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轰动台湾的跨世纪文化官司，经过长达四十一年的缠讼，此案的双方胡秋原与李敖各有胜负。它创下了台湾文化官司的三项之最：影响最大，第一宗，缠讼时间最长。
此案原告胡秋原，1910年农历五月初五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下的胡家大湾，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学者、教授和文学家，曾任台湾资深“立委”与“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
作为文化人，他学贯中西，先后与瞿秋白、鲁迅、胡适、李敖等论战，笔墨官司打了七十余年；作为爱国者，他要么弃学抗日、捍卫外蒙，要么左右开弓斥“两独”，他因此被下狱、流放、革职。他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扑朔迷离，尤其是1988年他毅然首访大陆，成为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年后第一位来访的台湾上层人士，他因此被李登辉当局开除国民党党籍。他掀起了阵阵“胡秋原旋风”，一时间轰动世界。
被告李敖，台湾知名作家，素以特立独行著称，曾多次将台湾政商要人推上被告席，是台湾的“诉讼专业户”。
“文星”官司硝烟起
胡秋原有一个“怪”脾气，对于别人口头攻击并不计较，对于文字攻击则寸步不让。其实，他与《文星》及李敖原本并无个人恩怨。刚开始，他不仅是《文星》的撰稿人，他的《少作收残录》和《同舟共济》都是交给文星书店出版经售的。
这里的“文星”，是指《文星》杂志及其文星书店，其名来自杜甫的诗句“北风随气爽，南斗避文星”。《文星》是台湾资深“立委”萧同兹之子萧孟能与朱婉坚夫妇创办的，创刊于1957年11月5日，是一份文艺生活类综合性杂志。由叶明勋担任发行人，书店老板萧孟能任社长。其办刊方针是“不按牌理出牌”。
1961年10月1日，《文星》第四十八期出人意料地刊出一篇居浩然撰写的火气十足的《徐复观的故事》。此文可算是“《文星》‘西化派’作者猛烈抨击‘传统派’为‘义和团分子’的头一炮”。紧接着，第四十九期又发表了青年李敖一炮打乱天下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11月6日，胡适应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之邀在开幕式上发表英文演讲，第五十期《文星》刊出了讲稿译文。这篇讲稿立即遭到徐复观 、郑学稼等人的“口诛笔伐”。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猛烈抨击胡适“东方的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这一说法。这场中西文化论战悄然开始。
深谙市场的萧孟能认为，这对于《文星》杂志来说，不啻于一次千载难逢的商机。于是，他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五十二期的《编辑室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一次论战中，我们暂时不想指出谁对谁错……请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
所谓“老人应交棒子”是指，《美台协防协定》实行以后，美国曾有将蒋介石的权力交给陈诚的计划。二十六岁的李敖以愤世嫉俗之笔从否定“传统”，继而发展到否定“道统”，并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其语气一上来就顾步自盼、咄咄逼人，让萧孟能心中大喜过望。
在陈立峰（《文星》主编）的介绍下，萧孟能亲赴台北新店找到了“蓄势待发的穷小子”李敖。萧孟能认为，《文星》头四年的言论文章太少，太弱，对外联络不够，设计题材做得不够，因此许多社会关系都运用不起来。他认定，李敖就是心目中文化性批判言论的最佳人选。
在萧孟能“老谋深算”的赏识之下，“文化顽童”李敖毅然放弃了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学业，不由分说地投奔“文星”。从此“文星变色”了……
