮楼上的伪军就有不少人反正了；上演了《张大嫂巧计救干部》，各村就出现了很多掩护干部的事情。父亲也演过戏，在《白毛女》中出演过杨白劳；在高尔基的《母亲》、果戈理的《巡按使》中充当过角色。据《敌后的文艺队伍》记载，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上演《三八节妇女活报》：“封建魔王由邢野扮演，身披铠甲，手执长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由陈强扮演，军服军帽，腰横倭刀。”“文革”中父亲教过我们一首好听的外国歌曲叫《沙漠之路》，才知道他唱歌也不错。
身在多事之秋
新中国建立之初，父亲的写作还是很勤奋。1950年，他创作了多幕话剧《游击队长》。当时在文学研究所，他既是所务委员、管理干部，也是学员。 1954年，为了将《游击队长》改成电影《平原游击队》，他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创作所。1955年电影上演后，他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任副主任。从1956年到60年代初，他还有多幕剧《青年侦察员》出版；与和谷岩（执笔）、孙福田合作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上演；三个老战友合作的多幕儿童话剧《儿童团》出版；与诗人田间合写多幕歌剧《石不烂》及他自己写的儿童诗剧《王二小放牛郎》出版；给中央实验话剧院创作的话剧《春燕》（又名《女革命者》）未演出，也未发表，粉碎“四人帮”后写作并上演了话剧《古城十月》。从此，他的创作生涯基本上结束了。听父亲说，好像电影《平原游击队》获过奖，一个独幕话剧获文化部戏剧创作三等奖；儿童诗剧《王二小放牛郎》获“1954－1979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但他的遗物中已不见凭证。他的名字，戏剧界的人还知道一点吧？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剧本杂志社办事 ，遇到负责人颜振奋，他还说起，认识邢野同志。其实，电影《平原游击队》，既是父亲的创作高峰，也是他创作式微的开始。从1963年以后，除了零星发表一两首诗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作品了。当时他才四十五岁，我十多岁。记得那时看到的他，除了练习书法，就是整天沉默不语地抽烟。
父亲与多数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虔诚遵奉。经验告诉他们，稍微有些独立思考，就肯定会出问题。记得“文革”中，他为了让我们放心，曾认真地向我们保证：“我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问题。”现在来看，他能做到无问题，可能就是1949年以后写作不沾现实的边儿，遇事少发言吧？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的文艺界进入多事之秋：1951年，批判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电影《关连长》、《武训传》；1954年，批判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更多的作家因作品或言论被打成右派……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漩涡，父亲小心地回避着。但是，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他回避不了。丁玲是他的老师与领导。正是丁玲看过他的话剧剧本《游击队长》，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才得以调他去写电影剧本的。可以说，电影《平原游击队》的诞生，与丁玲的发现与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时，无论是作为学员，还是文学研究所的中层干部，邢野应该怎么表态？记得我在写作《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时，曾问过父亲一些情况，他对我说，在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期间，周扬曾点名让他发言。我后来借阅到当时的会议简报，看到了父亲的发言，感觉他揭发批判十分小心，对丁玲有批判言词，但还是设法绕了个弯子，更直接地批判了“丁陈反党小集团”成员李又然的资产阶级作风。父亲还告诉我，大概因他的发言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多大分量，后来编的批判丁陈的集子，没有收进他的发言。1959年“反右倾”，中国作家协会又批判郭小川的长篇抒情诗《望星空》和反思“肃反”运动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1958年2月把《一个和八个》交给周扬审阅，征求意见。