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了西楼大院落 1949年，中共中央领袖和部分机关进驻中南海时，住在了居仁堂、春耦斋西边一些院落的孩子们，如林伯渠家的，陆定一家的，师哲家的……他们都记得，在他们家所住的院落再往西，就再没有院落和建筑了。
然而空旷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这里就有几栋楼房拔地而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内兴建的第一个建筑群。因为地处中南海南部的最西端，故称西楼。
整个建筑群的外围，砌了一圈灰砖墙,在灰砖墙围起的院落里，最南端是东西并排的两幢三层小楼，东为甲楼，西为乙楼。从甲、乙楼依次往北，排列着丙楼和丁楼。在1951年和1952年之交，刘少奇一家，朱德一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室、机要室，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以及后来组成的类似政策研究室和中央书记秘书班子的“后楼”，都搬进了西楼大院落。
住进甲楼的，是从中南海静谷东北�字廊搬出来的刘少奇一家。
刘家刚进中南海时，家安在了静谷东北的�字廊。
从香山向中南海搬迁期间，刘少奇正在秘密访问苏联，回国后他又在东北作了短暂停留，直到8月28日才返回北平。因此，搬家是夫人王光美张罗操持的，她带着刘少奇和前夫人王前所生的女儿涛涛和儿子丁丁以及还在襁褓之中的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刘平平，先住进了�字廊。
刚住下，刘少奇就回来了，�字廊里也人丁兴旺了起来。这不光是因为他带回了随行的人员，在苏联读技校的女儿刘爱琴也跟着他回来了。此外，住在聂荣臻家的毛毛刘允若，也搬回了中南海的家。刘允若是刘少奇与何葆珍的第三个孩子，他的大哥刘允斌，此刻还在苏联，姐姐就是刘爱琴。
从搬出�字廊住进西楼至1964年再度搬家到福禄居，刘少奇一家在甲楼住了十二个寒暑。刚到甲楼时，刘少奇与王光美的老二刘源源，已经一岁多了。此后，他们的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即刘亭亭、刘潇潇相继在这里出生。
在西楼，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一楼；刘少奇和王光美工作、起居在二楼，小型会议室也在此；第三层则是孩子们的天地。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合成一个集体被称为一组，刘少奇和身边这些人员，就被称为二组。
“中央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可以称职务……”
搬到新居的第三个年头，刘少奇在新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这下子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平添了一点点儿麻烦――不知该如何称呼他了。
毛泽东很早就当了主席，“主席”的称呼早就叫开了。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政务院的总理，也“总理、总理”地叫起来了。以往大家习惯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那么当选委员长后，是否循周恩来之例，称他为委员长呢？
刘少奇当选后，第一个向他请示工作的，是秘书杨俊，他游移有顷，就以“委员长”称呼刘少奇。可刘少奇没吭声。杨俊以为他没听见，又提高了一点儿嗓门。刘少奇抬起头，面带不悦地说：“你怎么突然叫起这个来了，不感到别扭吗？”
杨俊一时语塞。王光美马上说：“我们还是叫同志嘛。”刘少奇也缓和了口气：“以后不要这样了，叫同志多顺口啊。”后来，他专门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中央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可以称职务，即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大家已经称习惯了，也不必改了。”
因此，刘少奇始终被中南海里的人们称为“少奇同志”。
三个子女都在异国他乡坠入爱河
平时在甲楼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毛刘允若在北京一○一中学毕业后，被送到苏联深造。
早在1939年，刘允斌和刘爱琴，就被送到苏联。1945年，刘允斌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在该院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进入莫斯科大学，读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两年后，刘允斌回到祖国。他只在中南海的家里住了几天，就去了距北京五十公里外的某县，进了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四○一所工作，这是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刘爱琴1949年跟父亲回国后，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当了一段俄语教师。翌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深造，1953年毕业，被分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刘允若、刘爱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内蒙古。从此以后，他们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亲、继母和弟弟妹妹们团聚。
刘少奇和何葆珍的这三个儿女，都有一段到苏联留学的经历，偏偏三个子女都在异国他乡坠入爱河。然而，他们比一般平民多了一层政治的制约，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受到强化的岁月，柔性的情感与坚实的政治碰撞时，受损伤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个为跨国姻缘付出情感代价的，是刘爱琴。她刚到苏联时所在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抚养着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的共产党领袖后裔。就是在这里，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并献上自己初开的情窦。应该说这种情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青年人第一次，也一定是纯真而刻骨铭心的。
