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出川 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周文放下了小说创作，写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杂文、评论、诗歌。此时，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授意下，左联已经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势，也不可能再开展更大的文化活动。周文主动要求到四川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七年前，周文以一个彷徨苦闷的文学青年之身出川；七年后，他重返故里，已是一个知名作家、文学组织者、坚定的革命者和成熟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者了。
成都文艺界得知周文回来，为他举行茶话会、欢迎会。他们希望周文帮助他们，领导他们。周文为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朋友写稿、看稿、编刊物，和他们个别接近，去认识他们。周文还结识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等。周文将二十余位知名作家、教授等上层知识文化界人士，组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推动他们出版文艺刊物，又将七八十位文艺界青年组织为成都文艺工作团，周文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艺术委员会负责文艺组，又结识了成都的许多救亡活动分子，很快在成都打开了工作局面。胡风等人在汉口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文与他常有联系，借冯玉祥、老舍来蓉之机，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时间，这座悠闲的古城热闹起来，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近百个文艺刊物。
直到此时，周文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经刘伯量介绍，他到设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任助理员。后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员，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市长杨全宇是刘伯量的同学，对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机会来做他的工作。后来，在南京曾与周文一起创办过文艺刊物的刘盛亚从德国回来，终于通过父亲筹到款项，与周文一起创办了《文艺后防》。
到成都之后，周文才知道，老家的元配在失去周文音信多年又听说他已经死亡的传言之后，改嫁他乡，不知去向。周文从荥经接来了母亲、七年未见的大女儿何文康和他出走后才出生的小女儿何靖康。郑育之也取道香港来到成都。周文一边做着自己的文化活动，一边过起了老少三代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在日后远赴陕北的时候，他也带上了他一直未尽为父之责的两个女儿。
周文并无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轻佻，也没有乱用自己在党内的身份与人脉，他将自己的使命深藏起来，以一个文化人的本分踏踏实实做一些他热爱的工作。以至于一些“左倾”青年私底下说他很灰色。
2007年7月，在成都，我寻访了许多周文当年活动过的遗迹旧址，车耀先办的努力餐馆，望江楼，桂花巷，人民公园，办过鲁迅纪念展的图书馆，还有他当年来来回回走过无数次的大街小巷……有些建筑还在，有些连一整条街巷都消失了，满大街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还有人记得当年那些个激越又紧张的日子吗？努力餐馆已经装饰一新，要不是招牌上那几个字，便是周文再世，也不会认出它来。它的主人车耀先是我少年时读《红岩》就铭记在心的人物，还有罗世文、朱亚文，这些周文当年的战友，都死在他们的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刻。
1939年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设于抗战前线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任周文去做教授。周文后来说：“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在这抗战期间不到前方或其他地方走走是不会写出有力的作品来的。我很想到延安来走走，再到前方去。”
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带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