周扬当时没有提出个人意见，一年零四个月后，却出人意料地拿出这首诗作为罪状组织批判。我问父亲：“这些批判您是否在场？”他说：“对《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是内部批判，我在场，先发给每人一份油印的作品。但是，我没有说话。”我问他：“您为什么没有发言？”他说：“他们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问：“您觉得郭小川的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郭小川很有才华，诗也不错。就是有些情调，当时看，有些不健康。”郭小川的《检讨书》介绍：自1959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作协党组连续召开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对郭小川进行了七次批判。父亲没有和我说这七次批判的详情，但我觉得只要他参加了批判会，看那情势，不可能不发言，只不过其发言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罢了。从以后郭小川与父亲友好来往的关系看，他对郭还没有伤害。
2001年，我读到郭小川女儿郭小惠编辑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看到了一个诗人因为想搞创作并努力进行艺术探索所受到的百般精神折磨。这种折磨不仅是对他诗作的无理批判，更重要的是，郭小川作为一个担负行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因念念不忘创作，而被指责为“丧失立场”、“政治退步、个人主义膨胀”，“和党闹独立性”。《检讨书》中记载了党内对他的批判：“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他“轻政治，重业务”，“花了很大精力去写东西”，“开自留地”，“究竟把主要精力放在哪里去了” ？“小川的一本书主义，是受了胡风思想的感染，要成名成家，写呀写呀，就发展成了个人野心”。而他所提出的“创作与工作的矛盾”实际就是“个人与党的矛盾”。
面对前车之鉴，父亲的内心会怎样想？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患了严重的胃病，一米七八的个头,体重下降到八十五斤。所以他有两三年时间基本上在家休息，练练书法。据父亲讲，那时，他总到北京医院。给他看病的大夫，也给刘白羽看病。医生对父亲说，你的病挺厉害，怎么刘白羽还说你玩物丧志？父亲听后，也只能忍着。父亲在《年谱》中回忆：“1961年，作协某领导（刘白羽）叫我到《诗刊》工作，并任我为《诗刊》副主编，但未宣布。作协让我在《诗刊》调查《诗刊》的问题，因未查出问题，我要求调动工作，我又被调回外委会任副主任。”显然，刘白羽对他很失望。
《平原游击队》修改记
父亲不拒绝我的询问。有一次，我问他：“重拍的彩色电影《平原游击队》您参与了吗？”他说没有。我问为什么没有原作者参与？父亲就和我谈起江青让他修改《平原游击队》的经过。我觉得他谈得很有内容，在不断的追问中让他谈得详细些，后来我帮他把谈话整理了出来。从这篇谈话记中，可以看到他在写作方面的审慎与畏难。
父亲提到“文革”中，江青曾让剧作家阿甲修改电影《平原游击队》，准备重拍彩色电影《平原游击队》，并且提出要把电影剧本再改成京剧剧本。阿甲找到父亲，请父亲把“李向阳”的生活原型介绍给他，说想积累些素材然后再修改。父亲就给阿甲写了介绍信，找到了“李向阳”的生活原型甄凤山。甄凤山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当时的斗争生活都和阿甲谈了。阿甲抓住了一个情节，作为修改剧本的一个重要支柱。什么情节呢？就是甄凤山要跟日本鬼子中队长换媳妇。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是：鬼子既打不垮甄凤山，又不能使他投降，就想了个邪招儿：趁甄不在家之机，捉走了甄的妻子，并给甄写信说，你要是投降就放了你老婆，否则就杀了她。甄凤山决定以牙还牙，带人进了城。他了解到城里有一处朝鲜人开的“白面”（大烟）馆，恰与日军中队长的家是一墙之隔。一天，他趁日军中队长不在家，到了“白面”馆，从墙这边凿了个窟窿，进去把日军中队长的媳妇给掏了出来。回来之后，甄凤山给日军中队长写信说：“你要是放我媳妇，我就放你媳妇；你要是杀我媳妇，我就杀你媳妇；你要互换，咱就交换。”日本鬼子同意交换，商量了交换的地点与交换的条件，比如提出：双方不能打枪，要让甄的媳妇先过来，然后才能放对方媳妇过去等，最后事情办成功了。这件事又冒险又有趣。但事后，甄凤山挨了分区政委王平的批评，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说他做得不对，但已成事实，也就算了。阿甲认为这个材料有意思，就写进了修改本中。江青看到修改本中的这个情节，大怒，说：“这是污辱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就不让阿甲继续修改了。剧本没改成，阿甲还挨了一顿批。江青这才又指派父亲和贺敬之、崔嵬、冯志、李英儒五个人共同讨论修改这个电影剧本。父亲说，他当时被借到北京，周巍峙是他们的组长，主要负责生活问题。林默涵领导他们修改剧本。
