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以案例讨论之盛名闻名于世的哈佛商学院出现了令人激动的一幕，3000名师生同时讨论一个案例：哈佛商学院要在未来100年中扮演何种角色？ “改变心灵和头脑”、“在一片不确定性中引领时代”、“用企业塑造未来”等等，都是校友们讨论出的答案。
正如哈佛商学院的宗旨“培养能改变世界的领导者”一样，从1908年创立，到2008年百年诞辰，它以人才为投入，以思想为产出。作为世界范围内首个推出工商管理教育和首个颁发MBA学位的院校，在短短100年能成就这样的荣耀实属不易。哈佛商学院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者
尽管企业对哈佛MBA的需求一直呈“饥渴”状态，但哈佛商学院并没有沦为“扩招”的工具。在1985年有5709人申请就读哈佛商学院MBA，注册入学793人；2000年其申请人数突破8000人时，注册入学的学生数量仅增加至898人；到了2004年其申请人数激增至10382人时，注册入学人数依然保持在898人不变。
2009届MBA申请人数增长了7424人，但注册入学人数仅仅增长到了901人。
入学人数的多少，取决于所有教育资源是否匹配。哈佛并不会冒险增加它的MBA学生数量，而是会在现有状态下谨慎地运转。
《财富》杂志就认为，哈佛商学院之所以能够有百年的良性运转，归因于这个学校的精英本质。它能吸引来最高素质的学生，汇集一群可以将这些学生推出舒适圈、每天面对挑战的教员，让这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不断地运转：它是名校，因此吸引最好的学生和老师，只要这部引擎不断地运转，哈佛商学院就能提供源源不绝、让人终身受用的体验。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人问哈佛商学院78届MBA、耶鲁商学院教授Jeffrey Sonnenfeld：“MBA学习中什么最难让你忘怀？”教授想了想说，最难忘的是这段经历，在哈佛的学习体验终生受用，这段经历刻骨铭心，谁也不能取代。
让77届通用汽车CEO瓦格纳最难忘的，则是“和拥有不同观点和专业的聪明人，同心协力解决棘手的问题，可以有出人意料的创造性成果”。82届的通用电气CEO伊梅特则认为，最深刻的感受是要一天中的24个小时都能加以利用。
翻开哈佛商学院长长的校友名单，美国总统布什、财长保尔森、IBM前舵手郭士纳、网上拍卖商eBay前行政总裁惠特曼会一一出现在眼前。
根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在全球最主要的公司里，有超过500名哈佛商学院校友担任最高层领导者。
■生财有道
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者，要花费的不仅仅是精力，还有金钱。哈佛商学院MBA与EMBA的学费之和只占全年总收入的40％。虽然2/3的MBA学生拥有低息贷款或奖学金等助学工具，但哈佛商学院也不是穷孩子们去的地方，以2007～2008学年（学制为9个月）MBA学生的各项开销为基础，哈佛商学院为2009年每名MBA新生开具了7.33万美元的预算清单。
不过，就像任何一个百年老店那样，哈佛商学院的品牌价值无限，它当然不会仅靠“课堂”这一单个产品过活。
哈佛商学院最为成功的是在吸引捐赠上。每年约20％的收入要靠校友捐赠和校方募集，因为其教育“成本”实在相当高：以2005年至2007年的数字为例，哈佛商学院的总支出分别为3.07亿美元、3.45亿美元和3.75亿美元――47％是付给教员的薪水，1.5%是给学生的奖学金。
此外，哈佛商学院的全资出版公司“HBSP”就拥有哈佛商业评论、哈佛案例教学和哈佛远程电子教育等6个著名品牌，这让哈佛商学院每年单靠出版物的进账就占总收入的1/3。其2007年的出版收入达到了1.28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20.7％，其毛利率也能达到可观的68％。
哈佛商学院的总资产中有80%为基金，哈佛大学将包括其在内的所有350亿美元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工作进行运作，投资净收益率达到23%。
在全球化的进一步影响下，“哈佛个案教学法”也分身有道，吸金有术。它于2008年新设立的“亚洲个案课程”，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
现任院长Jay Light就职前在哈佛商学院教授了36年的投资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不出所料，他上任之后就表示将启动3项改革：增加新的教授、加强与其他院校的学术交流和招募顶尖的学生。
毫无疑问，再出色的哈佛商学院式的商业模式，也不能脱离上述基础性的工作。“商业世界的全球化正在加速进行，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学生能适应这个新的环境。”Jay Light说。
历史篇
逝水流年：历史上的MBA
1881年，当被西方管理学界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泰勒第一次拿出秒表，对一个名叫施米特的工人进行操作细节分解实验时，美国第一所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成立了。1900年，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第一次开设了管理学研究生课程，采取“3+2”的模式，先在达特茅斯大学学3年，接着在塔克商学院学2年，内容为工商管理教育，被视为MBA的雏形。
■哈佛，MBA的鼻祖
最终扮演MBA大势所成者的是哈佛大学。1908年，哈佛商学院创立，设立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并正式命名为MBA，招生标准之一是学生必须具备学士学位。这样，哈佛商学院不仅有别于先期设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的管理学院，而且自一开始就比这些学院更胜一筹。而该校于1921年开创的案例教学法一度影响了全球。
