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在邓大姐(邓颖超)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党校开办了党校有史以来第一期台籍干部培训班。当时台湾班学员共25名，来自全国15个省市，学员中何标担任支部书记，董克担任副书记，我担任学习委员。与此同时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简称全国台联)筹备小组也宣告成立，台湾班中的董克和我成为筹备小组成员。董克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的老同志，当时任天津市侨办主任。还有两位筹备小组成员已调至北京，郑坚从福建调来，他是个“笔杆子”，林钗从黑龙江调来，她原是会计师。林丽韫作为筹备小组组长负总责最为繁忙，角色也最为关键。
也正是从中央党校台湾班开始，我作为大陆一代台胞，见证了全国台联从筹备到创立，以及此后每一阶段的发展。今年是全国台联成立30周年，《台声》杂志嘱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由此，思绪不免追溯这30年来的段段往事，写下此文以示纪念。
“38号文件”给大陆台胞带来希望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自此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成为中央对台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之后，邓颖超几次强调成立全国台联是为了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廖公也强调全国台联成立后的首要任务要落实大陆台胞政策。由此拉开了贯彻落实中央“38号文件”的序幕。
当时，在十年浩劫的影响下，有些大陆台胞长期得不到重用，有些因蒙受冤假错案而判刑入狱，有些则下放边远地区劳动改造。有些台胞子女也因政治审查不能过关，而影响升学、就业和入团、入党等问题。
1981年，中共中央台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即“38号文件”初稿，拿到中央党校台湾班学员中征求意见，大家发言踊跃，对文件中党中央明示“对台湾同胞的政策是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既激动又满怀希望，因为这份文件对广大大陆台胞而言。象征着关怀与信任，也预示着历经十年浩劫的大陆台胞乡亲未来生活的新曙光。“38号文件”下发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来到中央党校台湾班学员中座谈听取意见。台湾班学员对落实台湾同胞政策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当时我在发言中说，居住在大陆台胞有3万多人，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福建，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岛内80％的台湾同胞祖籍地就在福建，建议从居住在福建的台胞乡亲中挑选一名担任福建省副省长。当时我的建议引来大家的笑声，散会后来自厦门的台胞乡亲朱天顺还笑我提的这个建议不易落实，我回道，福建省的台胞大有人才，我的建议是认真的。此后的实践证明了我所提建议的可行性，项南同志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后，提拔了张克辉任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我的党校同学林江(翁泽生之子)任福建省对台办主任。此后，二代台胞汪毅夫担任了两届福建省副省长，现担任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亦曾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曾任海南省台联会会长的王琼英也担任过海南省副省长。至于担任省、市一级政协副主席的台胞乡亲就更多了。
随着中共中央“38号文件”下发后，各省市都非常重视台胞政策的落实工作。同年12月全国台联成立，在中央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下，全国台联用了3年时间；先后在25个省市与当地统战部或对台工作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调查组、检查组，进行逐户走访。平反台胞中的冤假错案1028起，纠正错判刑事案件432起，将错误下放农村的407户收回城镇，妥善安置了台籍待业青年3078人，使大陆台籍同胞的政治待遇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因居住在大陆台籍青年很多受父辈牵连文化水平偏低，全国台联在落实台胞政策过程中对二代台胞进行了“抢救性”培养，这项工作颇具前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也日益显现。1983年8月中旬，经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和中央统战部批准，教育部和国家民委以及3所院校同意，委托北师大开设台籍青年哲学专修科，暨南大学开设台籍青年大学预科班，中南民族大学开设高山族青年预科班和干训班。恢复高考后对台籍考生加10至20的优录分。通过这些措施和渠道培养的台籍青年如今已成长为全国台联、台盟中央及各省市台联、台盟的骨干力量，其中还有不少二代台胞乡亲出国深造，成为学有所长的人才。