然而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要求她不能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刘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刘爱琴对丈夫的唯一纪念是把他们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
关于刘允斌的婚姻悲剧，曾于1956年至1967年，在刘少奇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刘振德有如下简要的概述：
允斌曾向我谈起他的婚姻问题：“我们的离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之间感情上没有丝毫的裂痕，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坚持回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给双方心灵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呀！”
“我在苏联学习时，爸爸多次写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我自己也发奋读书，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识学到手。就这样，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几乎把身体累垮。当然我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姻问题了。后来，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马上回国，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长时间的苏联姑娘玛拉结了婚。那时中苏关系是很好的。我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爸爸给我写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说实话，接到爸爸的来信，我的思想斗争了好几天。我多么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能回到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得到的这片古老而神圣的热土呀！我知道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送我们出国留学是为的什么，但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动员爱人跟我到中国来，但她因不懂汉语，而且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怎么也无法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我愧对他们母子呀，在我们许多人的想象中，好像苏联人结婚、离婚都很随便，其实各有各的规矩，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的妇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侣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真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允斌的那位苏联夫人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58年。她这次回国以后，两人才下了离婚的决心。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经受心灵折磨的其实并非只有刘允斌和他的苏联夫人玛拉，要孩子作出艰难选择的父亲刘少奇，其内心首先要经历一番苦涩。特别是当他的三个孩子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时，他对苦涩的咀嚼就要重复三次。
性格有点儿执拗的刘允若，则因其跨国之恋与时宜“不合”，既给父亲平添了许多烦恼，又把自己煎熬得遍体鳞伤。
在苏联留学期间，刘允若与一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识而坠入爱河。而他们的恋情，偏偏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矛盾和敌对与日俱增。
鉴于中苏关系的转恶，刘少奇要刘允若慎重考虑恋爱婚姻问题，终止和丽达的关系。但处于热恋中的人都是盲目的，不遵从理智的忠告。
丽达给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写信，请求他促成她和刘允若的结合。她不可能想到，她和刘允若纯真的爱情，会被人利用来当做政治筹码。赫鲁晓夫在和刘少奇见面时，拿出了丽达的信对刘少奇说：你儿子的女朋友给我写信，寻求我的支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结合。你看，你们的下一代也将在我们苏联这一边。
刘少奇感到，赫鲁晓夫这不仅仅是在伤害他个人的感情，而且是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挑衅。随着苏共在世界共产党的聚会上煽动围攻中国，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袒护印度，插手新疆伊犁、塔城暴乱，公开的论战已经箭在弦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没有了转圜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还能有别的选择余地吗？他只能让儿子毅然剪断和丽达的情丝。
刘允若的执拗再次凸显了出来，有一股非丽达不娶的劲头。刘少奇身边的人多体谅他，即便发现他偷偷到他父亲的办公室给丽达挂国际长途，也不曾揭发。但大家都感到他这种挣扎是徒劳的。
眼看着刘少奇和毛毛父子俩的对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虑。她深知丈夫的政治抉择是不可改变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也作出了同样的决断。但作为继母，她对失去生母的孩子，更希望施予尽可能多的关爱，让孩子得到人生的幸福。
王光美寄希望通过让刘允若和本国的女性接触，萌发新的恋情，以抚平他因同丽达分手而造成的心灵痛创。从此，她开始留心，去观察刘允若眼睛里的细微变化。
“爸爸不得已的选择给毛毛带来的情感损伤，始终让妈妈牵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遗余力，以使毛毛获得情感补偿。可毛毛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父亲内心一直存着一个结。”从政多年的刘源，大概最能理解自己父母亲的内心款曲。
平民家庭的加减法，到了政治领袖的家庭，就变成比哥德巴赫猜想还复杂的方程。方程的这一边是看得见的伟业殊勋、名垂青史；而另一边则是无法预测的世俗情感、伦常的牺牲。
一个父亲，他的衷曲难为子女所体谅，他的信仰追求让儿女付出了情感代价。
