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客人参观金庸旧居，一个面相敦厚、皮肤黝黑的老农笑着迎了上来，他叫查良楠，是金庸的六弟。他让我们待在大门外，自己绕到后门进入院内开了大门。 查良楠今年六十五岁了。尽管金庸公务繁忙，几过家门而不入，然而，他依然默默地守护着他和哥哥查良镛的旧居，期盼着哥哥有一日回到老家来望上一眼，看一看这幢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查氏祖宅……
模模糊糊的离别
六十二年前的初夏，金庸结束了八年战乱中的漂泊生活，悄悄回到了家乡――浙江海宁的袁花小镇，在“赫山房”一住二十多天，然后与父亲、继母和弟妹们告别，又悄悄上路了，这一走就是几十个年头。在送行的人群里，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好奇地目送着这个陌生的二哥离开。
他就是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
在金庸弟兄的排行中，查良楠排第六，人称“六毛弟”。
查良楠比哥哥查良镛小十九岁，良楠的生母叫顾秀英，良镛的生母叫徐禄，顾秀英原先是徐禄的随侍丫环。查良镛小时候跟秀英很亲近，念小学时，奶奶便让秀英接送他上学。龙山学堂距“赫山房”有一里多路。晴天，两个人手牵着手，捕捉着蝴蝶一路欢笑而去；下雨天，小良镛就趴在秀英的背上，合撑一把雨伞回家。这时，他会偷偷地拉扯她秀美的长发，惹她哭，逗她笑。
小良镛一直把秀英当做自己的大姐姐看待，在他的记忆里，留存着很多让他回味的故事，因此，他后来写了纪实散文《月云》，纪念这段时光。
1937年，查良镛十三岁，他离开“赫山房”就读省立嘉兴中学，之后的几年，查良镛辗转到了重庆。1937年，日寇占领了袁花这个江南小镇，顾秀英也被家人领回家去了，此时，查良镛的生母徐禄随丈夫带着家人逃难逃过了钱塘江去。在余姚庵东镇落脚时，得了急性痢血不治而亡。后来，顾秀英返回查家，做了查良镛的继母，相继生下良钺、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直到1946年7月，查良镛回家时才见到继母。母子相见，感慨良多。顾秀英拉着良镛的手坐在长条凳上，问起了他这几年孤身在外的情况。良镛告诉继母，他打算离开重庆到杭州谋职，他对继母说：“杭州离家很近，我会常常回来的，您要照顾好这个家，我还要回来跟您一起吃糖炒年糕呢！”
可是，世事难料，这一别，他就再也没有跨进过这幢老宅子。
一往情深的期盼
黑漆大门訇然而开，里面五进，厅堂深深，有大小屋子八十多间，黛瓦粉墙。
“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我曾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祖父是大儿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东半部，我叔祖父住在大宅子的西半部。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
这是十年前金庸与日本创价学会池田大作对话时说的话。
查良楠说：“那块当年的大匾早没了，这一块，是后来补挂上去的。”大匾下还挂着一副楹联，上书“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据说清代康熙皇帝感动于查家“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文瀚之风，欣喜之下才亲笔题写的。原先彰于查氏祠堂内，由于祠堂被人砸了，楹联掉落在地上，无人匿藏，便在土里腐烂了。自然，现在挂着的也是后人模仿着写了补的。
说起“赫山房”的变迁，查良楠的话多了起来。经历日寇掳扰以后，查家人死的死，散的散，“赫山房”早没了当年的繁华景象。上世纪50年代初，金庸和查良楠的父亲作为“反动地主”被处死了，“赫山房”搬入了十几户人家。查家二十几口人居于堂屋后面的几间小披屋里。那时候，“赫山房”被东改西拆的，遭到了严重破坏。1958年，“赫山房”被当做生产队的食堂，堂屋被打穿，木头镶板被拆掉，用泥巴垒起大灶做饭，屋里的许多家具被搬走，围墙的砖被拆下来修建商店。到了60年代，查家老宅书房里的书、金庸坐过的大书桌，用过的笔砚都被当做“四旧”烧了、砸了，“赫山房”残破不堪。
丈夫死后，顾秀英身边除了自己生养的六个儿女外，还有徐禄留下的四个孩子在外边念书。闹饥荒那年，她偷偷卖掉了几间房屋，给外边念书的孩子寄钱，给家里的孩子买一点充饥的粮食。尽管卖房是为了让孩子们不挨饿、不失学，但她仍觉得对不起查家祖先，有割肉般的疼痛。她在困境中巴望着孩子长大以后再把房子买回来，就在晚上悄悄记录下了房屋的间数和大小。不料被人发现汇报上去了，她被抓去关在小黑屋里，挨了无数次打，最后脖子上挂着“地主婆反攻倒算”的大牌子游了三天街，奄奄一息了才被抬回家里。
“赫山房”的荣华衰落了。只有在清晨时分，查良楠和弟妹们在廊下凑着微光念书，这里才隐隐现出一些当年金庸在时的景象。
过了几年，上一辈的人相继离世，叔伯们纷纷搬离了“赫山房”。 查良楠的哥哥和三弟做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两个妹妹先后出嫁，只有查良楠和四弟伴着母亲住在“赫山房”里，苦度岁月。1989年，七十七岁的顾秀英去世，弥留之际，她给查良楠留下了“不要离开老屋，等着你二阿哥回来”的遗嘱。“二阿哥”就是金庸。