世界虽大却也小事巧遇
上世纪80年代，侨居美国的台胞彭张志联来汉参访，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设宴款待她，我应邀出席，席间询问彭张志联在台湾时住何地?她说新竹市，她的话让我吃惊，因我是新竹市人。我追问住新竹何处?她说她的先生彭德当时任国民党新竹市支部主任委员，这番话更是让我惊讶。因为“二・二八”起义时我作为新竹市的5人代表组成员到台北市中山堂参加由王添灯主持的全省“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会议，5人代表中就有彭德，当时他西装革履，仪表堂堂，因他是国民党新竹市党部主委，我对他存有戒心。我对彭张志联说：“我认识你先生，他长得很帅。”她回说：“他不帅我怎么会嫁给他呢!可惜他已过世，不然的话你还可见到他。”从此，我便开始每年与彭张志联互通贺卡联系。
1993年，我的姐姐因脑溢血重病在身，台湾当局出于人道主义允许我返台探望。当时我住在新竹的外甥家，负责新竹市市志的编辑得知我返台特意来采访我参加“二・二八”起义时的经过情况，听编辑讲他也曾亲赴美国旧金山采访彭德先生，得知彭德本人为共产党员时大吃一惊，听完他的叙述我感叹世界虽大有时却也会小事巧遇。去年根据林丽韫的口述历史由张莉执笔的《清水之光》出版，我在书中看到当年彭德先生访问大陆时与周总理、邓大姐和罗青长的合影时不胜唏嘘。
1986年，在湖北省宴请海外专家学者的宴会上，我与新竹中学校友段世尧(作家陈若曦的丈夫)、张世嘉等人同桌，席间谈及“二・二八”起义，我谈了起义前后我与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相互搭救的生死交情，他们鼓励我应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可以澄清有人把“二・二八”起义归因省籍矛盾的谬论。此后我撰写了《怀念竹中辛志平校长》一文，先刊载于《台湾与世界》杂志，后流入台湾，为台湾的“二・二八”纪念文集所采用，辛志平校长奖学金基金会编辑的《辛志平校长纪念文集》也收录了此文。
1988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首次访问大陆，住在北京饭店。当时我在北京参加全国台联理事会，林丽韫会长倡议几位台胞乡亲前去拜访，因我得知李远哲是我在新竹中学的学弟便一同前往。见面时，李远哲说对曾重郎这个名字很熟悉，尊称我学长。1993年我返台时，赶上新竹中学校庆，校长邀请我返校参观校史展览，当时校史馆正中间摆放着李远哲荣获诺贝奖的证书及介绍，左边则是我当年参加“二・二八”起义时的情况介绍。站在校史馆内，我 感叹新竹中学是我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
说到新竹中学的校友，还有一位不能不提，他就是我很敬重的学弟戴国�教授。上世纪80年代，戴国�应国家民族宗教委邀请来大陆参访，向负责同志提出希望在武汉参访时可以拜访我这位新竹中学的学长。后来我们见面时，他介绍说就读新竹中学时比我低三届，算是我的学弟，因我当年是新竹中学的学生领袖，对我参与“二・二八”起义时的经历都很了解。我们谈话的主题自然是竹中的校友情，因为他是学弟，当时我在学校时并不认识他，后来听他说新竹中学毕业后，他先读台中农业专科学校，后赴日本东京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学习，毕业后在日本从事教学和社会工作。后又应李登辉的邀请担任“国统会”咨询委员，此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戴国�发表言论、撰写文章批判李登辉的言行，主张国家统一。今年是戴国�逝世10周年，想起当年的交往点滴，也让我对这位低我三届的校友怀念至深。
在“走出去”中联结同乡情谊
1983年2月，全国台联确定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思路，广泛联谊海外台胞乡亲，将祖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及中央对台政策与广大台胞乡亲交流沟通，同时也借助这一思路，了解广大台胞乡亲的心声。
