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略知徐悲鸿先生历史的便知道有一位孙多慈女士。孙多慈是我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女油画家，她和徐悲鸿师生恋的故事，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艺坛尽人皆知。 但是，几十年来，这一段风流轶事，常常会被有意无意地描绘成不同的版本，特别对孙多慈这个女性，更是众说纷纭。本文作者之一吴新华与孙家是世交，多年生活在一起，又是她的学生；郑朝是孙在国立艺专时的学生，又是一名近代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者。吴和郑又是战友，有着近六十年友情。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论孙多慈这个人物。二人均已年届八旬，深感应该在其直接观察的基础上，真实地写一下这个人物。
为了叙述方便，文章采用吴新华第一人称的口气来讲述。
我称孙多慈为“姑姑”，但无血缘关系。昔年安徽寿州有三位同窗少女，情投意合，义结金兰，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大姐叫叶庭筠，称韵竹，二姐李家应，称韵丹，小妹孙多慈，称韵兰（后外人均称韵君）。叶庭筠便是我的母亲。孙多慈的感情生活，我母亲是知道最多的。自我懂事以后，直到1949年孙多慈随丈夫许绍棣去台湾，我们三家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画才初露尖尖角
孙姑姑1912年出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孙传瑗先生，字养癯，饱读诗书,又曾赴日本留学。归国后一度风光，做了安徽省政府的委员，还做过孙传芳的幕僚。自孙大帅倒台后，受到牵连，获罪入狱。此后，失意闲住，以诗赋消磨时光。母亲汤毅英，出身名门，能文善画，曾任安徽第三师范学校校长。三位结义姐妹都是她的学生，她后来参透世事，吃素念佛，远离红尘，不问俗事。
孙姑姑，自幼十分聪慧、文静，受父母宠爱，但家庭对她的教育十分严格，父母亲授诗书经籍。孙姑姑最爱诗词，《红楼梦》中的诗词皆能背诵。养癯先生期盼爱女日后成为一位博学的才女。但孙姑姑自幼也爱上绘画，起初喜欢描摹线装书的绣像，渐渐不满起来，更喜对景写生。养癯先生也曾不无得意地说：“这丫头在这方面还有点儿天分！”
孙姑姑很快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1929年，奉父命去南京投考中央大学中文系，不幸落第。她便有意攻读自己酷爱的美术专业，要求先在中央大学美术系旁听进修，待来年再正式投考。在这样的情况下，养癯先生无奈，只好答允女儿的选择。
初遇悲鸿互生慕
1930年，孙多慈进入中大美术系旁听。当时，徐悲鸿先生是中大美术系的教授、主任。徐悲鸿一向爱护青年，重视人才。孙多慈天生丽质、端庄淑雅，她的聪慧和绘画天赋，很快引起徐先生的注意。加上这段时间，她父亲因受孙传芳的牵连，正在南京坐牢，家境窘迫，孙多慈不免常顾影自怜，更使徐先生对其产生爱怜之情。孙多慈进入中大后得蒙徐悲鸿的亲授，还将自己的素描让孙多慈带回临摹，另外还特地给她开“小灶”，殷勤指导、启发、诱导，使她的学业飞快进步。后来徐悲鸿还为这位女弟子画了一幅肖像，题曰：“慈生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爱惜与期待之情溢于言表。而孙多慈自遇徐师以后，也深怀感激、仰慕、庆幸之情。由此可见，徐、孙相遇之初，互相产生好感是自然之事，至于婚恋之意恐怕当初是没有的。一个单纯而又受礼教影响的少女，是不敢妄想的；一个有妇之夫的尊严师长，也是不敢妄想的。
1930年夏秋之交，孙多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大美术系，本想在艺术的殿堂中进一步施展其才华，不料中大校园和美术界忽然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沸沸扬扬，攻击所谓“徐、孙师生之恋”，骂徐悲鸿好色，有失师道尊严；说孙多慈轻浮虚荣，破坏老师家庭。
对这件事的小题大做，笔者认为原因是复杂的：