1916年，美国有影响的管理学院联合组成了美国商学院联合会，其宗旨在于促进美国企业管理教育的发展，为工商界和社会培养实用的人才，从此，MBA教育蓬勃发展。当时的美国，几乎每个万人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大小不等的管理院校，到1929年总数达到了1850所。这些学校以讲授科学管理理论为主要内容，基本上适应了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的现实需要。
“二战”之后，美国国力倍增，经济面临从军事型向民用型转轨，各大公司为了向外扩张，急需一批高层次的管理人员，原本门可罗雀的管理院校才再次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一时间供不应求，各大商贾纷至沓来，慷慨解囊支持学校发展管理学教育。
然而，在管理学教育的发展史上，MBA也并非一路凯歌。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美国至少有一半管理学院关闭，仅存的约有1/3的院校注册学生不足100人，最少的甚至只有3人，报纸上频频出现“MBA”无需申请的招聘广告，耶鲁大学近30％的MBA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加州大学的MBA则有15％离校后无人问津。
不过随着经济的复苏，跨国公司的全球化速度加快，MBA的需求又开始成倍增长。目前，哈佛商学院每年招生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现在，北美有近1300所商学院提供MBA的课程，每年毕业生超过10万人。
■美国模式不断创新
早期的美国MBA教育以“哈佛模式”为代表，侧重于实际经验的传授，即“案例教学法”，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为代表的“芝加哥模式”认为MBA不是职业培训，而应该侧重于学术和理论基础的传授。两种模式长期探讨的结果是互相渗透和补充。
20世纪60年代，经典的两年制美国MBA模式在国内外逐渐被确立。第一年上核心课程，第二年则通过选修课提供更专业化的训练。目前，大多数商学院都采用案例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并且辅以角色扮演、管理游戏和模拟等方法。
最初，大多数学生都是取得第一个学位后立即进校。现在这一点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美国商学院坚持在取得MBA之前要具备一定工作经验。不但如此，很多商学院还邀请企业界的名流或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公司主管来校讲课及参与教材的编辑，以提高MBA教育的实用性和运用技巧，从而真正地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随着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跨国经营公司变得越来越普遍，而这增加了对具有国际眼光和经验的MBA学生的大幅需求，以市场为导向的美国MBA教育又迅速开始将“国际化思想”贯穿于教学内容中，如美利坚大学就以“全球视野”为教学的第一重点。
除了专业及管理知识教学，美国MBA还特别注重灌输MBA精神。所谓MBA精神，主要指崇尚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崇尚冒险和创业，鼓励对事业的追求，强调勤奋工作以创造富有生活，强调个人能力、毅力、智慧和决心，注重理性分析，讲求实际和办事效率。简言之，就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工作态度。
■欧亚MBA迎头追赶
MBA在欧洲的发展最初受到政府规定的阻碍。在许多欧洲国家，政府不允许社会集资的大学创办“职业化”商务课程。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一批企业家开始建立私立商学院，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欧洲MBA教育。位于法国枫丹白露的INSEAD商学院就是在1958年成立的。瑞士的IMEDE商学院（即现在的IMD）几年后也在瑞士洛桑成立。
从一开始，欧洲式的MBA便与美国不同，只有一个学年，候选人的年龄必须是将近30岁或者30岁出头，这样可以把更多过去的管理经验引入教室。同时，欧洲的商学院特别关注国际化的全面管理教育，设计的课程既整合实用的技能，又强调全球文化和商业知识的学习。
由于英国政府有意建立“商业教学与研究的卓越中心”，促成了伦敦商学院和曼彻斯特商学院在1964年的成立。这两所商学院都采取美国的两年全日制教学模式。
然而，欧洲的商学院对美国在MBA教育领域的统治地位只产生了很小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更多的欧洲人选择在美国而不是欧洲学习MBA。到1979年，美国一度拥有500个MBA课程，而欧洲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欧洲的商学院仍然寥寥无几，大量的欧洲人涌向北美学习他们的MBA课程。
这一局面很快被打破，伦敦商学院创始人查尔斯・汉迪撰写了一份关于MBA商业教育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给当时的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思想上的冲击。不久之后，英国开始改变策略，允许英国任何一家大学开办自己的MBA课程。
这一举措，使得英国不再只有两家独立商学院――伦敦商学院和曼彻斯特商学院。上个世纪80年代初，法国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放开大学开办MBA课程的限制。最为保守的德国商业教育于上个世纪末全面放开，1998年，德国也允许大学开办MBA课程了。