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不能不说有点儿紧
就在大哥刘允斌回国前后，刘平平、刘源、刘亭亭都上学了。他们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同在一校的中南海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平，谭震林的儿子谭小光、谭小旭，吴振英的二儿子吴小立等。
虽说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每星期六下午，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三个孩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中南海西门对面，住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两个孩子。每星期一的早晨，还是这位老师傅，再把这一群孩子送回学校。
当刘源上三年级以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着能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都认为刘少奇的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停了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14路，然后再倒10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上学期间的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每月的全部生活、学杂费共计一百元。虽然不愁衣食，但确实不算很宽裕。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这种平均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男孩子穿鞋费，规定更新的时间尚未到，鞋子已惨不忍睹，但还得凑合着穿。在刘源记忆中，彼时能让他兴奋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
当时刘少奇夫妇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五百多元。但家里人多，各项开支多，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不能不说有点儿紧。
他们夫妇每月交党费二十五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一百元，全家人的伙食费一百五十元，给保育员的工资四十元，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等费用起先是四十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和住在中南海家中的王光美的母亲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关于房租和水电费，刘少奇特意要求工作人员要用多少就交多少钱。
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进行照顾，就让身边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核对水电费数字。
重新测算后，刘家每个月要付六十余元的房租和水电费，比原先多了二十元左右。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因为刘少奇和何葆珍的孩子不是已经工作，就是在苏联留学，所以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孩子里，王光美照拂得最尽心的，是刘少奇和王前生的女儿涛涛。
王光美亲生的四个孩子，刘源是唯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没有丝毫的特殊。他用的铁皮铅笔盒，也是姐姐传给他的，后来连盖都盖不上了，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继续使用。
1960年年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王后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们。刘少奇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闻听此讯，老外婆发愁了，她觉得孩子们的衣服，登大雅之堂稍显逊色。特别是亭亭，所有的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长辈们甚至想过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不过，最后还是将就了，巧手的阿姨给亭亭裤子的三角口子上缀了一朵小花，掩盖了破绽。
“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
堂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来的国家主席，家庭财政的拮据状况，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可刘少奇家庭财政的拮据，在中南海内不是秘密。特别是关于他家的开销吃紧，是进了毛泽东的语录的。
1960年春天的一天，一位警卫员领回刘少奇的工资后，就和大家议论起刘少奇的生活问题。“别看他是国家主席，生活也够紧张的……即便是精打细算，也难以分配。”
“连孩子们夏天喝点儿饮料也抠得很紧。”保育员最清楚这些。
“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稍一改善，就说超标准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郝苗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另一位同志有点儿不平地说：“应该给少奇同志夜餐费，我们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时出差从来未拿过出差补助，这也是不合理的嘛，按规定该有的也应该给人家嘛！”
最后大家在没有汇报的情况下，经与警卫局主管刘少奇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刘少奇夫妇二人三十元，合每人每天补助五角。补助就这样开始了。
1962年夏季的一天，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主席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毛主席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
后来，毛主席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关心又在一次小会上提到这件事。