第一，其时国难日益深重，徐悲鸿对持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深感不满，公开批评，并参加田汉等人的南国社的进步活动。多次拒绝张道藩请他为蒋介石作像的要求。在广东、广西两省将领发动反蒋的“六一”运动后，又义无反顾地跑到桂林去。这些必遭国民党上层的忌恨。有人借机拿他的私事炒作就不足为奇了。第二，在艺术上徐悲鸿是坚定的写实派，尖锐地抨击过抽象派、野兽派等现代流派，与不同流派的同行颇多争吵，难免有人乘机攻讦。第三，最重要的是徐妻蒋碧薇醋意大发，直接干预。孙多慈以第一名考入中大美术系，国画为满分一百分。蒋获知此事，逼迫徐悲鸿出国。徐迫于内外压力，向中大递了辞呈离去（后因故未能成行）。1930年2月，徐在寂寞无奈中作《台城夜月》图，画中俩人同在一山冈上，徐席地而坐，孙侍立一旁，颈间纱巾随风飘动，天空一轮明月。徐的这副得意之作，可惜被蒋碧薇攫回毁灭。
徐、蒋当初私奔巴黎，原是艺坛一段佳话，不过后来环境变迁，志趣各异，逐渐在感情上出现裂痕。加上蒋背后有个倾心于她、身居高位的张道藩，这对徐悲鸿感情的打击是致命的，伤及肺腑。徐悲鸿心中的痛苦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日后母亲经常长叹一声，评价徐、孙之恋：“唉，你孙姑姑和徐先生的事，三分是师生情，七分是他们逼出来的！”此言不谬！社会和蒋碧薇意在逼迫徐、孙拉开距离，而事与愿违，世事却把孙多慈一步一步地推向徐悲鸿。
红豆戒指“慈悲缘”
确实，徐悲鸿已渐渐爱上孙多慈了！
当徐的好友舒新城来访，见到《台城夜月》后，联系外界所闻，询问徐的真情。徐坦言自己已爱上这位女学生。不久，徐在致舒的一封函中详述了恋孙之苦，并附诗：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胜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虽然徐悲鸿很少来校，但多慈姑姑仍不断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同学的无端攻击和骚扰，在教室的黑板上时有侮辱徐、孙的字句。为了避嫌，孙多慈也很久没有到徐悲鸿的画室中去了，但是孙多慈对恩师的爱意却也从灵魂的深处爆发出来了！
一天，孙多慈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与力量，竟然不顾一切，昂首走进了阔别已久的徐悲鸿的画室。她看到站在画桌前的徐先生，脸色苍白，双眉紧锁，在宣纸上专心作画：几根老枝，几片枯叶在风中挣扎，几只麻雀逆风飞行……徐先生猛然发现了面前的孙多慈，不由得一阵心痛，微动着嘴唇说：“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此时，孙多慈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猛地扑在徐先生的怀里，号啕大哭，眼泪肆无忌惮地汹涌而出，把徐先生灰布长衫的前襟湿了一大片。徐先生也百感交集，却凝然无语，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长发。
这一天，可能是他们从师生情发展到师生恋的明白宣告！
1934年，孙多慈在中大美术系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原先徐悲鸿已与有关方面疏通好，利用比利时政府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资金，让她去法国深造，不料此事也被蒋碧薇搅黄了。出于无奈，孙多慈只好回到安徽，在省立安庆中学任教，内心非常痛苦。立志一生从事美术教育，课余致力作画。这年冬天，徐悲鸿作《燕燕于飞》赠孙。画面为一古装女子，愁容满面，仰望高飞的燕子，上题：“乙亥冬，写燕燕于飞，以遣胸怀。”传递了对孙的思慕之情。
1934年4月，孙多慈致信徐悲鸿，流露了对恩师的感激和爱慕之情，也倾诉了胸中的苦闷，表示要十年不通信，专心求艺，以期实现恩师的厚望。徐深为感动，回信勉励她继续努力作画，并将私蓄五千元钱托舒新城以间接的名义向孙购画，盖因他知道孙家经济拮据。
一个月后，徐突然来安庆，由孙多慈和李家应陪同，盘桓二日。这是徐临去桂林前来向孙告别。徐悲鸿远走之后，孙多慈给他寄去一粒她在天目山野外写生时采来的红豆。虽然孙未着一字，但王维《红豆》诗的寓意是尽人皆知的。
徐悲鸿接到红豆，恋情难抑，作红豆诗三首寄孙。