后来上边问到父亲对修改的具体意见，他说：“要按我的生活来说，还掌握很多丰富的故事，使剧本再丰满一些不成问题，但很多事件要么不能写，要么装不进去。比如，我知道许多有关甄凤山的传奇，就不可能被写进去。甄凤山二十多岁时，给地主扛长活，每年交了租子后养活不了全家，弟妹几个相继饿死。他母亲去捋树叶吃，地主说是捋了他家的树叶，打了他母亲，他母亲连气带饿，不久病死，甄凤山一气之下，一把火烧了地主的房子，闯了关东。到了关东之后，淘过金，下过煤窑，最后参加了义勇军。他在义勇军中打了几年仗，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抗战开始后，他回到家乡。由于有这样的经历，军分区决定让他组织游击队并当游击队长。上级提出人马由他自行招集，枪支由他自己解决。这个任务在当时非常艰巨，但甄凤山并不感到为难。他首先与正规部队交涉，从正规部队选了一些班排长以上的干部，非常能打仗，所以他的游击队人员素质较高；他还招募了群众和民兵中能打仗的人；甚至土匪，只要你能为我打仗，我就要你。当过特务的人他也要，他曾吸收过一个给日军当过特务的人在他手下当小队长。他就用这个方法组成了五个大队。后来在一次和日军的战斗中，那个当过特务的人又投降了敌人，投降之后，烧杀抢掠，做了很多坏事，群众愤恨之极。有一天，在他又出来作恶之时，被捉到了，甄凤山对他说，‘这次是应该枪毙你了，我念你有两下子，在给我当小队长时还打过几个胜仗，我再请你喝次酒吧。’喝完酒之后，甄凤山就把这个人交给了群众。群众对这个特务恨之入骨，有的拿刀子，有的拿剪子，生生把这个人一刀一剪地凌迟了，最后剐得只剩下了骨头。” 提到甄凤山的枪法，父亲说：他双手打枪，要打你左眼，就不打右眼；黑夜之中一枪能打掉点着的香火头儿；还有一次他跟老婆开玩笑，一枪打下老婆的一撮头发没伤到皮肤。这都是群众中的传说，但敌人对他确实是闻风丧胆。”
听父亲说着，我想，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如果从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物个性的丰满性着眼，可以将“李向阳”这个人物写得更有光彩，像电影中的夏伯阳，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葛里高利。可父亲当时是绝对不敢去那么写的。
父亲说，他不能改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说：我在作协外委会工作时，曾陪同一位德国作家去中南海接受陈毅的接见。在此之前，我就德国作家将要提出的问题事先向陈毅作过汇报。陈毅问我：“你就是《平原游击队》的作者呀？写得还可以。但是我提点意见：你这个剧本最后把敌人都消灭了，还把松井打死了，这是把敌人估计得太孬了，敌人并不是那么好消灭的，这是个弱点。”陈毅说得对。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消灭过日军一个中队，只消灭了一个小队。我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我的思想中追求的还是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
认为打死松井，消灭日寇，一定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对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提出过意见，但是陈毅提出来了，可见他是有艺术见解的知识分子。陈毅还举例说：“比如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因为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过战争，他的战争那一部分就写得不够好。”但是即使以前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也不能修改，如果江青问到你这个意见从何而来，我怎么回答呀？1963年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上陈毅的讲话，“文革”中是被否定的。所以说有的应该改，也可以改，但是我不能改。
后来，江青又让诗人张永枚把《平原游击队》改成京剧。
关于《平原游击队》的修改结果是这样的：张永枚的京剧《平原作战》没有写好，上演的京剧《平原作战》剧本是崔巍改编的，也不算成功之作。而后来公演的彩色电影《平原游击队》用的却是张永枚的修改剧本。这部彩色电影没有得到广大观众认同，粉碎“四人帮”后就不演了。在彩色电影《平原游击队》和京剧《平原作战》完成以后，有人问张春桥：作者怎么署名？张春桥说：“应该说是江青同志领导下的第三创作组。” 所以无论是新上演的电影《平原游击队》，还是京剧《平原作战》，都与邢野没关系了。■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