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贺自珍】 贺子珍

     贺子珍的乳名叫“桂圆”,“贺自珍”这个名字是上学以后贺子珍给自己取的学名,取“善自珍重”的意思。她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曾经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贺子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曾碧漪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被沿用下来。但贺子珍自己在签名时始终用的是“自珍”。毛泽东给她的书信,也称她“自珍”。因此,本文作者也称她为“贺自珍”。1979年,在贺自珍与外界隔别多年之后,本文作者王行娟第一批被允许访问了她,并与她结成忘年交。作者当时决心把贺自珍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遗憾的是贺自珍在生前没有看到此书出版。在随后的岁月,作者又经过大量采访,并在贺自珍的亲友帮助下,终于在2008年7月出版了此书。本文即作者几次采访贺自珍的珍贵经历。
  
  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雪白的被单下,半卧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身雪白的病号服映着一张雪白的脸,安静、凝重,她就是贺自珍……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这三个人是:缪云台、王光美、贺自珍。在刊登这条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有关他们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张轮椅上,慈祥地同身边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这位老人就是贺自珍。
  简短的消息,不大的照片,却像一声惊雷,震撼着国内外人们的心。万众瞩目。许多人奔走相告:贺自珍出来了!
  几十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件,从遥远的新疆、青海,从南海之滨的福建、广东,从她战斗过的井冈山、宁冈,从她的家乡江西永新,飞到了贺自珍的身边。有人觉得,鸿雁传书的速度太慢,无法迅速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特地拍来了电报。写信的人中,有她过去的亲朋故旧,有曾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有素昧平生的年轻一代,还有远在海外的侨胞……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贺自珍,因为她曾经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名字,她的活动,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我们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抗日战争初期先后访问过延安的一些外国友人,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原来的夫人韦尔斯,在他们的名著《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中,通过他们的笔,曾经星星点点地介绍过她。在国民党的一些报刊书籍上,也多次发表过有关她的消息、小史,并对她的身世和经历,进行了种种的猜测或歪曲性的报道。1938年后,贺自珍突然从革命的舞台上,从毛泽东的身边消失了,江青取代了她的位置。流言飞语和各种责难,无情地倾泻在她的头上。这样整整过去了四十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的名字又奇迹般的出现了,这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喜和注目呢?
  当时,我作为《新时期》杂志社的记者,在她与外界隔别多年之后,第一批访问了她。
  
  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我们初次见面了。雪白的病床上,雪白的被单下,半卧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身雪白的病号服,映着一张雪白的脸,显得那么安静、凝重。我走近她的病床,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向她问好。从近处看,贺自珍虽然年近古稀,缠绵病榻,却仍然容貌端庄,风度不凡。清瘦的瓜子脸上,看不到多少老年斑,皮肤还像年轻人那么白净、光滑,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眉毛又黑又浓又弯。唯有那一双秀丽的双目,写下她在人世间饱经的沧桑和苦楚。她的眼神是复杂的,有怀念,有痛苦,有哀伤;时而现出安详的神态,时而又闪过一丝希望的火花。当她的眼睛对着你,对你的来临表示欢迎的时候,那里面放射出热情、诚挚、愉快的神采;但是,她眼睛下面的一圈黑晕,却又告诉你她正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端正的鼻子下,是一张丰满的嘴唇。当它紧紧闭着的时候,便显出刚毅、坚强的性格。
  开始的时候,她还不能冷静地回忆过去。当我把经过侧面采访,已经写好的一篇有关她的短稿读给她听的时候,她的情绪立时波动起来。也许是往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她的眼圈红了,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发现自己过于激动,就紧闭住嘴唇,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下来。这时,她的眼睛里又表露出顽强甚至是倔犟的神色。这又使我看到了,在这位老人身上,不仅有忧伤、柔弱的一面,还有刚强、执著、烈火一样的性格。当我以后更深入地了解了她的时候,初次相见留下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我想,这恐怕是她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能够生活下来的原因吧!
  我们相识后,在我的企盼下,她给我讲述了她的往事。她那执著的追求,善良、热情、大度的品性以及她那坎坷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我。怀着对革命长辈的崇敬心情,我经常来到她的病榻旁,断断续续地听她讲述她的过去。我了解到,当她还是一个青年学生的时候,便在大革命的年代,毅然投身革命,是井冈山上第一位红军女战士。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十年,正是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经历的最困难、最复杂、最尖锐的革命阶段。她同毛泽东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亲眼看到了毛泽东的种种遭遇,亲眼看到了毛泽东怎样进行认真细致的工作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革命史料,对研究我党的历史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我当时决心把她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书。
  