其一为：灿烂朝霞血染红，付与灵犀一点通。千言万语从何说，关山间隔此心同。
其二为：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其三为：急风狂雨避不恭，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心中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徐悲鸿还打了一枚戒指戴在手上。把红豆嵌在上面。背后镌刻“慈悲”二字。
徐、孙之恋，红豆作证，昭昭于天下矣！这时的徐、孙是很痛苦的，也是很幸福的！
乱世悲情多磨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母亲叶庭筠和孙多慈两家结伴而行，开始向内地流浪。流浪到长沙，形势稍稳定。我家和孙家住在桂花井街的一个大宅院内。
一天，母亲和孙多慈姑姑要一道出门去，孙姑姑穿了一件未见穿过的灰色法兰绒大衣；母亲也穿上从上海买来的从未穿过的狐皮领大衣。她们这种特别隆重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知道她们去会见徐悲鸿先生。
徐先生是去桂林的途中在长沙作短暂的转车停留。她们赶到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客栈去会见徐先生。徐、孙两位恋人在战乱中偶然相见，自然十分快乐。徐先生见到初次见面却久已心怀感激的母亲；母亲见到她小妹心仪已久的知心人，也感到十分亲切。徐先生邀请她们到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吃饭的时候，徐先生忽然问道：二位女士，你们可知道长沙人的筷子为啥做得这般长？她们端详着长筷子答不出来，正在这一瞬间，徐先生用那筷子夹了一块炒腰花，隔着桌子，径直塞到坐在对面的孙姑姑嘴里，笑着说：“长筷子的妙用在此也！”把两位女士都逗笑了。
饭后回到小客栈，孙姑姑代母亲向徐先生求画，徐沉吟片刻后从皮箱里取出一幅《立马》相赠。原题有字样：“秋风万里频回首，认识当年旧战场。悲鸿写于桂林，廿六年八月与倭寇鏖战之际。”当即挥毫补题：“庭筠女士文豪惠存。廿七年四月七日台儿庄大捷歼敌两万人，志之于此，永为纪念。”
母亲珍藏此画数十年，是她辞世后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物。
这次长沙相晤，孙姑姑邀大姐即母亲同去，是为了商量她和徐的婚姻大计。徐、孙从师生情发展到师生恋，经历了风风雨雨，重重折磨，他们内心都十分矛盾、痛苦，都想在这次见面时，把问题摊开、说透，并让母亲当“参谋”。
他们谈到什么程度，母亲当然不会同孩子细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孙姑姑对徐先生的感情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特别是母亲与徐悲鸿接触后，对徐本人和他与孙姑姑之间的深爱，有了进一步理解，成了他们婚事的积极支持者。他们下决心了。只是因为徐先生急着要赶回桂林，他们的婚事要等孙到桂林才能作安排。
以后在长沙的几个月中，孙姑姑似乎已经摆脱那种忧伤压抑的心境，开朗愉悦起来。那时，我们两家常一起到附近的长沙名胜天心阁去玩。孙姑姑穿一条黑色长裤，白衬衣，领口是一个黑蝴蝶结，微风徐徐拂动她的柔发和胸前的飘带，衬托着她端庄、娴静的神态，真是美丽。
到了暑假，局势又紧张起来，我们一家逃到湘江对岸的农村去躲避轰炸。孙姑姑忽然来信，要母亲陪她们孙家一同去桂林。母亲狠心地把我们几个孩子托给并不很熟的房东，匆匆过江而去。
在桂林，徐悲鸿与孙多慈多次见面，他们在一起度过许多快乐的日子，他们一同观览了桂林和阳朔的山水，一起作画。母亲是见证人。我家现在还存有徐悲鸿的一幅《鹩哥》图。徐在上面题词：“丁丑大暑，为慈作画”，落款是“阳朔天民”。画上的两只鹩哥，神态极为生动，像是它们互相在倾诉绵绵不尽的情话。这正是他俩在桂林这一短暂而快乐相处的写照。
孙多慈有什么情况，总是和母亲商量的。但最终她和徐悲鸿的感情却没有结果。母亲没有和我说过详因，但我推想，也许是因为：