当时，胡秋原本无意参加胡适与徐复观之“中西文化问题”辩论，但在陈立峰的再三邀请下，《文星》第五十一期（1962年1月1日）发表了胡秋原近三万字的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他不以胡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然，警告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二者选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皆是亡国”，同时告诫年轻人应当“认真的，规规矩矩的做人”，“求学”，“立国”，特别指出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根本是对科学方法的误解。
接着，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一枪连挑五十几位中国三百多年来的古今人物，如张其昀、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任卓宣（叶青）、陈启天、郑学稼、钱穆、牟宗三、徐复观等。直截了当地声称，这些人都是有病的。这些病包括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病”、夸大狂的“中胜于西病”、充满谎言的“中土流行病”、虚骄的“超越前进病”、最蛊惑人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等。
李敖的文章发表后，一时间“数不清的来信，数不清的批评、赞扬、支持、恐吓，以及数不清的文字上的辩驳讨论” 。是时，“文星”派扬言，“这回胡秋原被打倒了”。胡秋原则说“文化问题无战事”。就这样，一方以李敖为首，另一方以胡秋原当帅，一场言论两极、硝烟四起的“中西文化大论战”爆发……
1962年4月，在《文星》第五十四期上，李敖发表的《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一文，说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他的长篇大论矛盾百出，仅《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处之多”；台大助教许登源在文中批评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进”来比喻“超越”完全是一种口号，逻辑观念也不正确，他建议胡秋原“应修好大一逻辑”、再“吃一帖强烈的泻药，把自己杂乱无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逻辑等毛病统统泻去”，完全是一副轻蔑的口吻……这一期的《文星》几乎成了一本反胡（秋原）反徐（复观）的专辑，其中四篇围攻胡秋原，三篇围攻徐复观 。如此猛烈的文字火力，让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如坐针毡。
恰恰此时，胡秋原发生了“伦敦风波”。雷震案发后，胡秋原又因仗义执言而开罪了某些人。其中胡秋原在《同舟共济》中称，美国的“史学与哲学很难令人恭维”，也成了新西化派及其支持者的靶子。胡秋原怀疑《文星》有组织性地攻击他，有一股势力在迫害他。于是，他转移阵地，开始在《世界评论》上撰文以反击《文星》上的年轻人，把居浩然、李敖、许登源、洪成完四个人编为甲、乙、丙、丁四号，逐个批评。胡秋原在六万余字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一文中也用了“小军阀”、“骷髅姿态”、“文化废人”等语言反击李敖。
为此，《文星》第五十七期战火又起，居浩然在《从门捷列夫的周期表说起》一文中，冷嘲热讽地挖苦胡秋原等人既不懂自然科学，又要卖弄从通俗科学杂志那里贩来的知识，结果与义和团思想分子一样不打自招地暴露弱点……接着，笔锋忽然一转，又指责在上一期充当“和事佬”的梁容若、黄宝实。
当论战一方采用如此非理性方式论战时，引起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文星》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裂。1962年8月1日，发行人叶明勋、主编陈立峰宣布辞职。
胡秋原在《世界评论》上，一一答复对手，说他们只是放稻草箭，不成战争，指出他们的理论、知识，乃至对英文术语之误解，闹了一场笑话。
