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演艺界，黄佐临和黄蜀芹这对父女导演的名字，如雷贯耳。 中国话剧导演中，素有“北焦南黄”之说，“焦”是焦菊隐，“黄”便是黄佐临。在黄佐临近六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共导演了话剧、电影百余部，1988年，他荣获了中国话剧研究所颁发的振兴话剧导演奖（终身奖）。
在新中国第四代导演中，黄蜀芹的作品总是以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而独树一帜，他创作了数部轰动一时的经典作品，像《青春万岁》、《人・鬼・情》、《画魂》、《围城》等。作为黄佐临的女儿，名门之后，黄蜀芹自然不同凡响。
但正是这对响当当的父女导演，他们的戏剧之路，却走得如他们导演的经典作品一样，故事跌宕，叫人拍案称奇。
父亲：曾是顽劣少年
几经波折方结戏剧缘
1906年10月24日，黄佐临生于天津一个洋行职员家庭。父亲教子极严，动辄责罚，小佐临极怕父亲。过犹不及，严父管教的结果，使小佐临更加调皮了，整日恶作剧不断。
有一次，黄佐临到外面抓了一只癞蛤蟆藏在家中，等到半夜时分，他偷偷钻出被窝，把癞蛤蟆绑到一只拖鞋上，然后拿到楼梯口放掉。那癞蛤蟆拖着拖鞋往下跳，全家老小只看到一只拖鞋自己在啪嗒啪嗒地下楼梯，还以为闹鬼了，个个吓得大气不敢喘。
还有一次，六七岁的黄佐临看见父亲待客用的日本进口啤酒，觉得好奇，偷偷地喝了起来。喝得尽兴，多喝了几口，黄佐临一看酒少了，怕父亲看出来又要骂自己，便抓耳挠腮地想办法。后来，他看自己外祖父尿壶里的小便很像啤酒，便灌了些尿在啤酒里。第二天，父亲的朋友们来访，一起喝酒时竟然没有发觉，一个个还喝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呢，把躲在一旁偷看的黄佐临笑得直叫肚子疼。
黄佐临虽然调皮，但他好胜心也很强，希望得到父亲的肯定。有一次荡秋千时，正好父亲和几个朋友走了过来，听他们在谈话中，好像还夸奖自己，小佐临一激动，更加卖力地荡起秋千来，那秋千越荡越高，最后竟打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圈。翻过之后，黄佐临自己也吓坏了，紧张得脖子也拧了。
父亲见此情景，心生厌恶，冷冷地说：“这个孩子，大了准没出息。”父亲的一句话，让黄佐临伤心不已，没想到自己卖力甚至卖命的表现，换来的竟然是被父亲责骂。
若干年后，黄佐临回忆往事，说：“孩子在人多时，特别愿意表现自己，俗话称之为‘人来疯’，大约是人之常情吧！当爸爸在责骂孩子时，岂不知，他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呢。”言语之间，对父亲的严厉家教颇有怨言，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小时候那么调皮，就是管教得过严的反作用。
1925年，黄佐临被父亲送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商科。学商业是父亲的意思，而黄佐临自小就对父亲有抵触情绪，再加上他也确实对商业没一点儿兴趣，所以很不用心，成绩极差。期末考试时，他的会计只考了三十八分，会计老师很不喜欢他，甚至骂他“白痴”。不过教务长对他还不错，鼓励他不要泄气，还帮他找了一位补习老师，每星期补两个小时，每小时付费十先令。就这样，一直苦苦补习了一个学期。不料，期末考试，竟然更糟，这次只考了二十八分，连教务长也无语了。于是只好改科，进入了社会研究科。而这一改科，竟使得他与戏剧结缘。因为不用补课了，时间多了起来，而且也省下了一笔补课费，黄佐临常常拿着这笔钱去看戏，并渐渐对易卜生、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等人的社会问题剧感兴趣起来。
毕竟是学生，本来没多少钱，又喜欢上了听戏剧，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黄佐临不得不玩些小聪明在生活上节省钱。英国有付小费的习惯，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黄佐临为了省下这笔钱，采取了“懂装不懂、点水不漏”的策略，比如理发的时候，除了要付给理发师六个便士的服务费外，还得付与标价相等的小费。黄佐临假装不知道这些规矩，每次理发完毕，给了六个便士后扭头便走。理发师在后面追着问：“先生，没有别的什么了吗？”黄佐临故意一脸茫然，瞅一眼理发师，一摇头，径直出店去也。这样，小费就省出来了。但这样一来，这个理发店下次就不能再进了，为此，黄佐临在英留学的四年时间，学校附近大大小小的理发店快转了个遍，一家都不曾重复。
回国后，黄佐临进入英系企业亚西亚石油公司做顾问，工作清闲，待遇还特别高，月薪六百两白银。用今天的话说，这可是不折不扣的“金领”阶层了。在公司里，黄佐临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被他布置成了书房。黄佐临的工作很清闲，平日里也没什么事情，大量的空闲时间，他除了到一所中学里义务教教英文外，都用来看书，看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禁书，读莎士比亚和世界戏剧史。书读得多了，他对戏剧的兴趣愈发浓厚，后来干脆把这份令人眼红的工作给辞了，二次奔赴英国留学，专心学习戏剧。