第一是蒋碧薇不甘心。徐悲鸿和蒋碧薇当年私奔，共同生活二十多年，生儿育女，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婚姻。现在要脱离这种同居关系，徐悲鸿曾请教过章伯钧等法律专家，以为从法律上看似乎简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他俩早已破裂，而蒋出于报复心理，大造舆论，造成对徐悲鸿不利的社会和家庭压力。蒋声称，决不让他如愿以偿，在经济等方面也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更索要徐的一百幅佳作和珍藏品。徐悲鸿忍痛满足了这些要求，但并未取得蒋碧薇的谅解和允诺。
第二是孙姑姑的父亲孙养癯的坚决反对。孙父是一位道学家，也是一位看重仕宦的人。他有一子一女，儿子不成器，就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全寄托在女儿身上。他心中的乘龙快婿应该是一位高官，他看不起画家，更反对与有妇之夫的老师发生婚姻关系。虽然徐悲鸿的画名很高，为人敬重。但他对徐仍是不屑。蒋碧薇的回忆录中提到，在这期间，“徐先生曾托人到孙家门上求婚，被孙老先生大骂一顿，悻悻地出国去了”。
师生苦恋终飘零
杭州沦陷后，浙南的丽水成为浙江的政治、文化中心。
母亲和李家应姑姑经过约一个月的颠沛之苦，来到丽水碧湖镇。李家应时任浙江第一保育院院长，母亲应聘在保育院工作。稍后到达的孙多慈在碧湖的浙江省联合中学任教。
孙姑姑除任教外，也有画不完的题材，有时还邀请潘天寿、郑仁山等画家一起到李家应院长的会客室里作画，她泼墨挥毫，高谈阔论，显得格外高兴。
然而孙姑姑尽管脸上有了一抹明媚的阳光，但心底的乌云却是挥之不去的。
徐、孙的婚事虽遭挫折，但是两人的感情依然浓烈。徐在海外，虽云天万里，战火纷飞，鱼雁阻滞，但是他们还是通了不少信，其中许多中途失落，收到的是少数。
1939年9月，徐往印度讲学，10月携作品到香港展览，收到孙多慈一信。
徐回信劝她不要消沉。随后孙又发一电报，要徐到浙江去。可是徐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岂能更动。
徐于12月抵印度，邮路阻隔。两人音信从此中断。他们的婚事更是渺茫。
但是此时的孙多慈已快三十岁了，这位美丽且多才多艺的女教师，在浙南山区当然是令人十分注目的，也不乏崇拜和追求者，其中包括一些达官显要。
一天夜晚，三姐妹正在房中谈心，忽然闯进来四个提着红灯笼的卫兵，递上名片，说“××将军敬请小姐面谈”。
来者不善！
母亲说：“今夜已晚，可否明天上午让孙小姐去拜访将军？”不许。母亲要求陪同前往，又不许。无奈，孙姑姑进里屋换衣服。母亲嘱咐她：“看来今天不去是不行的，去就去，不要怕！他是中央要员，估计还不至于胡来。他如果有什么无理要求，你厉害些，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深夜，孙姑姑才由四个卫兵护送回来。她面色苍白，等卫兵一走，就忍不住抽泣起来。
原来这位将军到碧湖来，并无军情要事，是专程来向孙求婚的。她当然严词拒绝了。
奇怪的是，这位将军对她的事了如指掌，什么“徐先生在海外音信渺无，生死未卜”；什么“你家现下经济拮据，老太爷的脾气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什么“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怎能发挥你的艺术才能”，等等。这些话虽然没有说服她去当这位将军的抗战夫人，但使她的精神防线发生动摇。
除了徐悲鸿的杳无音信，家庭经济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父亲孙老先生长期赋闲，老太爷的架子又放不下。母亲除料理一些家务外，主要是念经拜佛。一个哥哥长得相貌堂堂却终日无所事事。吃的用的，全部负担都压在她纤弱的肩上。战时物价飞涨，教师工资微薄，真使她心劳力绌，烦恼异常。是啊！是应该找个合适的人嫁了！
许绍棣就这样凸现在她面前了。
许绍棣，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权重势大。他外貌儒雅，热心抗战事业，为办战时流亡学校作出过一定成绩，生活也尚简朴，政界的名声尚佳。他于抗战前夕，中年丧偶，有两个女儿，名绛烟和黛烟。他体弱多病，早想续弦，已追求孙多慈多时。但文化界也都记住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人”“提出呈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禁止鲁迅著作在浙江出售，此人便是早年的许绍棣。故其在进步文坛中声名狼藉。加上他与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绯闻流传颇广。因此，开始时叶、李两位义姐是持反对意见的。