1962年9月1日，《文星》第五十九期刊出过一封居浩然从英国寄来的短信：“前辈留英同学中有人领过福建人民政府的津贴，因此对于‘津贴’两字特别敏感。在他们看来，《文星》杂志不领津贴而能继续出版将近五年，乃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他们办的杂志，照例津贴一停，生命告终……‘闽变’（即李济深、陈铭枢领导的反蒋抗日福建事变，胡秋原曾参加并任文化宣传委员会主任）乃是与虎谋皮的反动行为，参加的分子都是投机取巧的败类……我们应该把个人历史摊开来由大众检视。如有毒素存在，大家来帮助他‘自清’。借反对人身攻击的名目来掩蔽见不得人的丑史，乃是一种诡计，我们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揭发……”
信中提及的“闽变”，显然是针对胡秋原的。同期《旧文重刊》专栏中则刊出“闽变真相”文章五篇，进一步将胡秋原逼进了论战的死胡同。或许出于无奈，也许是他基于对别人口头攻击并不计较，对文字攻击则决不让步的原则，胡秋原在“立法院”提出质询。
到了1962年10月，李敖写了一篇《胡秋原的真面目》在《文星》发表，内容提到胡秋原参加1933年“闽变”的经过，并借“闽变”之事，说照片上的某人就是胡秋原，说要调查“胡秋原是否应戴红帽子”，又说胡秋原去苏联避难一年半，抗战时期撰写大量“亲苏”文字的历史，帮助国民党的敌人中共，“一死不足蔽其辜”，还说“人身攻击是必要而有理的”。同时，又“揭开了任卓宣、郑学稼曾为中共党员的老底”。
为此，胡秋原协同郑学稼于10月4日正式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萧孟能、李敖等人诽谤。胡秋原本身是“立委”，又有任卓宣、郑学稼等中老年知识分子为后援。而李敖年轻气盛，既有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又有《文星》萧孟能及其“立委”父亲萧同兹撑腰，再加上一些国民党要人又是文星书店股东，所以诉讼双方对簿公堂，难分难解。
胡秋原与李敖之所以走上法庭，也与台湾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的台湾，若是被戴上“红帽子”，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中华杂志》辟阵地
由于这场官司轰动一时，在进入法律程序以后仍有不少人出面调解，其中包括二十多名国民党要员。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中说：
“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
本来，胡秋原诉状中居浩然是被告之一，因居浩然接受太太和解建议，胡秋原当庭撤销对他的起诉。为表谢意，居浩然送了一本熊十力的《原儒》给胡秋原。后来，胡秋原则在《中华杂志》上刊登了居浩然的文章，两人和好如初。
正在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一位《香港时报》主笔，在《自由报》上也对胡秋原下了“最后通牒”，声称如果胡秋原再不停止诉讼，他将要揭发胡做过香港《文汇报》主笔的秘密。其实，香港《文汇报》并无主笔，当时的社论大都转载于北京的《人民日报》。所以，胡秋原又把那位主笔一并控告。后经人调解，胡秋原软化立场，只要那位主笔在《中央日报》上登报声明承认错误即可，可是那人只愿背后赔情，却不愿公开道歉。
无独有偶，在官司开庭时，某报东京特派员在此旁听，次日，他在某报上也说胡秋原是香港《文汇报》主笔。经律师交涉，该报同意由胡秋原写出更正登出。然而，当胡文章寄出后，该报未予登出。胡秋原向法院控告也无下文。
有鉴于此，胡秋原的前川中学同学沈云阶，是一位实业家,看见胡没有地盘与武器,愿意协助胡秋原办一杂志,于是就有了1963年8月《中华杂志》的创刊。
然而，《中华杂志》从开始登记起就麻烦不断。有关人员收到登记申请后，以种种理由不予批准，后经友人前去说项，说胡秋原没有钱，顶多办得三个月就会停刊，不妨给他个人情，批准算了。杂志创刊后，先由新亚书店发行，又有人前去捣乱，劝人们不要购买；有人阻止作者向杂志社投稿；有人甚至造谣说《中华杂志》是“色情文字”，已遭查禁。不久，真的有人送来了一本“警总”和台北市政府编印的查禁图书目录，在被市政府查禁的书中居然有两本是《中华杂志》出版的。胡秋原将书拿来一看，根本不是他们杂志发行的，于是，他致函市政府抗议，却如泥牛入海。
任尔东南西北风，咬住青山不放松。《中华杂志》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市场中逐渐站稳脚跟，随后行销中国各地及海外。初创时，沈先生资助两三年计七万元左右，后由胡秋原的两个女儿在美国节约奖学金补贴到逐渐自给,到了第六年便有盈余了。然后，胡秋原就利用盈余出版图书。仅出版“文星”官司方面的书就有《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此风不可长》、《诽谤集团公然煽动政治清算问题》、《护法篇》等。