由于设置晚于美国和欧洲，亚洲很多商学院的MBA项目仍处于奋力追赶欧美先进水平的阶段。1966年，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了一个MBA课程，这被认为是亚洲第一个MBA课程。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位，香港的MBA项目无论是学生来源、教授力量还是课程设置，都直奔 “国际化”的主题。
与中国香港一样，新加坡特殊的经济地位也同样使得其MBA项目从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国际化”的烙印。更为特别的是，几年前，欧洲工商学院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先后在新加坡开设了其亚洲校区，最近的一个在新加坡开设MBA课程的是印度的SP贾殷管理中心。（文莉莎）
现状篇
MBA进行时……
每年，数以万计的MBA毕业生离开北美、欧洲、亚洲的商学院，奔赴他们的岗位。他们所实践的“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论，在过去近百年的时间内一直在企业内不停地运转。
不过，随着内外情况的变化，公司总是处于新的挑战当中。这些方法论能否适应新的需求？它们是不是一定要保持不变？如何改变才能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摆在面前。
追本溯源，MBA毕业生所在的商学院，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变革？这些变革，能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北美商学院:
老牌MBA如何维新
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奠定了美国在MBA教育上的统治地位，在《金融时报》近年的MBA排行榜上，美国的商学院一直占据了百强中的多数席位，而紧邻美国的加拿大，其商学院也表现不俗。
北美的MBA课程设置一直是被视为MBA课程的范本，一般而言，全日制的MBA要经过两年的学习，第一年主要学习核心课程，第二年则是专业选修课程。与后来在欧洲的商学院被热捧的1年制学习相比，2年制的学习对学生而言，能够获得更为全面系统的学习，以及更多与同学、教授、校友、外界的沟通交流机会，特别是对国际学生而言，2年制能够让他们更多地体会当地的文化与多元背景的学习环境，使其在日后的工作中积累更多的跨文化的经验。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比如加拿大的毅伟商学院，就已经将它的MBA课程调整为1年制。
而对于学生入学的“门槛”，北美的商学院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GMAT考试就是进入商学院的“门槛”。除设立这道门槛以外，北美的商学院大多要求申请者有不低于两年的工作经验。但这两个标准常常成为人们诟病北美商学院的焦点所在。
原因在于，这两个标准并没有很好地限制申请者的实践经验，仅凭GMAT的分数与两年工作经验，很难判断出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一旦进入课堂，其潜在的经验不足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从而可能会对其个人甚至团队的学习效果造成影响。
增加国际学生比例的呼声也一直不断。北美的商学院很早就意识到，接受国际学生申请对于商学院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但现实是，北美的商学院普遍在增加国际学生比例的问题上反应较慢，即便是表现最为“激进”的MBA项目，也只不过有约30%的国际学生。
有评论认为，北美的商学院若不加快增加国际学生比例的步伐，将对其培养学生良好的国际视角，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思考和解决问题起到阻碍作用。
在教授的选择上，北美MBA既要求学术水平，也强调在管理上的实践经验。比如在哈佛商学院，就有不少有经营企业经验的前“董事长”或者前“CEO”担纲讲授课程。
与企业保持密切的沟通也是北美的商学院率先开展的。学生和教授有机会为企业做咨询工作，而很多企业也乐于向商学院提供案例，以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
对于北美的商学院而言，“维新”正在悄然展开，但如何保持住昔日的“最佳实践”的宝座，北美的商学院所面临的挑战颇为巨大。
欧洲商学院：
古老文化之下的创新
虽然欧洲的商学院只有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政策层面的放开，商学院数量迅速增加。据2006年的统计数字，在欧洲，MBA课程数量超过650个，仅在德国，MBA课程就达到150个以上。
尽管有美国的商学院这些强劲的竞争对手，但欧洲的商学院仍然奋起直追，并很快在申请者心目中确立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的商学院，较早地完成了其国际化的目标。在美国的商学院里，国际学生占有30%的比例，已经是一个较为超前的数字，而在很多欧洲的商学院，国际学生的比例不仅超过了一半，甚至有的甚至达到了80%以上，伦敦商学院就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教授的队伍也相当多元化。数据显示，欧洲的商学院，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授比例也达到一半以上，像伦敦商学院，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70%。
学院内部的全球化并非全部，学生还有机会到海外进行交流学习，转换学习环境，实现全面的、深入的全球化体验。