刘少奇回到家里就问王光美：“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我不知道！”王光美惊讶地答道。“你去查一查看。”刘少奇又补充了一句。
王光美立即来到卫士组问大家。卫士们以为别人已经告诉她了，瞒也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个人夜餐费，这样就……”卫士还想讲些理由，但王光美已经清楚了。“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她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马上把有关人员叫去，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困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刘少奇有点儿气愤不平。
停了一会儿，他又追问：“这是谁的主意？”有人说这是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提高嗓门儿又说：“开会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不报告我？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我有自己的工资，不能再要国家补助。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你们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
王光美也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赔。以后凡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不要瞒着我们。你们是好心，却帮了个倒忙。”
有关人员算了一下，共补助了两年零十个月，每月三十元，共计一千零二十元。从当月开始每月扣三十元，还得扣两年十个月。这样一来，每月从补助三十元，到倒扣三十元，等于此后每个月的生活费一下子降低了六十元。
“你怎么能为个人的一点儿小事去打扰毛主席呢！”
刘涛上大学时，和当时多数领袖的孩子一样，被动员选择理工科，她进了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专业。但是刘涛对自控专业兴趣不大，她比较喜欢文学和历史，加之身体不太好，一度学习成绩不甚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刘涛提出要转学别的专业。但刘少奇不同意，他觉得不应稍遇挫折就退缩，当初对刘允若就是这样严格。然而在一次和毛泽东相遇时，刘涛将自己的这些情况和想法，毫无顾忌讲了出来。
一向比较关爱孩子的毛泽东，听了刘涛的诉说后，就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涛涛来找了我，谈起了学习情况，以及转学其他专业的想法，她说你们对此反对。我个人以为，让孩子学习她感兴趣的东西或许好些。
刘少奇看了毛泽东的信，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毛泽东会这么认真地过问自己女儿读书的事。他把女儿叫到身边，进行了耐心的教育，讲明年轻人要经得起挫折的磨炼；同时严肃地指出：“毛主席是党的领袖，有很多大事要考虑操心，你怎么能为个人的一点儿小事去打扰毛主席呢！”
后来，王光美又专门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对刘涛转学的事作了解释，说明转学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主要是从严格要求考虑，不能凭一时兴趣就转学，要作认真负责的选择。毛泽东看信后，再见到王光美时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
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家的孩子，在毛泽东面前显得无拘无束，能毫无忌讳地谈一些内心的真实想法。
刘源说：“每当毛泽东见到我们几个孩子在一起，他就打着手势逗我们：把手掌摆平了移动，说这是平平；一只手食指抵着另一只伸平的手掌，即暂停的手势，说这是亭亭；用拇指和食指握成一个圈儿，说这是源源。”
有一次，王光美带着孩子去跳舞，毛泽东也到了舞场。刚刚两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跑到毛泽东跟前，一动不动地直盯着他看。平平、源源、亭亭都说：“你怎么不叫伯伯啊？快叫伯伯。”毛泽东却说：“别打搅她，她在观察世界呢。”
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在生活上，刘少奇给孩子们降低了水准。但在其他方面，刘少奇不仅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九岁学会游泳，十一岁学会骑自行车，十三岁能够自理，十五岁独自出门。
并不是定完就完了，定完是要严格落实的。对父亲的严格要求，孩子们感受良多。
1956年以前，在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别的房间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物以稀为贵，刘少奇的几个孩子，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就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三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结果秘书留下了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有一天，刘少奇到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回答说是一位秘书拿来的。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了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刘少奇对孩子们的学业、政治进步、人格成长都给予关注和支持。
也许是受毛泽东的影响，中南海里的许多首长和干部都对练书法雅兴匪浅，稍有闲暇，就在废旧报纸上练开了。刘源不知从何时起，对中国的水墨画产生了兴趣，家长练大字时，他也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画。
刘源的这个兴趣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后来，刘源投在黄胄门下学习中国画。
为刘源和丁丁改名
逢节庆之日，刘源就自己动手绘制贺年卡，寄赠亲朋好友。中共中央在庐山第二次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刘源也跟着父亲上了山。在山上，他画了幅画送给毛泽东，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元元。毛泽东看了署名，半诙谐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解释：“不是那个圆滑的圆，是源泉的源。”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源泉的源么，还可以！”
