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 192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943年毕业于重庆马尾海军学校。1945年留学英国。1953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天文台台长，中国科学院天文委员会主任等职。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主任。1985年被选为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1959年负责创建我国射电天文学。随后在北京天文台开始“太阳射电”及“宇宙射电”设备的建立和研究工作。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8年当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
“我当时要是在美国，就不会有这样的机遇”
王绶�是我国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射电天文学是以无线电接收技术为观测手段 ，利用观测天体的无线电波来研究天文现象的一门学科。射电天文学的研究开始于1932年，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把在二战中发明的雷达技术和设备用于天体研究领域，射电天文学才得以迅速发展。
主持人：您是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创始人，首先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射电天文学？
王绶�：创始人不敢当。射电天文学是这样――1932年，人类由于洲际通讯，偶然发现了在地球之外有无线电波。一些天体，自古以来我们都是用眼睛看它们发出的光，研究它们的光学现象；知道天体有无线电波后，我们就希望能收到它们的无线电来进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一些无线电队伍，特别是雷达队伍，把一些技术设备都转到对天体的研究上去了，一些非常出色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都参加了，一下子发现了很多新现象。
主持人：也就是说，射电天文学给了我们了解宇宙的另一个手段。
王绶�：有了这个新的手段，可以看到世界的另一个形象，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它。
主持人：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射电天文学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它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绶�：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顾得上去发展基础科学的时候，就开始建设射电天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全世界的射电天文学都处在起步阶段。
主持人：射电天文学对人类的直接影响是什么？
王绶�：很多自然科学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创造、发展它的工具，这些工具在使用的目的上与人类日常生活没什么直接关系，但一旦发明出来，就具有了普遍性。比如说射电天文学，开头就碰到一个大难题――它用的波长很长，而相对而言射电望远镜不够大，“分辨本领”就变得很差，看东西不清楚，就跟近视眼似的。要想看得很清楚，就要把望远镜做得非常大。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综合孔径”射电干涉仪系统，干涉仪的基线非常长，不但“分辨本领”提高了，而且能够很好地“成像”。这种技术移用到了雷达上，能够很准确地测出被侦察物体的位置。
主持人：二战以后，中国的射电天文学从零开始。在这样一个零起点上，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绶�：我们靠小米加步枪作战。射电天文学我们没有现成的基础，所以当时中国科学院作了一个决策，让我们利用和苏联在海南岛联合观测日食的机会，引进他们的技术。我们召集了一些年轻力量，去了海南三亚。海南那时还比较荒凉、很穷。内地干部到了三亚以后，每个人都得了疟疾。患病了就休养三个月，病好了就又上去。一拨人一拨人地换，再病了再下来，我们就是这么干活的。我们到那里观测困难相当大，但是跟当地的干部比起来，人家比我们要苦多了。
主持人：这次观测日食是苏联专家提出来的。听说他们还从苏联特意运了几架望远镜到中国？
王绶�：这是一个联合观察队，要到特定地点去观察日食，当然得自己带设备。中国当时没有射电望远镜，我们组织了一个队伍，跟他们学，当然还负责后勤工作。当时，我国跟苏联是兄弟国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科学上的合作还是很真诚的。经过在海南岛的合作，我和他们的团长莫尔强诺夫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中苏关系非常不好的时候，我们都还彼此一直非常关心。
主持人：据我所知，通过海南岛的日食观测，中国有了自己的第一架天文望远镜。
王绶�：我们在苏联带到海南的技术的基础上，制造了自己的第一台射电望远镜，比原计划起码提前了十年。和苏联人联合观测日食的时候，我们从北大、清华、南京工学院的年轻助教中挑选人员组成一支队伍，分配到每台望远镜工作。望远镜安装起来要调试，调试后天天演练，工作完毕后拆下来。我们和苏联专家在一起待了一个多月，每台机器都操作过一遍，掌握了技术。当时派去的人都很得力。
