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之后，《人民日报》等党报相继塑造出很多典型人物，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本文以《人民日报》1949―1953年“党的生活”中的58篇典型人物报道为例，以叙事学方法，通过对文本的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和叙事模式的分析，来再现当时的社会背景对新闻报道的影响，探寻新闻是如何被建构的。
【关键词】典型人物报道 全知全能视角 公开的叙述者 宣传模式
典型人物报道自被开创以来就一直肩负着向民众传达党和国家声音的重大使命。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了穆青采写的《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成为我国典型人物报道的滥觞。自此，《人民日报》等党报相继塑造出很多典型人物，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
那么，作为一种特殊的报道方式和体例，典型人物报道中的事件和人物是如何被叙述出来的？新闻话语的结构如何隐蔽而无形地影响着人的思维？叙述方式和文本结构反映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新闻如何被建构？本文试图在叙事学理论的观照下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
张威认为，典型人物报道是我们共产党新闻事业所特有的，它以社会效益为志趣，以宣传政策、教化民众为主旋律，以新闻媒介为主阵地并调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经常性地从上至下步调一致、口径一律、有组织有目标地对某一新闻典型所进行的集中报道。①
《人民日报》是我国党报中的权威。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建国之后《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目塑造了很多具有政治意义的、被符号化了的优秀人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典型形象。
据笔者统计，《人民日报》在1950年――1953年6月“党的生活”栏目中的典型人物报道多达58篇，从1950年到1953年上半年，每年的量分别为22、15、20、1。
二、研究方法
1966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交际》杂志第8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题，标志着叙事学的诞生。经过演变，叙事学被分为“经典”和“后经典”两个流派，即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新叙事学。经典叙事学把叙述作品的结构形式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旨在寻找出唯有叙事作品才能具有的独特的语言形式，提出了像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视角与叙述时间等概念。
我国叙事学的主体是结构主义叙事学，运用叙事学对新闻文本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新闻叙述主题、新闻叙事视角和新闻叙事结构的研究上。本文以叙事学作为方法论，通过对58篇典型人物报道的文本的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和叙事模式的分析，来探寻新闻是如何被建构的。
三、典型人物报道的叙事学观照
1、叙述视角分析――全知视角第三人称
我们在报道中看到的是对事件的叙述，那么就会有一个人充当叙述者的角色，这个人就是我们认识文本中事件的窗口。叙事视角就是“一部作品，或者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②叙事视角包含叙述者对事件的看和情感倾向，往往受意识形态左右。在叙事时，叙述者会根据预先的目的选取叙述角度，将目光聚焦在能反映其意图的人物或事件上并表述出来。
根据黎明洁在其著作《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中的介绍，叙述视角有四中区分：全知全能视角、人物限知视角、纯客观视角和复合视角。其中全知全能视角也即热奈特所称的零聚焦。这种聚焦方式最突出的表现是：叙事者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它既可以了解人物内心所想，也有对事件做居高临下的评论，叙述者比任何人都知道的多。
下面通过1950年3月1日的《共产党的好儿女――赵桂兰》③一文来展示零聚焦叙事在典型人物报道中的应用。
《共产党的好儿女――赵桂兰》一文采用零聚焦叙事，聚焦者像一台摄影机般叙述了不同时间段内的赵桂兰。事故发生前，“她进厂两年来一直以非凡的热情工作着”。赵桂兰拿着雷汞突然感觉头晕时，文本中出现“她一想不好”的心理活动描写，连在扔雷汞时赵桂兰“紧闭着眼，咬着牙”面部表情也被作者刻画得非常细致。在赵桂兰被截去左手时，赵桂兰的哥哥的心理描写也很详细，“心里像一阵刀绞，差一点也哭出来”。叙述者像是被叙述者的影子，两者形影不离。零聚焦的全知视角超出了所有当事人的视角，以无所不知的姿态，将信息统摄集中，向读者展示了在事发前、事发中和事发后这个全过程的赵桂兰的行为、心理、日常生活和品格，迅速还原事发时的情境，让读者一下子进入阅读场，引出了读者对主人公赵桂兰不顾个人安危，置集体利益于首位的英雄行为产生强烈的敬重之情。
文本还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我们几乎看不到叙述者的身影，叙事者隐身，这就是所谓的“他者”化策略。这一策略运用能够产生与叙述对象疏离的效果，叙述者完完全全是置身事外却全知全能的姿态，体现了其自上而下的权威高度。
2、叙述声音分析――公开的叙述者强度介入
