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公共领域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我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报刊公共领域，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本文以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周刊为例，讨论了当时报刊公共领域的建构。 【关键词】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 《生活》周刊 邹韬奋
当下，无论在政治学、历史学还是新闻传播等学科领域，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将自己的研究目光投向公共领域。
何谓公共领域？其实，它是个舶来品，最初由德裔犹太女学者汉娜・阿特伦提出，主要侧重于研究政治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而公共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数哈贝马斯，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公共领域的发展历程、要素、运行机制，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对公共领域的蚕食。简单地说，哈贝马斯眼中的公共领域就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介于国家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广大民众可以畅所欲言，自由讨论和发表观点意见的咖啡吧、酒吧、沙龙等公共场所。在这个领域内公民的言论自由而不受政府的干涉。
哈贝马斯的这一论断是建立在他对欧洲国家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这样的公共领域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其扎根的历史土壤是民主社会，是市民阶级对公共权力的批判。①这样看来，中国几千年来的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制度似乎不能孕育出公共领域。这也是伯克利加州大学亚洲研究者魏斐德教授的观点，他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争论――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虽然1900年以来中国出现了社会公共空间扩大的趋势，但是国家强制权力也在继续扩大，并没有出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共领域在中国历史上是存在的，然而其存在的形式并非哈贝马斯描述的“咖啡吧、酒吧、沙龙”，并非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而是和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社、学会、学校这样“三位一体”结构。②我国学者许纪霖教授所持的也是这一观点。他认为，清末的新型士大夫、文人论政是囊括最广大公众自为形成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变种。在这里，公共领域不是具体的某个物理空间的概念，而是通过报刊、学会、学校形成的一种舆论空间。许纪霖教授认为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报刊如康梁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时务报》等都对公共空间的建构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笔者也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公共领域，但中国的公共领域并非独立于政治之外，相反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如那个时期报刊上的文字往往“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我国近代出现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问题，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换句话说，当时的历史大环境让人不得不谈政治，但政治只是建构的一个起点，政治只有在服务民众时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完全的公共领域要依赖于最广大民众的参与，而绝不应该仅仅是几个文人的振臂急呼，高谈阔论，读者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许纪霖教授对《时务报》建构公共领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上海公共领域的形成都有它的一份功劳，而笔者认为，真正将政治与市民生活较好结合的典范应该是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1925年10月11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于上海，是民国时期的一份著名杂志，从创办到查封，《生活》周刊大致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时事政治周刊。而对公共领域建构贡献最大的当数第三个阶段，是同时关注政治和市民生活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报人的大众立场。毛泽东是这样评价韬奋先生一生的：“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报人，只有心里装着大众，才能真正成为公共舆论的代言人，才能从大众的立场而不是政治的或者经济的立场来报道民众未知欲知的新闻事件，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那些没有发言权的最广大人民的声音得以发出，这样的一份报刊也是为民众所信任的。
王志莘主持下的第一卷《生活》周刊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的机关刊物，以反映和探索解决职业生活、职业修养等问题为主要旨趣，内容因为专业化而比较枯燥，销量较小。“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③到邹韬奋接手，主持第二卷的时候，为了适应读者和社会需要，锐意改革，对刊物进行了改进。将服务大众的思想贯穿在整个办报过程当中，使得《生活》周刊逐渐成为大众舆论的公共领域，成为大众的报刊。从《生活》周刊第五卷起，刊物销数达8万份，广告客户以及收入激增。
其次，洞视时局的窗口。大众是分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喜好，关心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讨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重心话题，那哈贝马斯所希望的公共领域内大众讨论后的一致性意见是根本没办法形成的。欧洲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咖啡吧、酒吧、沙龙等公共领域，也是源于其市民较强的民主觉悟。
但传统的儒家文化熏陶出的中国人大多秉持了中庸的、以和为贵的思想。所以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在市民阶层是没办法自主形成的，只有依赖于报刊的议程设置。经过公车上书、《中外纪闻》、《时务报》的宣传，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拉开帷幕。但这场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新闻传播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究其原因，还是其主持者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仅仅局限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忽视了广大的公众。
虽然邹韬奋没有像康梁那样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但《生活》周刊对公共领域的建构却是成功的，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前面我们提到《生活》周刊一共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而从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到时事政治周刊的转变正是依赖于建构公共领域的需要。所谓“公共”是依赖于大众感兴趣的事件，联系到《生活》周刊存在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北伐战争的成功与失败、国名党当权后国人的水深火热，无情的现实迫使邹韬奋反思“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办报宗旨，继而发现，公众现在最密切关注的是政治，报刊需要服务的重点也应该落脚于政治。《生活》周刊对九一八事变的详细报道，是这一转变的最成熟的体现，不仅是邹韬奋先生自己，很多《生活》周刊的读者也是自此从改良主义立场坚定地站到了革命的民主主义，并且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如《生活》周刊刊发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什么是辩证法》、《阶级是什么》、《论国家》、《论小资产阶级》等。
最后，读者来信的互动。笔者在前文中也提到，完全的公共领域的建立要依赖于最广大民众的参与，在近代中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公共领域需要谈政治，政治要和民众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为广大的民众服务。维新时期的报刊没有做到的，《生活》周刊却做到了。
邹韬奋先生历来非常重视读者来信，凡来信必认真阅读，对于不能刊登的信件也认真回复。他从读者来信中了解大众真正需要报刊代为发表的言论。韬奋先生的做法用现在新闻传播学的话来说，是注重与读者的互动。也正是因为有了与读者的互动，才完成了《生活》周刊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建构，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虽然现在的媒体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生活》周刊的创办环境截然不同，但我国当下的媒体依然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依旧是大众的代言人，是大众了解外部世界和发表言论的平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在建构着当下的“公共领域”。早在八十多年前，邹韬奋先生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面对物欲横流的利益诱惑，媒体不应做脱离实际地高谈阔论者，而应该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②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J].《学习与探索》，1999（4）
③《韬奋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