第二个令人心动的原因是，欧洲的商学院对申请人的工作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一般而言，欧洲的商学院特别欢迎那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申请人，这使得在一些商学院里，工作年限超过5年的学生比比皆是，在讨论相关的案例时，他们往往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以全局性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对于那些已经进入企业中层管理岗位的学生，经验足够、背景相似的同学，无疑会给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带来极大便利。
此外，短学制也是吸引申请者申请欧洲商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欧洲，很多MBA课程的学习时间是1年，学费也相对便宜。对于那些离开现有工作岗位，学习MBA课程的企业中层管理者而言，选择欧洲的MBA课程等于大大降低了机会成本。
新的趋势是，来自北美学生的申请开始逐步上升，古老文化下的欧洲商学院，因其不断对MBA课程系统的修正，而获得新的生机。
亚洲商学院：
后起之秀不可小觑
印度开设商学院的速度几乎是破纪录的。数据显示，1999年到2006年间，印度商学院的数量从639所增加到953所。这一数字比同期的美国商学院的数量还多。
亚洲对管理人才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仍在继续。加拿大约克大学商学院院长德索・郝瓦斯认为，在未来20年里，亚洲对管理人才的需求不会有任何下降。
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商学院以及MBA课程，其数量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增长。
早在1997年，一位中国的政府官员在美国国际管理教育联合会的年会上就曾经分析说，中国在10年内需要140万名MBA毕业生。时至今日，这个数字远未达到，而中国市场本身对MBA毕业生的需求却一直有增无减。
同时，跨国公司在华业务开始向纵深发展，他们迫切需要有国际化视野、懂管理的MBA毕业生帮助其完成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竞争因此展开。一方面，曾经与这些跨国公司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海外商学院加快在中国招兵买马的速度，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商学院数量也开始迅速增加，MBA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就有9个MBA项目同时启动。到今天，中国有100多所商学院，他们提供了超过200个MBA项目。
“合作办学”是中国商学院找到的一个“捷径”。在中国最为知名的几所商学院，例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清华经管学院、复旦管理学院以及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与海外知名商学院合办的MBA项目吸引了大量的申请者。
这些项目的课程体系、师资力量大都来自于海外知名院校，落地中国后，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商学院提升实力，一个表现就是，中国商学院本身的MBA项目也获得了发展。
经历了最初的积累，中国的商学院很快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此后，两家知名的独立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开始将眼光瞄准到搜寻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教授上。
这一做法对于迅速而有效地提升商学院的竞争优势颇为有效。成立不到3年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就迅速找到了约230名在世界顶级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全职教师。一位分析人士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使得这些教师乐意在亚洲教学。国内的商学院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它们的目标圈定在既懂得中国现状，又有海外教育背景甚至是教学背景的师资上，到目前为止，中欧、长江、复旦管理学院、安泰管理学院……已分别有所斩获。
“中国进口管理课程与师资的时代正在结束。”在一篇描述中国的商学院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文章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务长兼副院长郭理默这样写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式”的管理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正在被开发和应用，这些内容和方法通过大量的交流，已经传播到欧洲和美国的商学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做法对整个MBA教育产生了影响。