第一台射电望远镜是仿制苏联的。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对方把借给我们的设备突然要回去了，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当时正好处在“大跃进”时期，我们自己加速干，一面开始去寻找好基地。几年后我们在密云建立了基地。同时用一年的时间，筹划建立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脚的望远镜。现在回想起来，“大跃进”时的气氛，虽然导致事情做得很粗糙，但倒是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推着我们往前走。
主持人：您创立了我国的射电天文学，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架射电望远镜。为什么您能够这样做？
王绶�：这跟机遇有关。我虽然能做一点事情，但和好几位物理、数学方面的同辈相比，恐怕还是蛮有差距的。我常常说，本来自己算不得一匹战马，但因为没有多少马，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张钰哲先生召集队伍时，愣把我当战马用了。当时我国天文学很困难，但困难中大机遇也就多；我当时要是在美国，就不会有这样的机遇。
“中国应该有自己有威力的设备，能够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1980年，王绶�担任北京天文台台长。从那时起，王绶�开始更多地从战略高度来考虑我国射电天文学乃至整个天文学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高新技术的引进和理论工作的发展，天文学面临着一次新的学科飞跃。在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上，却遇到了瓶颈：要获得天体物理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光谱观测，但进行天文光谱观测有两个问题：一是天体的光本来就很弱、很暗，测光谱时还要分散，分散后光就更弱了，得用大型望远镜。望远镜的直径越大，花钱越多，一亿美元才能造一架直径十米的望远镜。我国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二是天上有那么多的天体，当时只能一个一个地测，这样速度就非常慢。20世纪80年代初，光纤技术系统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在望远镜上,光纤可以把不同位置的光引到同一个点上,一次就可以测出成百上千个天体的光谱。但是,将这项技术应用到天文上却凸显了一个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天文望远镜的设计上大口径和大视场不能兼得。王绶�、苏定强院士等研制的LAMOST系统，解决了这一难题。1994年7月,中国学者在英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首次报告了这个系统，引起国际同行的强烈反响。这套设备符合王绶�强调的“大”。他们研制设备的理念是：不拼技术，不拼财力，拼智慧。
主持人：LAMOST的总工程师崔向群曾经说，您是中国天文学界的战略家，这个“战略家”指什么？
王绶�：战略家不敢当，但我曾经当过北京天文台的台长，在科学院数理学院分管过天文学，对我国天文学科的全局发展，曾负有责任。我只是由于有了这个责任，就多想一点各个不同分支学科的事情，比如光学天文的事、太阳物理的事、天体测量的事。天文学的分支非常多。作为学科的带头人，首先应该非常虚心、尊重别人。另外，你需要判断不是你本行的东西，你要依靠一些学术会议，依靠更多的讨论、论证来作出这种判断。
主持人：在天文学研究领域，您一直在寻找能领先世界的突破口？
王绶�：天文学是一门观测性科学，看到现象就能够作研究。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以来，天文学发展得非常快。在美国，对这个学科每十年都有六七十亿美元的投资。单在制造哈勃望远镜时，就投资了二十亿。我们国家还比较穷，不能跟人家拼财力，甚至不能全面地拼高技术，高技术需要综合国力的支持。按照孙子兵法，若想“无所不备”就要“无所不寡”，把有限的力量放到整个面上，结果只能是每个地方受力都很小，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得出色，所以应该找突破点。这也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叫做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不但适用于军事，也适用于科学发展。
再回顾“大跃进”时，分析当时天文学发展的形势，我们想，如果计划做一个非常大的望远镜，一定比不过其他国家(英国、美国也还没做好)，而且要花很多钱――望远镜的直径增加一倍，造价将增加八到十倍。当时，澳大利亚、英国把很小的望远镜列成一个阵,拼了起来，功能很强，这也是一条路，但很难。难在什么地方？你要拼得很准确。这对我们是难题，对美国人也是难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行一些国际上的合作和竞争。后来关于LAMOST，也是这样考虑的。
主持人：您对科学前沿的东西非常敏感。这种敏感是如何培养的？
王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敏感，但我们经常想着这些事。研究做多了，书读多了，想多了，有时候一下子来了主意。当然这是第一步，真正艰巨的东西在后面。比如LAMOST，大概经历了十几次的小范围讨论，好几次全国性的大讨论，真正参与的有三十个人，各自下力气从不同的角度来提意见。有时提了一个意见，你需要回去考虑三天，科学成果就是这样出来的。
杜甫的一首诗中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是说要把眼界尽可能放宽，多学习，多储备，火花往往在不经意间出现。现在每天都出炉很多论文，有些非常出色，新一代人的思想很敏捷，你得掌握科技进展的情况。有了全局观点以后，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最好的，或者说比较好的突破点。通常你找到十个突破点，可能当中只有一个值得一试。科学家吃饱饭就做这个事情，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兴趣。