这次求学期间，黄佐临写出了两个短剧：《东西》和《中国茶》。演出的时候，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大家都觉得颇有萧伯纳的味道，有人还建议他把这两出短剧寄给萧伯纳请他指点。初生牛犊不畏虎，年轻的黄佐临还真的将剧本寄出去了。寄出后，才觉得有些唐突了，自己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留学生，萧伯纳这样的大师怎么会有时间答复自己？但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他竟然收到了萧伯纳的回信。萧伯纳不但看了剧本，还给他写下了深刻的评语：“一个‘易卜生派’是门徒，不是个大师；一个‘萧伯纳派’是个门徒，不是个大师；易卜生不是个‘易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个‘萧派’，我是萧伯纳；如果老黄想有所成就，他切勿做个门徒，他必须本着他的自我生命，独创一格。”
大师的鼓励给了黄佐临莫大的信心，两人也因此成了朋友。1935年，黄佐临去拜访萧伯纳时，萧伯纳告诉他说：“我要送你一件东西，留作纪念。什么呢？照相簿吧，可是不能是件普通商品。”果然，几天后，当时已八十岁的萧伯纳带着年轻的黄佐临到了当地一位有名的老艺人家中，请老艺人专门做了一个照相簿，并在封面上铸印了一个“萧”字，然后将照相簿送给了黄佐临，说：“等你回国后，有了满意的演出，就把剧照贴在这上面。”
1937年7月10日，黄佐临在归国前最后一次去伦敦拜访萧伯纳。萧伯纳特意给他题词：“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个未来的圣典将是中国的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你们自己去创作。”
1938年，回国后的黄佐临任教于重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结合教学排演《阿Q正传》。1939年抵沪，先后在上海剧艺社、上海职业剧团、上海艺术剧团任导演。1942年，以“齐心合力，埋头苦干”为信约，与黄宗江、石挥等人创办了苦干剧团，后改为“苦干戏剧修养学院”，导演了《梁上君子》、《夜店》等话剧。
女儿：八岁便做童星
开拖拉机一度是梦想
1939年的夏末秋初，位于上海沦陷区的黄佐临的家里，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三十三岁的黄佐临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女儿。黄佐临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特给女儿取名为――黄蜀芹。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日后这个名字竟会成为新中国女性主义电影的旗帜。
生在这样的艺术家庭，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又受过西洋启蒙思潮的浸染，黄蜀芹从小就被培养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天马行空的思想翅膀。在父亲的熏陶下，黄蜀芹不仅继承到了敏感的艺术细胞，甚至，连父亲沉默的性格也继承了过来。据说父亲因为不爱讲话，在英国留学时，还被称为“威立姆・赛伦特・黄”（当时的荷兰皇帝威立姆也以不爱讲话闻名）。而黄蜀芹读小学时，胆小、木讷，在班里像个哑巴一样，从不和别人交流，甚至也从不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有一次，老师急了，用一枚针吓唬她说：“让我试试你有没有嘴巴，会不会说话……”这样的性格，直到黄蜀芹升入高中后，才开始一点点改变过来，并且越来越自信和开朗。
毕竟是生在戏剧之家，小时候的黄蜀芹虽然性格内向，但表现的机会并不少。1947年，黄蜀芹八岁的时候，文华影业公司开始拍摄电影《不了情》。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家庭的男主人与女儿的家庭教师之间的爱情。饰演男主人夏宗豫的是刘琼，饰演家庭教师虞家茵的是陈燕燕，还有一个小女孩的角色，要求七八岁的年纪，并会弹钢琴，最好是北方口音。为了节省资金，当时刚创办不久的文华公司决定先在自己人里面找找这个角色。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导演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于是公司请黄佐临动员自己的女儿来演这个角色。
因为黄佐临从小家教太严，对他产生不少负面影响，所以他一直推崇民主治家，给孩子们留有足够的自由空间，无论什么事都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公司看中女儿后，黄佐临决定先和黄蜀芹商量一下。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黄蜀芹的时候，黄蜀芹不假思索就一句话：“我不去！”在黄蜀芹的理想中，曾一度有一个宏伟目标，那就是做一名拖拉机手！自己本来就不爱讲话，演戏又不是自己的理想，所以她对文华公司选中自己演戏毫无兴趣。