《中华杂志》虽为对抗西化派而创办,但其主要内容还是继续《祖国》和《民主政治》，研究中国的出路问题。但由于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不可分,所以必须研究国际问题。国际形势是历史横断面,历史之纵横研究,都必须对西方(包括美国)、俄国、中国的文化史作比较研究,而这又要研究学问方法论、价值判断论的问题。为了保持研究之正大、正确而有利于国家,他又提倡知识分子务必维护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即所谓“三大尊严”。《中华杂志》也凝聚了胡秋原三十一年的心血，所有的社论除五篇是他人的文章外，其余全部是他一人撰写。
由于《中华杂志》以不俗的成绩跻身于台湾期刊之林，一位台湾当局的大员托胡秋原的一位朋友传话，如果《中华杂志》能为当局说话，当局可以提供资金保障，让其扩大规模。胡秋原对那位朋友说：“感谢老兄和那位大员的好意。因为我没有受政府资助，就有人造谣说杂志是政府出钱办的，我正在依法追究呢。倘若我现在接受资助，那不正中别人下怀吗？”
胡秋原的婉言谢绝原以为那位大员再不会找他，哪知，在随后的日子里，那位大员不断让朋友来做他的工作，并说这是当局的好意，而且许诺杂志上的文章仍由他定，当局决不干涉。胡秋原被说得没办法，最后回答他们说：“既然你们那样看得起我，我建议政府可另办一杂志，可聘我为主编，我至少每月写一篇文章，行不行？”那位大员听了这话后，再也不来找他了。
相互缠讼四十载
再说“文星”官司打到了1963年的秋天,法院判决有了结果。“文星”官司的知情人任卓宣说：
“胡秋原在久未判决期间，急于明辨是非，又出版了两本小书：一为《此风不可长》，二为《诽谤集团公然煽动政治清算问题》。在诉讼发生后，被告借此又对胡秋原提出反诉。及法官判决时，胡先生一面胜诉，一面又败诉，或称大胜小败。”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胡秋原有一文章中称李敖是“小疯狗”，李敖就此大做文章，硬说胡是故意诽谤。其实，“小疯狗”一词是李敖的一好友对他的昵称，李敖对此称呼沾沾自喜，并收在其文存中刊行。胡秋原认为，自己只是引用罢了，且打有引号。
可是，9月5日，法官张顺吉做了如下判决：确认两被告李敖、萧孟能为共犯，各罚一千元；法庭采用“文献会”秘书高荫祖的证词，认为控方用“盗用”二字诽谤了对方，罚胡秋原六百元，并否认被告等的诬告罪，抹杀其恐吓罪。
为此，台湾《政治评论》发表了《从郑学稼胡秋原自诉案说到张顺吉》一文，对此案审理与判决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说明，明确指出：“郑胡二位虽胜诉，胡则大胜小败，此案审理与判决有失公允。”
法院的判决下达后，双方都表示不服，且立即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一拖再拖，从1963年起，一直拖了十一年，直到1974年再次开庭。
开庭那天，李敖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所以他戴着镣铐上庭，他一方面对胡秋原认错，另一方面反告胡秋原诽谤即前述所说“小疯狗”事。当胡秋原的律师董良骏辩护说“小疯狗”只是引用，不是诽谤时，李敖立即反驳道：“法官先生，要是我去你家造访，给我介绍你夫人说是‘贱内’，我可以说这是你‘下贱’的太太吗？我的朋友可称我是‘小疯狗’，我自己也可以此为喜，但别人不可说我是‘小疯狗’。这就如同法官先生可以自称太太是‘贱内’，别人却不可以称其为‘下贱的太太’一样。否则，说此话的人就是犯诽谤之罪。”
李敖语毕，法官似乎觉得言之有理。这时，董律师突然想起他造访胡秋原时，正值一位国文教师在向胡秋原请教中国文字的特质。胡秋原就向来人解释中国文字在语体系上有两种特性：一为“结合”文。即由字成词、从词成句，而后由章成文；文章之真义即由结合特性衍出。二为应对之“矩”。即人际间言谈与对话的规矩，问者必须有所指，答者当有其礼；不可胡问乱语，或答非所问。此即中国文字“矩”的特性。于是，董律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站起来说：