搞科学研究，最忌讳急功近利。你的目标要明确，要对这个问题研究非常深入。只有非常深入，你才会产生一些新思想，才会创造一些新方法，才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如果老想着我一年能发表几篇文章，得个什么奖，晋级什么的，往往会走弯路。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很负责任，做一件事情就尽力做好，我希望也能这样”
1923年，王绶�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父亲是位前清举人，民国后靠行医为生。他在王绶�三岁时病逝。王绶�是独子，由母亲一手带大。母亲出身中医世家，行医的传统是传男不传女,母亲却自学了《本草纲目》，并且研制药方、配药，后来也能给人看病了。
童年的王绶�对各门功课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喜好数学和物理。1936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王绶�经在海军服役的叔叔提议，考取了福建马尾海军学校(前清左宗棠所创)。入校后曾学习航海，后改学造船。王绶�当时体质很差，但他不满足于规定的功课，将大部分课余时间用来阅读接触到的一切书。
抗战时期，学校辗转迁到重庆。在街头的旧书摊上，他读到了伽利略、牛顿、居里夫人等科学家的传记，开始接触到天文学。1943年,王绶�结业于造船科。实习一年后，即1944年，王绶�正式从马尾海军学校毕业。
主持人：您非常喜欢读书，觉得读书就像交朋友,读好书就是交到了好朋友。读书习惯的养成，是否和母亲对您的培养有直接关系？
王绶�：我母亲把他们那代人对人生的期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她认为，你如果刻苦读书，以后就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在传统思想中，读书是跟做官联系起来的，但到了我们那个年代，读书就变成了谋生的手段。母亲很单纯地认为，读书是最重要的，对你将来的发展有利。你非读不可，她愿意为之牺牲一切。
主持人：母亲的善良和勤奋好学，对您人生观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绶�：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我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报答我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很负责任，做一件事情就尽力做好。我希望也能这样。八十岁时回顾一生，心里头真正反应强烈的事情也就几件。母亲去世，应该是其中最强烈的一件。我成家比较晚，母亲甚至没能看到我刚出生的女儿，是挺遗憾的事。
主持人：您是天文学家，可最早在福建的马尾海军学校念书。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天文发生兴趣的？
王绶�：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研究的东西，你抬头就可以看到，不像物理化学，需要到实验室里做实验。因为有兴趣，我经常去书店看科普书刊。在三联书店，书翻破了也没人管你。
老前辈李珩先生、张钰哲先生，在抗日战争非常艰苦的时候，还在写科普文章。有本杂志叫《宇宙》，当时书店里有。虽然纸很粗糙，但都是我爱看的内容。它引导我更多地去了解一些科普知识。
这些年来，我和青少年接触不少，发现很多小孩――有的六七岁，更多的十五六岁――对天文特别感兴趣。但你问他什么，他却说不出来。我想，那些前辈在相当困难的时候，依然坚持普及天文知识，我们现在条件这么好，总该多做点事吧。
“我后来对学生也是这样，让他们选择课题，尽量开发他们自己的思路”
1945年，王绶�考取公费留学，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进修造船，格林尼治天文台就在海军学院的隔壁。数年后，王绶�完成了毕业论文，标题是《一艘航空母舰的设计》。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丁大夫，一位六十来岁、思想开明、有学识、有主见的妇幼保健医生。她向王绶�介绍了哲学家罗素的著作。此外，英国科学大师、天文学家金斯和爱丁顿的天文科普著作也极大地吸引了王绶�，使他从一个科学向往者变成了一个科学追求者。
1949年，王绶�开始制订计划，系统地补学所需的数理知识。他交上了天文台的一些同龄朋友。交往中，他就课余研读的天文学教程、爱丁顿的一些专著和天文学家们讨论，觉得回味无穷。他把自己写的有关天文学的笔记和对天体物理学的见解，寄给了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雷戈里。
1950年，王绶�正式到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在那里进行照相天体测量和天体物理的研究。格雷戈里退休后，著名的实验天体物理学家艾伦继任台长。在艾伦的影响下，王绶�利用他的工科基础，把研究方向转向从实测课题出发来探索技术和方法。
主持人：在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接受教育，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绶�：英国皇家海军学校跟普通大学不同，它吸收了很多工人子弟。英国海军有造船厂，厂里有半工半读的工人子弟学校，可以免费进去。从子弟学校出来的最优秀的毕业生，一部分被吸收到皇家海军学校，跟伦敦、剑桥的毕业生一起接受培训。这些学生是苦出身，属于社会蓝领阶层，有实践动手的经验，又非常勤奋，其中很多人成了英国造船界的领袖人物。
主持人：您从海军学校毕业后，转而研究天文。突然放弃十几年所学的专业，您不觉得可惜吗？
王绶�：这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转变。我到英国后，好像打开了一扇闸门。英国当年有几个一流的天文大师，他们的科普文章写得非常吸引人，看了这些文章，我对天文就更痴迷了。最早的时候，我的业余时间基本上花在了看天文书上。有时候我也到天文台去看看，它可以公开参观。