女儿的反应似乎在意料之内，黄佐临并不着急，他心平气和地对她说，如果愿意演出的话，现在就可以和他一起出去吃饭，和大家见面，若不愿意演出，就还待在家里吧，自己一个人去吃饭了。一听可以去外面吃饭，黄蜀芹有了兴致，她想，管他呢，先去“混饭”，吃过饭再不认账他们也没办法。
带着“小心眼儿”，黄蜀芹跟着父亲来到了餐厅。当时剧作人员已经到齐了，父亲给小蜀芹一一介绍大家：“这是导演桑弧，这是你‘爸爸’，这是你的‘老师’……”看着眼前一个个光彩夺目的漂亮男女，黄蜀芹心动不已，心里想，要是我爸爸妈妈也这么漂亮就好了！莫名地，黄蜀芹对电影里自己的这群“亲朋好友”亲近了起来，再加上吃饭时大家的轮番动员，黄蜀芹终于决定出演了。
黄蜀芹演的角色主要是起串场和纽带的作用，戏分并不多。因为天天和“爸爸”刘琼、“老师”陈燕燕待在一起，黄蜀芹对他们真的产生了一种亲情，戏里戏外都拿戏里的角色称呼他们，甚至一直到若干年后，黄蜀芹已经到上影厂工作了，每次见到刘琼还总是叫他“老爹”。
在片场，八岁的黄蜀芹见大家都要听导演的，一会儿开机一会儿停机，让哭就得哭，让笑就得笑，不由得产生了逆反心理，而且连拍了一段时间戏后，枯燥乏味代替了新鲜感，渐渐地，她开始拒绝听导演的话了。《不了情》这部电影不仅是文华公司的第一部影片、张爱玲的首部电影剧本，更是桑弧导演的处女作。小蜀芹的不合作，可把桑弧给急坏了，他一次次地开导黄蜀芹，到最后几乎成哀求了：“侬笑呀！侬笑呀！侬怎么不笑呀？！”黄蜀芹手握铅笔坐在椅子上木呆呆地看着导演，就是不笑。正在僵持的时候，一块灯板忽然从上面掉下来，正砸在桑弧身上，吓了他一跳。看着导演的“狼狈相”，黄蜀芹这才忍不住了，终于捂着嘴笑了起来。
电影上映后轰动一时，黄蜀芹也因此成名了，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常常被观众认出来，围着她看。在别人看来，这都是极有面子的事，但对内向的黄蜀芹来说，见这么多人常常对自己指来指去，很不习惯，反倒对演戏有了排斥心理，决定“再也不演戏了”。
虽然不想演戏了，但她却看中了能在片场里“指手画脚”指挥大家的导演职业，当然，父亲是她的榜样，因为父亲也和自己一样不爱说话，但做导演却做得很出色。有了这种想法，黄蜀芹开始关注并喜欢上了电影，也有意识地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1957年，黄蜀芹高中毕业后，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她向父亲讲了自己的这个理想。黄佐临很了解自己的女儿，知道性格内向的她一旦做出决定，就会坚持下去，不会轻易再改变了。他经过一番考虑，开始支持女儿的选择。但天不遂人愿，就在黄蜀芹踌躇满志的时候，却得知一个备受打击的消息：这一年北京电影学院不招生了！沮丧的黄蜀芹忍不住大哭了一场。不能当导演，黄蜀芹也不愿学别的，所以她索性响应了当时国家的号召，下乡待了两年。1959年，她终于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等黄蜀芹自己成了一名导演后，再回忆起八岁时的演员经历，才由衷地感慨道：“当年拍《不了情》时我真不像话啊！要是换了我是导演，那我非狠揍她不可。”
导演：父女一对奇兵
圈里圈外德艺美名传
在中国戏剧史上，黄佐临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曾有“北焦南黄”之说。但他在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就似乎被其“话剧界泰斗”的光芒所遮掩，倒不那么显眼了，其实不然，他在这个领域的耕耘，同样硕果累累。
1946年秋，黄佐临参加创建文华影片公司，任编导。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喜剧片《假凤虚凰》，用喜剧的表现手法讽刺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欺骗风气，这部影片还被他译成了英文，成为中国第一部英语拷贝、输出国外的影片。接下来，他又导演了《夜店》和《腐蚀》，都取得不错的成绩。1949年，黄佐临开始导演《表》，该片表现手法别具一格，使用了非职业演员和没有名气的演员，甚至包括孤儿院的孤儿、街头流浪儿，开中国电影艺术之先河。这部片子被法国电影史学家萨杜尔列为世界电影通史中为数不多的中国名片之一。
在黄佐临六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为中国的戏剧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格鲁托夫斯基等戏剧流派介绍给中国戏剧工作者，共导演了话剧、电影百余部，并培养了大批戏剧、电影工作者。1988年，他获得了中国话剧研究所颁发的振兴话剧导演奖。
在别人眼里，他取得了如此显赫的成就，但在当初萧伯纳赠送给他的那本绿底金花的照相簿中，始终没有一张照片。黄佐临曾感慨道：“很惭愧，这个簿子仍是空白的。”他一直都不满意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是大师对自己的苛刻，这种苛刻一直持续到1994年6月1日，黄佐临先生去世，这一年，他八十八岁。