1940年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剑阁，翻秦岭，下咸阳，走到西安附近，传来民大生变、阎锡山和共产党闹摩擦的消息。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队伍到达延安。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首先前来迎接他们的是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和他的团员们。柯仲平与周文紧紧拥抱，然后将他们送到青干校落脚，冯文彬致欢迎词。周文一家先被安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下榻。第二天，丁玲接周文一家到延安文协的窑洞住下。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边遇见毛泽东。这位日理万机的领袖似乎对周文并不陌生，当即就约了周文去他那儿谈话。毛与周文的谈话连续进行了数日，内容涉及：关于周文30年代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关于白话文、文言文、大众语的论争，关于第三种人，关于鲁迅先生的逝世及鲁迅先生对他的培养等。然后伟大领袖给他安排了工作――办一个大众读物社，以提高边区军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本想到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来写作的周文，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迅即到边区党委报到，研究社址、经费，物色编辑人员，通过中组部调进胡绩伟任《边区群众报》主编，张思俊、白彦博任通讯科正副科长，林今朋、庄启栋任丛书木刻科科长，赵守一任编辑科科长，还调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规、朱明、杨蜚生等各类工作人员。很快，连报社的办公窑洞也打好了――是丁玲主持设计的。
这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都是周文从未经历过的。
周文带着家小和一百多新生从成都出发的时候，曾向那位做了军官夫人的表姐借了二百大洋以备路途不时之需，到了延安，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也没有钱来赡养家中老人。他跟周恩来说起此事，周恩来在一次去成都时，带了周文的亲笔信，亲自登门偿还了这一笔债务，同时安排四川有关人员，照顾周文家人，一直到后来周文接母亲进京。
周文从踏上延安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便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运转时期，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直到1952年7月1日戛然而止。我手里有一部长长的周文年表，这一段时间的各类活动，占去年表篇幅的一大半，几乎都是以日记载的，一天紧跟一天。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个职务是大众读物社社长，兼任《大众文艺》主编，同时还任职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新文字协会、延安反侵略分会一些社团组织。此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兼中直常委纪检会委员……许多时候身兼数职。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时期。
与周文年表中密集的工作记载相反，赴陕后的十二年里，却再也见不到与他内心相关的文字了，也见不到他一生钟爱、耿耿于怀的文学创作。
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好奇：周文，这个被以自由、民主、思想解放为标志的五四精神滋养的文化人，以他的出身、经历、个性气质、社会关系、文学背景及思想观念，是如何经历了踏上延安土地之后那些急风暴雨的岁月――特别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看看第二次出川，来到革命的摇篮、新中国的发源地延安后，周文的内心世界。
我一直想看看他的日记，他的信件和所有与他内心有关的文字，竟都没有。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出差去上海，在郑育之（当时我已随夫人李虹叫她姥姥了）家住了几天。第一次见到这位与中共许多重要人物打过交道的上海滩上的传奇人物，让我很意外。她完全是一位里弄老太的模样，一身灰暗的老式春秋装，短发花白，步履琐碎，家里乱得一塌糊涂，信函、文件、书刊一摞一摞堆得到处都是。郑育之极节俭，周文家的后代，都能说得出郑育之几件“抠门”的故事：写信用旧信封翻过来用，写东西常在字纸的背面，所有的废旧零碎都宝贝一样收藏着，买一只咸蟹切八瓣当一家人的下饭菜……只有一样，为了周文的事儿，她多少钱都舍得花。周文去世时，她三十九岁，从此没有再嫁，一直到九十高龄辞世。整整半个世纪，她除了几段岁月有一些降职安排的工作要做，几乎全部生命都在为周文忙碌奔波，为周文的昭雪一次一次赴京申诉，有时候在那里一住数月，招待所，地下室，有一餐没一餐的，就像现在那些专业访民一样。她四处探访周文故旧老友，仔细搜寻周文的每一个字――我今天所看到的百万字的资料和大量图片，都凝结着这位执著老太的血泪与痴情。
在郑育之家的那几天，她刚好在清理文件，我便要她给我找找我想看的那些东西。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本20世纪40年代的日记。郑育之说，周文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地下斗争的危险中和抗战初期的繁忙中，他也尽可能地写日记，还保留大量信件。这些文件――包括鲁迅先生给他的书信及赠书，在他第二次出川时，都放在一只箱子里，交给刘盛亚保管，后来在日寇轰炸成都中遗失了。
兴致勃勃读起这本日记，发现全是公文――工作笔记、会议记录、事务安排，有几处写到与生活相关的，也是衣食住行开荒纺纱之类。有一些页面或段落被浓重的墨迹涂抹，用尽办法，也看不出原来的文字。后来，周文的夫人与子女整理出能找到的所有这一类文字，依然没有我想知道的内容。周文的日记从1940年3月到1944年2月，整整四年间全部缺失。
那些年，他写下的文字数以百万计。而作为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文字中表达的个体思想和心绪，却是缺失的。