“法官先生，刚才被告之辩解与中国文字对话之‘矩’根本不合，所言违背逻辑推理，更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请法官先生想一想，如果有人趋府造访，当你自谦地介绍你太太是‘贱内’，此人当绝无可能如被告所言：‘这是你下贱的太太！’即使此人目不识丁，当会回应说：‘法官太太好或法官老婆好’；如果此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或受过良好的家教，他会回答说：‘夫人好！’或‘尊夫人好！’怎么可能说出：‘这是你下贱的太太？’如果真有这种造访之人如此无‘矩’，那这个人岂不是变成了一只真正的‘疯狗’吗？”
董良骏慷慨陈述完毕，法官们纷纷对他点头示意。随后，法院宣布了判决：李敖等诽谤成立，胡秋原胜诉。胡秋原在《三十三年来笔舌生涯纪要》中回忆道：
“1974年4月，文星官司在高院结案。我与郑学稼先生在刑事上胜诉。继而有民事赔偿，我与郑先生各得四万元，我的被告之一因另案在狱，他镣铐上庭，在庭上两次认错，我即对他宣布放弃民事赔偿的要求。”
尽管胡秋原放弃了对李敖的民事赔偿，但李敖出狱后，一面寻找控告胡秋原的机会，一面在报刊上大写抨击胡秋原的文章。如《胡秋原有反俄远见吗？》、《蒋总裁口中的胡同志》、《胡秋原冒充伪部长》、《胡秋原怎样迫害殷海光》、《从迫殷到批胡》、《为胡秋原的迫害举证》等。
为此，胡秋原根据李敖在《我与殷海光》、《李敖自传与回忆》两书及《乌鸦评论》中的攻击，陆续写了长达十七万字的长文《一个计划、一个谎言、一个劝告》，反击李敖。
接着，胡秋原又于1990年4月13日、6月12日，在《中央日报》连续刊登攻击李敖的大幅广告《李敖诈诬六奏》、《殷海光纪念会韦、胡、夏三人广播李敖谎言》。
李敖看到这些广告，于1990年9月27日，正式将胡秋原及《中央日报》发行人石永贵送上被告席，并向台北地方法院提供了胡秋原“诽谤罪”的三十条证据，诸如“骗子”、“卖国”、“汉奸”、“走狗”、“流氓”、“无赖”、“充当美国之线民”等。
经过双方反复较量，1991年10月4日，台湾高等法院判决胡秋原诽谤罪成立，判处拘役四十天。
胡秋原拘役期满后，又在《“立法院”公报》及《中华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攻击李敖的文章。
1991年11月30日，李敖再次以新的“诽谤罪”将胡秋原告到台北地方法院。胡秋原则于次年11月20日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反诉。
经过双方角力，台湾高等法院判决李敖胜诉，胡秋原赔偿三十五万元，李敖嫌少，又向最高法庭上诉，提出要求赔偿四百万元。最后，最高法院判决胡秋原应再付李敖一百六十五万元本息，合计为二百万元。
可是，胡秋原最后只赔了三十五万元，余款以无钱赔偿为由软拖。在李敖要求下，法院将胡秋原家的大门贴上封条。李敖在胜诉后得意地说：“这一场官司引发了我的好讼性格，自此进出法院，前后长达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终在他案上被我打败过……胡秋原赔了我三十五万元，我分了一半给我的律师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
胡秋原也非等闲之辈，他再次将李敖送上被告席。
李敖在1986年撰写《我与殷海光》、《李敖自传与回忆》等书中指称，因为胡秋原致函给当时的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导致当时台大教授殷海光失去台大教职，甚至因此怄气而死。此外，李敖也在文章中指称，胡秋原曾请警备总部监视殷海光的行踪。
风水轮流转。一向告状像吃家常便饭，而且获赔金额可观的李敖，渐渐打破官司不败的“李敖神话”。台湾《联合报》报道说，经过十年缠讼，台湾高等法院于2003年8月6日五审认为，从殷海光自己的记录文献中，提及当初离开台大，与其思想等因素有关；后来死亡也是因为罹患胃癌多年，根据现有证据而言，看不出殷海光的去职与死亡与胡秋原有何关系，因此认定李敖损及胡秋原的名誉。最后判决李敖败诉，只是将赔偿胡秋原新台币八百万元降低为一百六十万元。基本上与胡秋原上次拖欠李敖的赔偿一百六十五万元相当。
李敖不服判决，再次上诉。2003年11月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这样一来，胡秋原与李敖的笔墨官司从20世纪60年代打到21世纪初，前后长达四十一年之久，直到2004年胡秋原逝世才不了了之！■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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