主持人：格林尼治天文台就在旁边？
王绶�：格林尼治我就去过一次。因为它是英国政府办的，所以不像大学天文台那么开放。但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天文台，若有人去参观，他们都负责招待。我去交交朋友，也无所谓。在英国，假期很长，我除了到工厂去，大部分时间就一个人沉浸在天文学里。
主持人：您刚才说，在天文台交了一些朋友？
王绶�：这些人都是科学家，有的年纪也不大。有时候我会找个借口，给他们写封信，但并没有太深的友谊，只是说多了一个信息渠道吧。我真正了解天文台还是在人文大学天文台，后来在那里工作了几年。
主持人：您的简历显示，您1949年决定从事天文学，1950年已经到伦敦大学的天文台工作了。伦敦大学天文台为什么会录用您？
王绶�：我那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可能勇气大一些；另外，我非常喜欢天文，对于自己想做些什么，也有了一点看法。那时候，伦敦大学天文台的台长是一个叫格雷戈里的老先生，当时他也六十岁左右了，看到一个年轻人非常喜爱这个专业，就想提供帮助。我跟他谈了几次，相关的知识积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大概就在谈话中体现了出来。他的专业是天体力学，我的兴趣在天体物理方面，但他作为台长，对天文学的全局很清楚，所以能判断。
主持人：进入天文台以后，您能胜任工作吗？
王绶�：工作也不是太多。我进去以后，常规的工作很快就能够挑起来。所谓常规工作，就是每年出文章之类。课题研究也要经历这个过程――先有个想法，以后才能去充实它，然后立项，制订计划去实现它。我提出了几个设想，跟台长谈了，他觉得不错，就介绍我到几个教授那里去讨论。
主持人：让您在有问题的时候去找专家？
王绶�：我想这是对年轻人的一个最好的培训方法。我后来对学生也是这样，让他们选择课题，尽量开发他们自己的思路。
“我希望到了21世纪中叶，我国的天文学能够重现历史的辉煌”
1953年，在当时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先生的邀请下，王绶�回到祖国。自此，他开始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天文事业。
1959年，王绶�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射电天文训练班，他边学、边教、边用，为我国带出了自己的射电天文队伍。如今，训练班的学生又传了一代人，有不少成了全国各天文机构的首席科学家和业务骨干。
在长期的科普工作中，王绶�发现，科技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人才的培养缺少跟踪、没有系统。中国科学已经走出了初期的建设阶段，需要大量的人才。1999年6月，王绶�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每年，他都安排近百名优秀中学生到第一线科研团组去进行“科研实践”活动。他希望借此引导有志科研的优秀高中生尽早步入科学领域。
主持人：您已经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为自己树碑立传，连一本专门介绍您的书都没有。
王绶�：我想对我的介绍已经有点过分了，因为国家对院士非常看重，我有时候觉得担当不起。我现在八十多岁了，在课题上，我觉得只能对已经熟悉的东西保留兴趣，千万不要用你的做法过分影响别人。科学研究，不进则退。在第一线的人，正在发挥你意想不到的各种作用。科学要发展，必须一代一代接力，这不是个人的事。每个人会根据兴趣、能力、机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一定要考虑接力棒的问题。
主持人：1959年，“大跃进”时期，您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射电天文学培训班。您办的培训班，是不是也来了个大跃进？
王绶�：如果没有“大跃进”，我也会办这个培训班。这是吴有训院长当年的整体部署之一，他要把这个学科建起来。在中国把这个空白填满，从人员训练开始。
主持人：从训练班出来的那批人，现在应该是我国天文学界的骨干力量。
王绶�：搞射电天文，这是第一批种子吧。我不太赞成科研跟教学完全隔绝。发展科学研究，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每段时间都应该是一代师生在一起同舟共济。
主持人：有这样一个现象，不知道是否引起您的注意：很多人毕业以后，直接去了国外，或者为国外的公司服务，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流失，包括青少年俱乐部的学生。
王绶�：人才流失，在目前确实是个问题。国内很好的研究所，很好的教授，有时候不容易招到他所需要的研究生，为什么呢？学生都到国外去了。
我想，现在留学或者出去的政策，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孩子，按照我们中国话说，我相信都有报效国家的思想。如果北大进不去，哈佛大学来招生，他就去了，也有可能。在我国的科学建设中，到国外受过教育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要把一件事情做起来，自身的一些基础不可缺。比如我国研究所、大学本身得有凝聚力。所谓凝聚力，不在于一个人能获得多少待遇，在于能够发挥所长。待遇再高，也不能和美国等国家相比。
主持人：您指的凝聚力是什么呢？
王绶�：事业上的凝聚力。拿我自己来说，早年搞科学感到报国无门，后来能参与我国天文建设，和许多人力往一处使，这是很大的凝聚力。能作出成绩，心里头就有成就感。科学家需要的是充分的理解和信任。我们的条件肯定不如美国，但众志成城，力量是很大的。
主持人：您的梦想是什么？
王绶�：一是，我们的新一代科学人才能够成长得更快更好。二是，我们近期的科研目标完成之后，能够比较快地实现它们的价值。说得更远一点，我希望到了21世纪中叶，我国的天文学能够重现历史的辉煌。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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