1946年，周文奉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兼主笔。那一段时间，共产党一南一北两大报纸（另一个是延安的《解放日报》）留下了中共新闻史和思想史上最绚丽的身影。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晋绥。
其后的五六年岁月，风雷激荡。根据地土改、内战、成立新中国、镇反，全中国土改、审干、抗美援朝，批《武训传》，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每一样都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在北京召开。周文接到晋绥分局党委书记李井泉通知，让他带队前往参加。他文心涌动、烦乱不安，觉得自己多年已经没有作品问世，无颜去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文学艺术界的盛会，也无颜去见那些多年未见的各方文友。他婉谢这样的安排，提出另派他人前往。被说服后，他终于去了。
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团进京。
周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联络处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了晋绥文艺工作的报告，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任组织部负责人。在这次大会上，他与冯雪峰、丁玲、胡风等一大批故旧相逢，再一次燃起了重返文坛的欲望。
会后，周文回到晋绥，收到中央通知，让他准备参加接管四川西康。当时，西康还是一个独立省份。周文异常兴奋，那是他的故乡，那儿有自己阔别多年的亲人、友人，有自己熟悉的土地山川，他准备在那里续写《烟苗季》的姐妹篇。
正在他等待出发命令的时刻，接到周恩来一纸电文，调周文到中央政府国务院写作组工作。周文的文学梦再一次破灭，他有些沮丧。向中央组织部报到后，他去见周总理，希望去学习一个时期马列主义理论再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安排他到马列学院担任秘书长，并告诉周文，马列学院已有个副秘书长，担任行政事务工作，他可以抽出时间边工作边学习。
我不知道周文提出这一要求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真想加强理论修养，还是回避那种公务写作，寻机迂回到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中来。到马列学院之后，他参加谢觉哉率领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去了南方数月，收集了许多素材，想回来写小说。但依然没能如愿。
周文接来了母亲和岳父，大女儿何文康、二女儿何靖康也已经工作数年，两个女婿都是年富力强的红军干部，一跨下马背，就接二连三地给周文添了一群外孙、外孙女，四世同堂了。二十年的艰苦奋斗，披肝沥胆，终于换来了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在他看来，这样的日子将会长长久久地过下去，他总有机会写出许许多多的好作品。谁都没有想到――包括他自己，一年之后，他会忧愤而孤独地死去。
周文之死
周文死在“三反”运动末期。他本人当然不是“老虎”。个人品质上，他是一个清正廉洁到无可挑剔的人，他身上有着中国旧式文人不可救药的道德洁癖。他受命打“老虎”。“老虎”没死，“打虎”的却死了。中国的事情常常如此乖谬。关于这一个微妙、复杂，充满中国政治诡秘色彩的过程，至今也没有谁人能将它说明白。
1951年年末，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两年中，继“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查运动”、“民主改革运动”、“批武训运动”、“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等大大小小十几次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与前者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党内的。
马列学院成立于1948年7月，刘少奇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杨献珍任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周文任秘书长，主管教学。
“三反”运动开展以来，中直机关动作缓慢。毛泽东很不满意，指示说：发动不起来，一律撤职。如有不干净，撤职加开除党籍。
马列学院也受到中直机关党委的批评。1952年年初，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华峰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到学院，直接指定周文负责学院“三反”、“五反”运动，并根据群众举报，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老虎”重点。刘元士是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在高层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与马列学院的重要领导关系也非同一般，给这样的“老虎”拔牙有何风险，周文这一介书生没有好生思虑。
马列学院“打虎队”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内查外调，初步查明，刘元士及另外两人――沈瑛（该院生产办事处副主任）、于维琛（该院修建科采买员）三人的经济问题，金额达二点三三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人民币一元，下同）。