后来，因为金庸的名气越来越大，全国各地的人都前来寻访他的出生地。眼看老房子已经残破不堪，查良楠心情十分沉重。于是，他产生了绘制老宅全图的想法。老宅以前是什么样子，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和老一辈人的描述画了草图。又用一根竹竿做成五米长的“尺子”，仔细丈量老宅的面积，一点一点地记录下来，用了几天时间仔细绘制了“赫山房”原貌平面图。1998年7月，海宁市政府对“赫山房”进行全面修复，查良楠的这幅平面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的“赫山房”恢复了晚清民居风格，坐北朝南，风火墙高六米多，正中三间为厅堂，东西两侧为卧房、书房、厨房和起居室，屋宇分五进，每进之间有两米宽的南北向走廊，总面积达一千一百平方米。格局气韵，颇有大家气象。大门门楣之上，悬挂一方题有“赫山房”三个字的匾额，匾额系著名红学家、金庸好友冯其庸题写。
迎面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金庸旧居”，也是冯其庸的手迹。
擦肩而过的“重逢”
查良楠有过几次与金庸擦肩而过的“重逢”。
在查良楠看来，1946年那次不算，那时他“太小了，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1981年7月，金庸偕妻儿从香港回到内地，邓小平会见了他。也就在此时，在家乡务农的查良楠才知道金庸就是查良镛，就是自己的“二阿哥”，他高兴极了，对人说：二阿哥很快就要回家来了。
过不多久，海宁法院复查他父亲当年的案件，认为所判是冤案，予以平反，并将“赫山房”的房产归还他家。查良楠在老宅里徘徊许久，盼望兄长回来的心情更迫切了。
1992年12月里的一天，查良楠听说二阿哥回来了，正在访问他中学时代的老师，就赶紧跑回家，吩咐妻子快将“赫山房”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一家人全换上新衣裳。查良楠见人就说：“我的二阿哥金庸回来了，我在家等着他。”然而，天黑了，他没有见着金庸。
事后，查良楠听人说，这天金庸确实回到了袁花镇，他乘坐的轿车驶到天仙府河畔的小学校时，他执意要下车，说：“这里是我念小学的地方，我要看看。”他下车看望了学校的师生们，还捐了款。这天，金庸兴致很高，竟然忘记了去“赫山房”，忘了看一看自己出生的地方。
二阿哥为什么不回家？查良楠开始给金庸写信，只说些自己家里的事情，害怕引起哥哥心中的不快，往事他一概不提。金庸回了信，虽然话语不多，却也主动问些父母当年的事，也不忘问问继母受过的苦难。
后来，金庸听说良楠弟兄从“赫山房”搬出，选址盖房，立即给俩弟弟汇来数万元钱。查良楠写信告诉金庸，“赫山房”修复了，挂的是“金庸旧居”的牌子。金庸很快复信，询问房子的结构怎样，花了多少钱，查良楠一一回信说明，并真挚地邀二阿哥“回家看看”。
再后来，金庸十分敬佩的爷爷查文清的坟墓找到了，并且迁址重筑。收到查良楠的信不久，金庸即与池田大作对话，赞扬祖父“舍身救民”的情怀。
又后来，香港纪念回归祖国一周年，查良楠的小女儿婉敏随嘉兴市采访团赴香港，在金庸的大书房里，十六岁的婉敏乖巧地唤着大伯：“大伯，您可要回家来呀，爸爸和妈妈盼着，我和姐姐也盼着您呢……”这时候，婉敏发现大伯眼里有微微的泪光。
2003年10月，金庸第三次回海宁，重访了舅父家（徐志摩故居，徐志摩是他的表兄），吃了八十大寿的喜庆蛋糕之后，他受邀直接去了嘉兴。
查良楠理解二阿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他还是盼望着：“我早过了花甲之年，不知道今生还能不能见上二阿哥一面……”
笔者跟着查良楠老人在旧居里转了一圈，在南房里看到三十三剑侠的画像挂在墙上，想起以前读过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鹿鼎记》和《射雕英雄传》，才知道那书里人物的原型是在这片屋檐下浸润在金庸心里的。
痴情不悔的守候
十年前开始修缮“赫山房”时，查良楠的家也迁了出去，在相距老宅百十来米处新盖了楼房。但是，他晚上仍然住在“赫山房”里，舍不得离开，如同多年前一样，义务看护着这栋老宅。如今，他和老伴梅先英仍是老宅唯一的住户，也是最后的守护者。虽然女儿和侄子们多次让两位老人搬回家里去住，但是他们不肯，他们已经习惯了老宅里的味道，看惯了老屋下的蜘蛛，听惯了屋外雨打荷叶的声音。
“赫山房”修复九年多了，查良楠一如既往地守护着。
查良楠是海宁市政协委员，每次上县城开会，他就让妻子代替管理老宅。临走前，总要嘱咐一遍又一遍：院子里树木多，房屋又是木质结构，任何人进来参观都不准吸烟，防火不可掉以轻心。
几年前，金庸的《鹿鼎记》收入了中学生语文教材，很多学校的学生捧着课本访旧居，这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查良楠越发忙碌了，但他打心眼里高兴：“有这么多孩子喜欢金庸，崇敬这个大家族，我累点也高兴。”
2006年春节前，张纪中为筹拍新《鹿鼎记》来到海宁，他在“赫山房”里转悠了几天，终于拍板：海宁是这部电视剧的一个外景拍摄地。当他知悉查良楠的身份时，不由惊叹道：“金庸老家有这么一个老弟一直默默地守护着他的旧居，痴痴等待他回来，真感人！”
笔者好奇于查良楠绕到后门进入院内开大门的举动，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除了有人来参观从前面开门，其余时间这扇大门得关上，因为要等候二阿哥来开启它。”
笔者回头一看，“赫山房”的大门果然关着。
（作者系金庸学术研究会理事）■（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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