  
  我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自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大会堂,还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
  贺自珍来到北京,住进了三○一医院高干病房,我同她接触就多起来。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我都来到她的病房,听她讲述她的过去。我发现,她的记忆力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我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在她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她的情绪是愉快的。虽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工作室,曾引起她的伤感,她恸哭过,但她毕竟用自己的双脚,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亲眼看到壮丽的天安门,对这点,她是很满意的。她的身体状况也比较好,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之间,除了谈她的过去以外,还常常谈现在。她向我提出许多问题,要我这个当记者的回答。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四个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她都关心,她都想知道。对我的回答,她有赞同的,也有不以为然的。虽有年龄、时代的差异,但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
  1981年,贺自珍决定回上海。那天,康克清、曾志来到病房,陪贺自珍一起下楼。贺自珍睡在担架上。在走向汽车的路上,她看见了我,笑了笑,说:“你也来了。好久没见你了,你好吗?”
   “我很好,谢谢。”我跟着担架往汽车走去。
   “我回上海去了。”她对我说。
   “祝您一路平安。我到上海去看望您。”
  她点了点头。
  
  我跟着送行的老大姐们一同来到机场。宋任穷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欢送她了。
  1981年的11月,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专程到上海去看望她。为了打通进入她病房的路,我打了个报告送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提出要收集贺自珍生平事迹的要求,希望给予方便。冯文彬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在不影响贺自珍身体的情况下,请上海市委予以安排。
  但是,我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月,也只见到她有限的几次。原因还是她身体不适,医生认为不宜见客。我到上海时,她正患感冒。我们这一次见面,她可能太兴奋,讲话太多,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可把医生吓坏了。于是,我好不容易从中央到上海市委打通的路,又堵塞了。
  
  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照了几张彩色照,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成了我最珍贵的纪念品。我返回北京前,曾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你写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我说决心要把她的经历写成书的事情。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我和贺自珍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和所谈到的问题。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加以改变的。
  
  收电报的姑娘问我:“贺自珍是你什么人?”“同志。”我说
  
  1984年4月25日零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赶忙起床去接电话。
  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我是北京市电报局,我们刚收到一份打给你的电报,电报是打到北京出版社的。我们想,这时把电报送到单位,你肯定不在,所以用电话通知你了。”
   “真是太谢谢了。电报是哪儿打来的?”
   “是从上海发来的一份讣告。我念给你听:‘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自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终年七十五岁。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简办丧事的精神,定于4月25日上午10时,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84年4月24日。’全文就是这样。”
   “啊!贺自珍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我心乱如麻,我拿着电话听筒,好一阵子只说出这样一句话。
  电报局的同志又说话了:“你要赶到上海去参加告别仪式,恐怕是不行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个电报去,表示你的慰问。”
   “真是太谢谢了!”这个建议真是太及时了。
  我挂上电话,马上穿衣服,步行来到北京站的电报局。电报局的大门也关了,只留了一个收电报的小窗口。我敲开了窗口,写了这样一份电文:
  
  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惊悉贺自珍同志病逝,谨向她的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请节哀。
  王行娟
  
   收电报的是一位姑娘。她看了看电文,抬起眼睛,看着我,问:“贺自珍是你什么人?”
   “同志。”
  我想了想,只能这样回答。在革命队伍里,不兴讲辈分,如果讲辈分,我应该是她的儿女辈了。在认识贺自珍以后,我有时跟着她的女儿叫她妈妈,有时又跟着她的侄女儿、外甥女儿贺小平、贺海峰叫她姨妈。但我同贺自珍没有亲缘关系,只能称同志。我对贺自珍,的确怀着儿女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当深入到她的思想深处,我就愈加敬重她的为人,同情她的不幸。我常常恨我这支笔,不能充分地表达出贺自珍的思想感情。
  