此外，刘还有买木板贪污了一千多万元，帮杨献珍同志做皮袄贪污了五万元等其他零星的贪污问题。报告上交之后，“打虎队”又查出刘截取银行利息款、买卖股票等多项问题。
这些数据得到多方确认后，范若愚组负责写成刘元士材料。沈瑛、于维琛两人的材料也由专门小组写成。最后，组织决定将这些材料交由周文汇总，并且经过“打虎队”、学院和中直机关党委会等多层宣读，征求意见。
这份以周文个人署名的《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材料，通过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送交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很快批示：“此经验很好，转发全党参考。”
这是周文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领导党内的政治运动。他太幼稚，竟然在报告里写下这样的文字：
……（刘元士）是1926年的党员，“资格”很老，曾和伯达、献珍同志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到马列学院以来，他认定献珍同志一直对他很信任，在公审大会以后他还在念叨着。二、政治上很落后。他整年不看党报，长时期不缴纳党费，对政治很不感兴趣。三、有流氓性。他过去做地下工作时和京津一带的流氓关系很多，他自己就很流氓。四、贪污手段相当老辣，有好些事情从表面看来都可以作两种可能的解释……
如果说，毛泽东是从巩固新生革命政权、强化个人权威的角度发动了这一场运动，我想，周文则更多是从道德立场来看待这些贪赃枉法的人们。
周文是从一个污秽的环境中出来的，在他青年时代的各种任职中，有无数的机会可以收受贿赂、敲诈勒索而发财，也有无数机会可以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而升官，他所以厌恶并拒斥这一切，是因为他希望进入一个更纯美的世界。这也是当年许多出身钟鸣鼎食之家而全心拥抱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乌托邦。
周文太单纯，他没有想到这样一桩正义在手、天经地义的事，到后来变成自己的炼狱。
“三反”运动开展数月之后，中央决定3月底开始甄别工作。
马列学院因“三反”开展较晚，于是出现了周文报告递上不久，就进入运动后期。“老虎”的问题放下了，上面利用下面上报部分数据不够准确，开始追究“打虎人”。
“三反”甄别开始之后，“杨献珍便向刘少奇、安子文汇报了他个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刘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来重新审查，结果证明刘元士没有贪污行为，遂取消了扣给刘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方面并没有给出有力的甄别平反材料，也没有查出任何逼供、捏造罪名的事实。对此，学者朱鸿召诘问：“如此严肃的组织行为，如此认真的内调外查，如此负责的政治态度，如此确凿的经济数据，为什么很快就被全部推翻了呢？甚至连刘元士自己本人已坦白承认的事实都置之不顾？”
这样，1952年5月以后，虽然马列学院开展的仍然叫“三反运动”，但内容已经转变为对周文的清算。
其后近两个月，周文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
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找副院长陈伯达申诉。陈伯达的冷漠与偏向，给了周文最后一击。
早年失怙，母亲专断，婚姻不幸，周围世界又是那么残酷污秽，这些在周文性格中烙下了深深印记。他内心敏感却喜怒不形于色，连他那些写生死搏杀的文字也是冷峻克制的。不似许多五四以来的作家、诗人那般多情浪漫。在我读到的所有文字中，第一次见到他说自己哭了，并说到自己的痛苦已有两年之久。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组部亲自主持会议，马列学院党委会全体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参加，对周文进行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5点，周文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准通过。
周文是一个过于自尊的人，在这危难的时刻，在这绝境之中，他没有求助于将他调来北京的周恩来，也没有诉诸将他的报告转发全国的毛泽东。他宁愿自己独自承担这一切。
周文将母亲接来之后，努力竭尽人子之孝，每晚都要去母亲卧室请安，然后回自己房间，再工作到深夜。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经历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从城里回到西郊的马列学院，他对母亲说，许多天没有睡好，今晚就不来了。母亲不知道，这是儿子最后的诀别。
周文回到房间，在外间桌子上放置一张字条，然后将卧室门闩插上了。
第二天午后，母亲来叫周文，叫了三次，都没有动静，老人捅破窗纸，从窗棂中看去，见他躺在床上，满嘴白沫，一动不动。母亲叫来人破门而入。此时周文已经死去。
外屋桌上，有周文放着的一张字条。笔耕一辈子的周文，最后留下两句非常朴素的话： “我要好好睡睡，请不要叫醒我。”
当时常住城内全国妇联机关的郑育之赶回来，悲恸之中，对周文死因有疑。因为几天前她与周文分别前，周文还说起想通过丁玲、冯雪峰重返文坛。
马列学院迅速宣布周文为自杀。
数十年来，关于周文的死，在不同语境、不同政治气候下，一直有着不同的解说――自杀，病逝，药物过量，便是对那一份结论模糊的尸检报告，也有着不同解说。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死因常常比死本身更为重要。
当“自杀”成为对一个人最后一击的锐器时，杨献珍们选择了“自杀”说。
当杨献珍们又成为毛泽东的政治对手时，毛泽东说：“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