1984年7月，应台湾省民会和日本各地华侨总会邀请，全国台联访日代表团一行12人赴日访问，我作为访问团一员也随行前往。这次出访是全国台联成立后首次组团出访，其中不少团员在日本见到了离别几十年的亲人。大连的黄启章、云南的林文启，他们在台湾的亲戚赶到日本来与他们相聚，数十年的别离，相聚时拥抱、热泪盈眶。说不完的离别情。因我二哥曾淇竹时任台北市医师公会会长，台当局不准他出境，我只得在京都与侨居日本的三哥曾干雄会面。见面时我们俩人紧紧拥抱眼泪夺眶而出，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那次出访代表团先后赴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和神户，与当地的台胞乡亲们促膝交谈，谈家乡，谈友情，谈生活，谈成就，谈旅日台胞和华侨的爱国运动，谈祖国大陆现代化建设和台湾的未来。交谈中，不少台胞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987年夏天，应纽约亚美文化协会的邀请，全国台联、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组团在纽约参加文学和环保问题的研讨会，我被任命为团长。那次赴美，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台师大附中同学钟干，知道我与散文家、翻译家钱歌川教授相熟，特意开车接我到他家中。钱歌川及其女儿钱曼娜、女婿肖埔胜(两人均是我在台师大附中的校友)，还有作家台静农的女儿台纯懿都聚集在钟干家等待我的到来，热情的寒暄，挤在沙发上合照，说不完的同学情谊，高三黄金年代的往事仿佛历历在目。那次访问团结束纽约之行后，又应邀赴芝加哥参加民主问题研讨会，主持人之一是台湾政治评论员南方朔，岛内的党外人士许信良、苏庆黎也参加了研讨。负责会务的新竹中学后辈校友说，许信良是新竹中学毕业，你是他的学长，是不是见见他。因当时民进党主张“台独”、许信良又足民进党党员，碍于身份没能与这位低我几届的校友相见。此后许信良返台担任民进党主席，主张大陆政策要“大胆西进”，在当时的环境看来无疑是积极的。
1999年4月，全国台联应日本东京崇正公会邀情参加第33届会员大会，安排我任团长赴日参访。但当时中央规定年满70岁不再安排出国参访活动，而我当时已届满70岁，后来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同志特批，才促成我此次东瀛之行。当时崇正公会会长邱进福告诉我。会员中80％不会讲普通话，他得知我是新竹中学毕业，懂日语，希望我在致辞时用日语发言。说实话，致辞我事先有准备，但几十年不讲日语，能否讲好确实没把握。发言时我没带讲稿，只想把要讲的话讲清楚。当时我脱稿即兴致辞获得在座台胞乡亲们的掌声，来自岛内的嘉宾也纷纷前来与我敬酒。在日期间，代表团还先后拜访了东京崇正公会、全日本崇正总会、留日台湾省民会、东京华侨总会、横滨台湾同乡会、冲绳华侨总会、福冈华侨总会的朋友。赴日参访期间，新老朋友亲切的会见和热烈的交谈时至今日依旧令我印象深刻。
漫漫回乡路 拳拳故乡情
19岁时，我因参加“二・二八”起义，被迫离开台湾只身赴北京清华大学求学。记得离开台湾的前一个晚上，母亲一一边往我的箱子里放衣服，一边说，你这次离开再也见不到我了。我当时还安慰她，暑假时就会回来看阿姆(闽南话“母亲”)。第二天，父亲一定要送我到火车站，他中了风。勉强能走路，在火车启动时，父亲说了同样的话，你再也见不到我了。没想到，那一次的分别真的成了生离死别。
我二哥曾淇竹在世时，即向台湾当局申请让我返台探亲，当时我母亲健在。侄儿焕南将台湾当局的复函复印件寄给我：“你弟返台会对台湾构成危险，因此不准入境。”1986年，旅居日本的三哥来信说母亲病逝，我泣不成声。1952年父亲因脑溢血病逝，现在母亲又离我而去。我是家中老幺，备受母亲疼爱。从小就是母亲的尾巴，母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那里。因无法返台祭祀母亲，我只得在家中为母亲设灵堂，率全家三代人向母亲跪拜，眼泪往外流。痛在心里头。
1987年在大陆的努力推动下，台当局在台湾民众强烈要求发展两岸交流的压力下，不得不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长达30多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隔年，我大侄儿和大外甥相继来武汉看望我，他们是来打前站。1989年秋，姐姐和二哥来武汉看望我，姐姐胯骨骨折动过手术，在武昌老机场，我看她把雨伞当拐仗一拐一瘸地走过来，我们相拥而泣。当时二哥已患老年痴呆症初期，但对我这个小弟他不会忘，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成两个小拳头互相用泪眼凝视着对方，经过时光磨损的脸庞依旧熟悉。数十年的相思等来幸福的欢聚，我带着他们去游览北京、西安受到各地台联、台盟乡亲们的热情招待。二哥返台后老年痴呆症加重，于1991年病逝。我同辈亲人在台湾只剩姐姐一个人，1993年她突发脑溢血，出于人道主义台当局批准我返台探望。飞抵台北直驶外甥家的姐姐病榻，我把面颊紧挨着姐姐的面颊说我回来看你了，不禁泪流满面……这也是我第一次返台探亲。
去年4月，全国台联嘱我率“第二次老台胞返台谒祖文化参访团”返台扫墓谒祖，清明节当天，我在侄儿、侄媳、外甥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台北阳明山墓园祭扫双亲，途中忆起62年前我离开台北与父母分别时的情景，今日依旧清晰地在我脑中浮现，眼泪不禁自流。走到父母的坟前我拥抱着父母的合葬墓碑放声痛哭长跪不起，心里喊着，“阿爸、阿姆，阿郎来看你们了，儿没有尽到孝道”。侄儿、外甥把我扶起来后，在坟前摆上水果并插上备好的花束。我率妻女、侄儿、侄媳、侄女、外甥祭拜父母墓。