  照片中,贺自珍的神态舒展安详,像是静静地、深深地睡着了
  
  贺自珍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广播了。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自珍,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润,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我过去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但可以肯定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才能拍出神情这样愉快的照片。
  在贺自珍遗体火化以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送到北京。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把它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我在宾馆里见到贺敏学时,贺老仍沉浸在失去最后一个妹妹的哀痛中。从贺老的谈话里,我了解了贺自珍逝世前后的情况。
  对于贺自珍的去世,贺自珍的亲朋好友,她多年生活的上海的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的许多老战友赶到上海吊唁,各地慰问的电报,似雪片飞来。上海多家报纸,除刊登新华社消息外,有的还登载纪念文章。《上海工人报》还将1979年杨子江同我在《新时期》杂志发表的《女红军战士贺自珍》加以连载。这些报纸销售一空。人们悼念她,敬仰她。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早上,一些知情者自动集合在龙华革命公墓的门前,希望能最后一睹这位女红军战士的遗容。
  从告别仪式现场所拍摄的照片中看到,贺自珍的神态舒展安详,像是静静地、深深地睡着了。
  几天以后,我来到李敏的家。
  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李敏就在她家的客厅里,安放了毛泽东的巨幅遗像,并摆上她阖家敬献的花圈。如今,她又在另一个房间,安放上贺自珍的巨幅遗像。这两位老人没能白头偕老,在女儿的心中,他们却是始终在一起的。
  李敏告诉我,妈妈去世后,留下了三个箱子,都带回北京了,想让我帮助她整理一下。我答应了。
  李敏从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是一串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皮箱的锁。她指着包钥匙的那块手绢说: “这就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手绢。”
  我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条米黄色男用真丝手绢,四周有三条窄窄的蓝边,上面没有字。这是用过的旧手绢,但保存得很好。可以想象到,这条手绢到了贺自珍的手里,她是怎样精心地爱护它,和它共同度过多少日日夜夜。
  箱子里有两条西式裙子,一条深蓝色仿毛料的,一条黑色绸质的,又窄又小,腰围顶多有二尺。李敏说:“这是我妈在苏联时穿的。她在苏联的衣物,就剩下这两条裙子了。”可以看出,贺自珍当年是多么纤瘦啊!
  三个箱子装的主要是日用衣物。里面还有一沓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
  对于一个行政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来说,她的遗物是过于菲薄了。贺自珍从来不计较金钱,也不重穿戴。
  贺自珍的工资虽然高,但她从不把它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只要她看到谁有需要,无论是周围的同志还是同乡,她都慷慨解囊相助,毫不吝啬。住院以后,每逢过节,她都要买礼物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还请他们吃顿饭,感谢他们的辛勤服务。这样,她留给自己的就很少了。
  李敏说,按照妈妈一贯的态度,她在住院期间,自己花钱买的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在她去世以后,都捐给公家了。
  
   她的遗物中还有一些政治书籍、照片和书信。
  书,都有她翻阅过的痕迹,有的还用红铅笔画上了杠,表示学习的重点。照片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福建、江西等地,贺自珍同亲人们一起拍的。有一张60年代贺自珍游览时拍的单人照片,被放大了。照片上的贺自珍,笑容可掬,但两鬓已经花白。忧愁使人衰老,还在盛年的她,头发却过早地变白了。
  书信不多。有好几封是傅连�写的。傅连�同贺自珍从30年代中央苏区时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贺自珍的一个孩子小毛,就是他接的生。傅在1962年5月写的一封信中,重叙了战友的情谊。他以自己作为例子:几十年前被人认为患了不治之症,由于抱定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活到了七十岁。他在信中鼓励贺自珍,只要乐观积极,一定能够把病治好,再为社会主义做很多事情。
  在旧信中,翻出1962年5月21日李敏写给贺自珍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与贺自珍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毛泽东非常关心贺自珍的身体,曾经为她寻医买药。
  在贺自珍的遗物中,还有一沓写过字的台历纸。看来她喜欢把自己想到的、要记录的事情,或是随时的感想,随手记在台历上。而写过字的台历纸,她又喜欢把它收起来。我翻了一下这些台历纸,记的事很杂,谁来谁往、身体状况、吃什么药、当天的国内大事以及报上公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都有记录。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时,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评法批儒很长的一段话,这段话建议大家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某些段落,贺自珍都用钢笔端端正正抄了下来。
  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自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欲上青天览(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忧(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她感怀身世、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看了她的遗物,我似乎对她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责任编辑/陈 思
  电子邮箱:csi@163.com)

推荐访问:采访 贺自珍 我采访贺自珍 贺自珍的风雨人生 贺自珍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