而郑育之和周文的大多亲属，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药物过量”说。除了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之外，“自杀”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的特殊含义以及紧接而来的严重后果，也许是重要原因。死，成为一种最后的不自由。
看了周文最后岁月的一些文字，我忽然觉得，他已经心死。
他是文弱的，又是刚烈的。他是坚韧的，又是脆弱的。如一团泥，烤着烤着，最后突然崩裂。
周文的一生，是一个艰苦卓绝自我奋斗的底层知识分子与一个严于律己无私无我的革命党人组合的宿命。他的前期，充满着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追求有个人价值之人生的热情与意志。他的后期，在一个严峻的环境中，一直承担着沉重浩繁的事务工作，成为一架革命机器中超负荷运转的部件，并直接为当时铁的规律所左右。这种由自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转换，是五四以后许多文化人的道路。
混浊社会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与革命有着天然的联系，被文学之光照耀着的周文，心怀对黑暗时代深恶痛绝的周文，走上社会革命道路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尽管他没有在文学写作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但就是那短短几年中的创作，也足以奠定他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之后，周文依然能以他的文字而存在的原因。
从一个自由写作的左翼作家，到一个严酷环境中党的工作者，这是周文一生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似乎在冥冥之中，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周文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幸耶，还是不幸？说不幸，可以说，周文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跋涉山山水水，历经风风雨雨，甚至放弃自己一生所爱的文学事业，终于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并在这变化中获得了自己该有的地位与声望，却在这花团锦簇的时刻绝望离世，并给家人、后代带来长久的阴影和苦痛。说是幸运，往后看一看其后数十年中，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动荡，他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躲避过去吗？如果万幸能躲避过去，又能保全自己不被一次又一次地污染与亵渎吗？看看在他之前已经历尽坎坷但活得比他更长久的那些人：胡风，丁玲，冯雪峰，夏衍，田汉，艾思奇，吴奚如，聂绀弩……有谁能够平安渡过一轮又一轮的汹涌劫波呢？甚至包括当时与周文发生龃龉并给了他许多压力的人们，后来也或久羁牢狱，或死于非命。
这些人大多是周文的挚友、师长甚至生死至交，即便他有幸没有被列入另类，他又能逃脱一脸凛然向这些人大吐口水的窘境吗？又能逃脱刚刚吐了人家口水又被人家的口水淹没的羞辱吗？周文去世三年，胡风落难，他当年那些至交好友瞬间变脸，用最锐利、最恶毒的语言砸向他；最惨的当算丁玲，“胡风案”尚未落幕，她就落入“丁陈集团”陷阱；整个抗战时期与胡风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老舍，转眼就说他是美蒋特务，十一年后，老舍投湖自杀……周文如果活下来，会如何对胡风？对丁玲，对冯雪峰？对那些个敬重或喜爱的文友？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文的早逝，让他避免了更多的不堪、煎熬和凌辱，让他保留了些许人格的清白与单纯。
与周文同代的人们，在其后的五十多年中，几乎都已相继离世。时至今日，周文又被人们记起，我想是因为他的为人――有时候，一个人的人格品性，比他一时的对错正误存在得更长久。况且，周文还留下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早年的作品，因为他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记录，因为他尚在一种自由的表达之中，那些作品将具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周文的第一次出川，是对旧式家族桎梏与黑暗社会网络的一次勇敢冲决。
周文的第二次出川，是进入了一架更加严密更加强大的革命机器。这一次，他再也无力冲决，几乎所有进入的人都无力冲决。
而周文之死，似乎是一代“左倾”知识分子命运的先兆。
1994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了“周文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从那开始，十多年来，关于周文的各类学术、纪念活动已有十多次。仅2007年周文诞辰百年之时，北京、上海、四川荥经就分别开了三个会。关于周文的书也出了不少。周文夫人郑育之数年前以九十高龄谢世，他的儿女们也进入了老年。活动完了，他们多少都有些伤感，说：怕是最后一次了。
也许是。
但是，关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命运的话题，还远远没有说完。■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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