在庐山和毛泽东的对话，使刘源开始琢磨起自己的名字，渐渐感到不太满意了。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父亲被说动了，真的思考了一番，给他更名“鉴真”。父亲把这个新名字告诉刘源时，还和他交谈了许久，给他解析“鉴真”二字的含义。
刘少奇说：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是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要勇于坚持真理。
然而没过太久，在首都的文化、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这次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她不赞同这样改。于是改名之事就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刘源的心里。
通过起名字对孩子进行教育，在刘家还发生过一次。
有一段时间，刘少奇发现丁丁做事松懈而漫不经心，学习不刻苦也不认真。他把丁丁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指出他的弱点和缺点后，告诉丁丁，自己为他想了个学名“允真”。他对丁丁说：“爸爸希望你以后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努力认真。”
丁丁在起用学名刘允真后，常常想着父亲的殷切希望，做什么事都比以前认真和投入了。从给丁丁起名“允真”，源源起名“鉴真”看，刘少奇对“真”字还真有点儿偏爱。
“请你们说实话，他们好就是好，差就是差……”
在刘源等几个孩子的记忆里，爸爸妈妈不单单自己对子女要求严格，还说服其他和子女相关的人，不可对他们搞特殊和过于宽宥。
1959年5月10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家里，接待了平平和源源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陶淑范、褚连山等老师。
在认真询问了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刘少奇说：“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们的学生，有句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希望能严格要求他们，你们不严，我就不高兴。
“你们召集的家长会议，虽说都是光美去参加的，但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少奇态度诚恳，“就是希望你们把我的孩子当做你们自己的孩子去严格要求和管教。不要因为是我的孩子，就迁就他们，照顾他们，那样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教育孩子有个配合问题，家庭、学校和社会要共同承担起教育的责任，要互相紧密配合起来，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努力，也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我们配合不好，一方严格，一方溺爱，孩子们的教育就会出问题。”
刘少奇望了望老师们，突然发问：“平平和源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老师只顾着听“首长指示”了，脑子还没转过来呢，都愣在那里。
“请你们说实话，他们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或者哪方面好，哪方面差。我虽然是他们的家长，可是没你们接触得多，了解得多。”为了打消老师们的顾虑，刘少奇又补充了几句。
“平平和源源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努力，他们生活很俭朴，对老师也很尊重，也能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我们知道你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他们有缺点错误时，我们也敢批评，没有顾虑，从不护短。”一位老师回想了一下说。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做父母的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溺爱和娇惯，实际上是害他们，是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们能严格管理平平和源源，我们非常感谢。”王光美肯定了老师们的这种态度。
另一位老师说：“你家的这两个孩子的勤俭和朴实，在全校是出了名的。”
“勤俭是一种美德。”刘少奇接过这位老师的话头，“不要说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就是将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也还要提倡勤俭节约。学校和家庭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集体主义思想。”
在西楼最后的那段日子
在刘少奇一家搬离西楼甲楼前的最后那段日子里，特别让刘源难忘，也让中南海内当时读中学的男孩子兴奋，并在以后几十年间常常骄傲地加以回顾的事情，就是在中南海里穿着军装，挎着五六式冲锋枪，像中南海里的警卫一样，在哨位上站岗。
刘少奇对子女的政治成长很关注，刘允若刚从苏联留学归来，刘少奇就对他说：“你应该尽量争取到农村、工厂、部队都锻炼一下，这对了解中国，接触广大群众，使自己成熟起来有好处。”
这番话虽是跟刘允若一个人谈的，但要求则是对家中全体孩子的。刘源偏巧听到了父亲和异母哥哥的谈话，觉得很对自己心思。他进出中南海从岗哨身前走过，对军人的戎装和威武心仪已久，便向父亲提出在假期到部队锻炼的要求。刘少奇随即表示支持。
刘源把这事告诉了常常在一起玩的朋友，有董必武的孩子董良翮，陈毅的孩子陈小鲁，李富春的外孙李勇，李先念的孩子李平平……男孩子谁没萌生过当兵的渴望，他们都向各自的父母请求，几乎都从长辈那里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刘源当兵次数最多，三年里一次假期也没落下。至今依然让他自豪不已的是，经过多次严格训练和考核，他的军事技能颇有长进，还荣获了“特等射手”的称号。1966年国庆节阅兵时，他甚至成为国旗护卫队中的一员，迈着标准的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然而，也就是在刘源几次当兵锻炼期间，他的家从西楼甲楼，搬到了原来林伯渠家居住的福禄居院落。“文革”开始后，随着家长的蒙难，孩子们则全部迁出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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