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7年5月，本刊曾刊登亲历北京台湾会馆房产解决问题的老台胞陈炳基先生口述回忆文章。现将当年口述一文录于此，以纪念北京台湾会馆重张。并再次致谢曾为北京台湾会馆产业归属努力过的每一个人。
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高潮时期，那时大陆各地的台湾同乡会都已解散，但是还有一些遗留的房产问题尚待解决。]952年，我从上海调任北京，担任台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在此期间我亲历了北京台湾会馆房产问题的解决过程。
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前门大街大江胡同的台湾会馆是一座历史悠久，很有历史和纪念意义的建筑。50年代初，当时的会馆管理者为了响应公私合营的号召，主动把会馆上交给北京市民政局。但是作为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会馆，她在我们这些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广大台胞心中有着深刻的纪念意义。所以当时，我撰写报告呈报给时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的李恕同志。当时我在报告中写到，“台湾尚未统一，而台湾会馆是广大旅京台胞的共同财产，不应一般对待，为了有利于两岸统一大业，应该予以保留”。深明台湾会馆对广大旅京台湾同胞意义的李恕局长当即批示将台湾会馆产权发还，并由当时已经迁京办公的台盟中央代为管理。
当时，北京台湾会馆的房产问题比较复杂，所以一直以出租形式为主，租借给当时山西在京的煤矿业主，由台湾同乡财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管理，并把当时会馆的租金拿出一部分来照顾在京生活困难的台胞乡亲。此后，北京市民政局又在台湾会馆开办了残疾人福利工厂几经变化台湾会馆又租借给了北京特殊钢厂我们台湾同乡财产管理委员会，也开始了同北京特殊钢厂就租金问题进行了几次谈判，然后谈判过程中“文革”开始了。60年代末期。台湾会馆被进驻台盟的军管人员再次交还北京市民政局，所幸的是台湾会馆并没有受到多少破坏。
“文革”结束后，国家落实房产政策。为了落实台湾会馆的房产归属问题，我找到时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的郑炳然同志，说明台湾会馆对广大在京台胞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意义。其间也同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进行了多次交涉，根据中央对“文革”后房屋退还的政策据理力争。台湾会馆是旅京台湾同胞的共同财产，理应归还给在京的台湾同胞们，这也是我在解决台湾会馆房产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点。
80年代后期，因在台湾会馆内还有不少住户。我当时已调任北京市政协，对于台湾会馆始终放不下心，又找到时任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的叶纪东同志，由他联合台籍政协委员联名呼吁，得到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封明为同志的支持。在众多人的努力之下1994年，北京台湾会馆终于又回到了在京台胞的手中。
台湾会馆是在京台胞的共同财产，也留存着我们在京台胞的共同回忆。如今的台湾会馆已然没有了当年的风采，岁月让她布满风霜。我也希望台湾会馆早日能够修复、扩建，早日对外开放，让两岸同胞了解在北京还有一座台湾会馆，也印证着京台两地有着渊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