为了弘扬黄佐临先生倡导的“以赤子之心，不求名不求利，做终生奉献于话剧事业的真诚艺术家”的精神，奖励为话剧事业奉献，在话剧艺术方面有突出表现和特殊贡献的、敬业爱岗的话剧工作者，从1996年开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设立了“佐临话剧艺术奖”（佐临奖）。
虎父无犬女，在黄佐临的言传身教下，黄蜀芹不但走出了自己的辉煌之路，也和父亲一样，成了著名的德艺双馨的大导演。甚至在艺术圈里面，父女两代都与不少圈内外人士保持着感人的深情厚谊。其中最让人所乐道的就是他们和钱钟书、杨绛夫妇的交情。
钱钟书先生当年在上海沦陷区写《围城》的时候，经济窘迫，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绛亲自操持家务。因为钱钟书的学术文稿一直没人买,所以他写小说的动机里，就有着挣钱养家的目的。但钱钟书写小说也像写学术文稿一样，十分严谨，每天仅写五百字，这可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生活难以维持之时，多亏得到了黄佐临的义助，他筹拍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
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他一辈子都记着的人，所以当四十年后，黄蜀芹想拍电视剧《围城》，心怀忐忑地拿着父亲的亲笔信联系钱钟书时，没想到一代文学大师钱钟书竟一口答应了。钱钟书先生甚至动情地说：“人是要讲交情的。”
钱钟书、杨绛夫妇的支持让黄蜀芹感动不已，也让她想起了一段往事：在她小时候，父亲黄佐临经常用自行车带她去长城电影院剧场排演《称心如意》。在上班路上，父女两人时常会看到钱、杨夫妇在复兴路散步。这时，父亲总会停下车，同两人说上几句话……正是这样延续两代的深厚感情，支撑着当时骨折的黄蜀芹坐在轮椅上拍完了《围城》全剧。短短的十集电视连续剧，黄蜀芹与陈道明、葛优等演员核对着原著，认认真真拍了整整一百天，平均每十天才拍完一集。如此敬业的工作态度与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使得电视剧《围城》真实再现了浓重的历史风貌，也让方鸿渐、李梅亭等鲜活的人物得以在数十年后还原于读者眼前。
片子完成后不久，样带便送到了钱、杨夫妇家中，毫无把握的黄蜀芹不知老先生会怎样评价。没过多久，钱、杨夫妇寄来了充满肯定与赞扬的信件：“片子很好，没有走样。我们夫妻一直看到了半夜，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又回到了上海。”这番赞许终于使黄蜀芹放下了心中的顾虑。
电视剧《围城》引起空前轰动，举国掀起“钱钟书热”，使得钱钟书夫妇在沉寂了近四十年后重新为世人所知。这段渊源，再加上当年父亲的交情，使黄蜀芹成了钱钟书夫妇的座上客和忘年之交。1998年，钱钟书先生谢世以后，不少媒体和作家开始注意到了杨绛先生六十多年前的几部话剧，纷纷登门来购买改编电视剧的版权。但杨绛却拒绝了，她一再表示，如果真要把话剧改编成电视剧，她也希望是由黄蜀芹来做……
《围城》是黄蜀芹拍的第一部电视剧。这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于1991年获第十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二等奖，最佳导演奖；首届国际电视节金熊奖；全国电影厂优秀影视片评比一等奖。1995年，黄蜀芹又拍出了电视剧《孽债》，播放时全国再一次“万人空巷”。在电影方面，黄蜀芹是一个并不多产却力求完美的女艺术家。迄今为止，她共拍摄了八部影片：《人・鬼・情》和《画魂》、《当代人》、《童年的朋友》、《青春万岁》、《嘿，弗兰克》、《跨国界行动》、《我也有爸爸》等。她女导演的身份，使她的作品表现出了典型的女性特质，她书写的是女性，关注的也是女性。《人・鬼・情》被誉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女性电影，它以虚实结合的形式描绘了一位戏曲女演员坎坷的一生，其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相交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艺术上的较高境界，奠定了黄蜀芹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黄佐临先生去世的时候，曾有1959届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这样回忆道：每次下课，佐临老师缓缓走出教室，后面跟着他的大女儿黄蜀芹，她那时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正值暑假来看望父亲、听课，他们个子都高，都不爱说话，一老一少、一前一后……
而在中国戏剧史上，他们高大的背景，也是这么一前一后书写着辉煌，留下一部部经典！■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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