我在外甥陈国梁的陪同下还前往辛志平校长纪念馆。老校长的儿子辛三立 一家和他在新竹中学同班的堂侄曾焕东，以及湖南湘潭籍93岁高龄的数学老师彭商育夫妇等候在那里。彼此共同回忆起63年前的往事感慨良多。返乡期间，台湾的医学泰斗、91岁的杨思标博士自台北赶来看望我们这些久别故乡的老乡亲，谈话中得悉他是我的新竹同乡又是新竹中学的前辈，彼此颇感缘分，共同回忆起家乡新竹和竹中的许多往事。这次率团返台谒祖从台北至屏东，参访团成员都在各地会亲会友，每个人都有着讲述不完的精彩故事。
婉拒领导职务 让更适合的乡亲担当
1982年2月，我从中央党校台湾班毕业返回湖北后，即开始筹备创建湖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并任首届会长，其间还担任台盟湖北省支部主委，1983年3月，我当选湖北省政协五届秘书长，后又担任六届副主席。从1982年创建湖北省台联，我担任了6届会长，后又担任名誉会长。毕竟，作为一代台胞的代表，联谊、团结、服务台胞乡亲一直是我的责任与使命。尽管一直有台胞乡亲问我，为何当年我参与筹备全国台联的创建工作，此后却未曾留任全国台联参与领导工作。在我看来，让更适合的乡亲担任重任来联谊、团结、服务两岸及海外台胞乡亲一直是我的初衷。
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曾来党校动员我留任北京，我婉言谢绝，希望继续留在湖北工作。年底，我因严重的胃出血住进中央党校医院，林丽韫来看望我，表示年底前要正式成立全国台联，成立领导班子，要我留在北京。鉴于当时身体状况，我再次婉言谢绝了。全国台联成立后我没有担任领导职务，而作为一名全国台联理事参与台联工作。
1987年，台盟中央主席苏子蘅来湖北视察，向湖北省委提出拟调我去台盟中央担任副主席。次年，我赴京参加全国台联理事会，台籍前辈李纯青再次动员我到台盟中央任副主席，我返回武汉不久即接到李老来信，嘱我仔细考虑他的建议并给他回信。不久后，我又接到林丽韫会长的来信，她说我是全国台联的创会成员，全国台联成立时我不肯留任北京，现在仍欢迎我到全国台联任职。我自认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无法胜任领导的重托和台胞的期待，因此没有给李老和林丽韫回信。
1989年，全国台联面临换届选举，林丽韫会长再次找到我，希望我接任全国台联会长工作，我再次表示自己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希望组织上挑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领导全国台联的工作。1992年，我担任湖北省政协六届副主席即将届满，当时一种意见作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可以继续担任副主席，但按党内规定“不满62周岁的可以继续担任，63岁以上的就不能续任”，我坚决按照党内民主机制选择卸任。后经中央统战部提名，台盟中央同意，于届中增补为全国政协八届委员，并续任全国政协九届委员。
1997年，台盟中央和全国台联先后换届。张克辉会长转达组织意见，希望我在全国台联担任兼职副会长，协助台联工作。此后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南京、苏州、上海召开的全国理事会，我都虚心听取大家的发言，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协助全国台联联谊、团结、服务台胞乡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建议案，被评为全国政协八届优秀提案；关于加强环保工作的建议案，被评为全国政协九届优秀提案。其中一篇阐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发言稿，还被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由“两会翻译组”译成外文。
2003年底，中央组织部批准我离休，但迟至2004年4月湖北省委组织部才通知我去看批文。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省长罗清泉还在东湖宾馆设宴款待我，充分肯定我这一生所作的贡献。
我的一生，因是台湾省籍，有过坎坷和挫折，但落实政策后心情舒畅。当前，两岸关系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已经签署实施。今天，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回顾全国台联成立30年来的历程，更是令人振奋，而我也以全国台联的筹备成员、副会长，为自己有幸和全国台联走过的30年而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