但是看重仕途的孙老先生是竭力主张接纳这位快婿的。孙姑姑虽然心中还眷恋着漂泊在海外的徐悲鸿，但迫于现实和家庭的压力，矛盾了很久，终于允诺了这门亲事。
1940年年底，许厅长和孙姑姑的婚礼在丽水城里隆重举行。母亲被委托代表娘家处理一些事务。
不久，日寇大举南侵，许家迁至山区景宁，恰好我从保育院毕业后，考入联初就读，联初也搬到景宁上课，而孙姑姑也在联初任课。我不仅每周与她在课堂上见，星期天也常去她家玩。这时我观察到，孙姑姑的体态较前稍显丰满，神情端庄而显得寡语；表面满足的背后，蕴藏着一种认命的哀怨。
1945年抗战胜利，叶、李、孙三家同时回到杭州。孙家住在西湖博物馆内的一座红砖小楼内，枕孤山而面西湖，环境绝佳。此时，许绍棣任《东南日报》社长，孙多慈到国立艺专任教。孙姑姑又拿起了画笔。每次去看她，她总要拿新作给我们看，眼中放出愉悦的光彩。
终老台湾空抱恨
可是不久，内战又起，解放军节节胜利。到了1948年，我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心中充满激情与憧憬。当时地下党通过外围组织，动员进步同学给某些要离开大陆的人写信。我不知天高地厚，给孙姑姑写了一封信，劝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留下来迎接解放。孙姑姑没有回信，母亲知道后来信埋怨我不懂事，许绍棣是什么人？你写这信对自己有危险，也使孙姑姑为难！
1949年春，眼看解放军就要渡江，国民党上层人物纷纷逃亡，上海一片混乱。一天，许绍棣的女儿绛烟（她当时也在复旦大学预习）对我说：“我妈现在上海，很想见见你！”我在北四川路一家旅馆见到了她。
孙姑姑有些发福了，气色还好，但神情忧郁。她问：“你们有什么打算？还有美芳？”美芳是我的妹妹，她的干女儿。她在试探美芳愿不愿意跟她走。
我满怀惜别之情，却又坚定地说：“我已把美芳带到上海来了，在宋美龄办的育才学校学习，一切都好！其实，你们逃到台湾又能苟安几日呢？我们要在这里迎接解放，台湾不久也会解放的！”
孙姑姑深深地叹了口气，凄凉地说：“是啊！我们很可能会成为‘白华’。”
这一匆匆的话别，竟与孙姑姑成永别！
不久，杭州、上海相继解放。
母亲常回忆她们多彩的青少年时代，无限伤感：李家应在1960年代不幸自杀身亡；小妹远去台湾，消息杳然。她还觉得有一件事愧对小妹。原来，孙多慈与许绍棣结婚之前，把一包多年与徐悲鸿先生的通信书札，可能还有些诗稿、日记，统统交给母亲保管。母亲信守诺言，不给任何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看。在抗战后期，日寇频繁扫荡，跋山涉水逃难之际，东西甩光了，但这包东西始终保存着。后来到了“文革”，我们兄弟均是解放军军官，她怕连累我们，这包东西成了烫手的山芋。室外抄家、游斗的噪声不绝于耳，我们兄妹三人均不在她身边。百般无奈，她只好将其付之一炬！这包东西守护着多少徐、孙的秘密？这真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损失啊！这也是我母亲临终前的一大遗憾！
孙多慈于1966年患乳腺癌，1975年1月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三岁。
孙先生的学生、我的学长朱杞华先生在台湾发表《忆孙多慈师》中说：
卅八年（1949年）孙师随许氏来台定居后，不久即在师大任教，并有个人专用画室。40年代多次出国研究或展览，可能由于过去感情创伤过深，仍难以发挥自己应有的空间。五十岁以后，作品问世，更趋于停步不前，不料胸部癌细胞已在滋长……
朱先生最后发出这样一番感慨：倘若当年徐、孙能结为夫妇，则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他俩皆能登上艺术名人之林，他俩更不可能都在五十多岁，即遭天忌而遭绝症。看过画展及许多书籍，令我为孙师叹息不已……
徐悲鸿去世后，孙多慈曾为他守孝一年。这也是台湾艺坛盛传之事。可见孙不曾一日能忘怀于徐也。■
（责任编辑/刘晨芳
电子邮箱：jinlingzi126@126.com）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