在叙事中，叙述者可以介入，可以退出叙事，而叙事声音的强弱与叙述者介入的程度成正比。查特曼根据叙述者介入的程度，把叙述者分为三种类型：缺席的叙述者、公开的叙述者、隐藏的叙述者。其中公开的叙述者是指我们在叙述中能够清晰地听到叙述者的声音，它常见的表现形式是描述、概述和评论。叙事声音主要采用了强度介入和隐蔽介入两种方式。其中强度介入是记者的声音、评价直接地进入报道，而隐蔽介入就是记者主体性介入的痕迹非常模糊。
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中的叙述者主要是以公开的姿态强度介入事件。本文主要以文本中出现的评论来进行论证。如1950年7月5日的《二十六年如一日――记湖南老共产党员孔十爹》，文本的倒数第二段“光荣啊！孔十爹。”感情色彩浓厚的感叹号和褒义词“光荣”完全是叙述者个人的声音，这段评论性的文字所含有的感情倾向非常明显。
在文本中，评论更能公开传达出叙述者的声音，是叙事声音最强的一种，尤其是典型人物报道中，评论从未被舍弃。叙述者以公开的角度强度介入，主观性极强的判断性评论出现于文本中，强化了叙述者的声音。
但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中并非都是强度介入。隐蔽介入也逐渐见于报端，主要表现为直接引语的使用。比如说，1952年5月18日的《为建设祖国边疆而牺牲的共产党员张福林》一文中，张福林在修铁路时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临终前还嘱咐工友，“现在我口袋里还有四万五千块钱，作为我最后的一次党费。另外请你告诉上级党，说我再不能为人民服务啦！”实际作者隐身事外，叙述者转为之前的被叙述者，通过叙述者所讲，其高贵品质自然展现。
3、叙述结构分析――宣传模式
根据黎明洁的观点，新时期新闻叙事相对较为明显的叙述模式有3种：宣传模式、新闻模式和故事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党报的典型报道中大量采用了非事件性新闻。虽然说非事件性新闻不一定就是为了宣传，但是它却是宣传最常采用的方式。
刊登于1950年3月1日的《共产党的好儿女――赵桂兰》中事件发生时间是1949年12月19日，而1952年5月18日发表的《为建设祖国边疆而牺牲的共产党员张福林》发生在1951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冬天。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以前却在后来的某一个时间出现绝非偶然。据悉，1950年4月，党中央公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作为党的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了很多的典型，像赵桂兰，与报纸上批评的对象形成对比，突出宣传效果。中共中央在1951年1月1日发布了“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因此，“党的生活”在1951年2月25日向读者报道了车间宣传员郭淑琴（1951年2月25日）、宣传员杨春华（1951年5月10日）怎样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
这一时期的典型形象在塑造之前，记者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目的和意图，他们是以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解析事件以验证观念。由于《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的特殊地位，使得这一时期的报道与政治紧密相连，相应地，作为肩负传达党的方针使命的典型报道，就含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党的生活”所塑造的典型形象实际上是被符号化了的，栏目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结语
典型人物报道借助对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的策略选择，并遵循以宣传为主调的叙述模式，展现了其对于现实世界意识形态化的强势解释。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百废待兴。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人民需要劳动模范来带动生产士气，鼓舞工人群众们积极投入到生产建设中来，于是，赵桂兰、张福林这样的典型人物应运而生。
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人民日报》，铁肩担道义，通过运用全知视角和公开叙述者强度介入的叙事策略，并以非事件性新闻报道为主进行宣传式报道，建构了为了“救油罐车而牺牲的梁国柱”（1950年7月20日）、“热爱国家财产的共产党员曹泽雷”（1952年2月2日）和“坚决和贪污分子作斗争的共产党员李炳”等优秀人物，同像“唐山铁路工厂工具厂支委拒绝批评压制民主”（1950年7月9日）、 “放弃春耕领导玩忽政府法纪 张贵棋等强迫群众唱戏”（1950年4月20日）、“河北省委委员金城受贿”等一批腐败分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引导人民向典型学习，从而推动党的建设。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新闻实际上是生产者运用各种叙事策略建构出来的，典型报道作为一种特殊的报道方式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①张威，《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38
②黎明洁：《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0
③《共产党的好儿女――赵桂兰》[N]，《人民日报》，1950年3月1日3版
（作者单位：均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