国际化的生源也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商学院，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的校园里，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与本地学生沟通顺畅，而在传统意义上的“体制内”商学院，例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也开始出现了国际学生的身影。不难看出，尽管起步较晚，但诸如中国商学院这样的亚洲商学院，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优势，不断向“标杆”看齐、但又灵活照顾本地实际情况的策略将帮助这些商学院获得竞争优势，以及引领MBA教育变革的力量。（于大为）
展望篇
MBA大趋势：制造全球化通才
一项调查显示，《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中，CEO、CFO等高层具有MBA学位的不到20%，但是，在这些企业的中层领导中具有MBA学位的占到1/3以上。有公司高管因此这样评价：“没有MBA美国企业一样会生存、发展，但绝不会有今天的繁荣。”
但即便在美国这个MBA教育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对于MBA教育应该走怎样的路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最近比较著名的一次反思当属管理大师沃伦・本尼斯（Warren G.Bennis）等人在2002年对当时的MBA教育提出的质疑：商学院为何迷失了方向？
本尼斯等人提出这一质疑是因为当时北美乃至全球的MBA申请人数出现了严重的下降，部分学校全职MBA申请者减少比例甚至接近80%。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始反思当时的MBA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反思的结果就是商学院以研究为导向的文化必须加以变革。
当代MBA教育正是在本尼斯等人的反思基础上重新回归了注重管理实践的本质。而哈佛商学院在庆祝百年的同时，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就是其所建立的商业教育的体系，未来百年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注重引入实战精神
未来的MBA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将更加贴近企业经营管理的实战。为了保证教学内容的“实时性”，许多院校都使用类似于《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即时性”参考资料，注重解决公司实际遇到的危机和问题。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向其MBA学生提供一个叫做“全球创业精神实验”(Global Entrepreneurship Lab)的国际实习项目。
斯隆管理学院负责创立该课程的理查德・洛克(Richard Locke)教授表示，他希望能够给予学生更加真实的创业体验，而非那些从标准化课程中学到的知识。斯隆管理学院的学生们在这个特殊的课堂上可以学习到诸如如何面对全球市场、如何募集风险资本等问题。此外，所有涉及有关国家、市场和企业的背景研究也在该期间完成。
斯隆管理学院的案例只是商学院在MBA教育中引入实战成分的一部分，自从明茨伯格于上世纪末提出商学院被研究型教授把持可能会对MBA的实际经营能力带来负面影响之后，商学院就开始了注重实战的改革――一方面是为了重新回归MBA作为一个实践培训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创业精神使MBA毕业生在开创自己的公司和企业方面卓有成就。据统计，在毕业5年以上的MBA学员中，约1/3的人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对于越来越复杂的商业环境，如何能够把理论迅速转化为实战经验，这对于未来的MBA教育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考验。
■合作办学提升实力
在美国次贷危机阴影的笼罩下，欧美经济成长的速度将进一步放缓，相对而言，亚洲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欧美顶尖商学院不会放过正处于飞速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及中国公司，他们将把这里作为案例挖掘和研究的重要区域，这就为中国的商学院与海外顶尖商学院的深入合作提供了基础。香港科技大学署理院长郑国汉表示，不少欧美的商学院教授放弃更加优厚的薪水来到香港科大研究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的飞速成长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这令他们更有机会跻身亚洲一流的商学院的行列。
借力欧美顶尖商学院的力量，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亚洲MBA教育的必经之路。不过更为超前的做法是，亚洲商学院已经开始进行区域内的合作办学，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韩国高丽大学一起开设了针对区域内的MBA项目，未来，亚洲商学院联合利用区域内的优势提升MBA教育的实用性将会是一个趋势。
■培养Y世代的模式
如果列举下一个10年中的中国的企业管理中会出现什么不同的话，Y世代（或者称之为“80后”）走入企业管理的中高层将是无法回避的章节。
我们以往对于管理者的认知都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前提之下，譬如管理者应该不畏艰险，坚忍不拔，可以在逆境之下以坚强的意志力带领团队前进；譬如管理者应该顾全大局，自我约束，不会因为心情不好而撂挑子拍屁股一走了之，更不会轻易就走上自杀的道路。
相对于从前的几代管理者，“80后”在挫折承受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及责任心方面均显示出其短板，但他们在创新能力、知识结构等方面又强于他们的前辈，如何因应这代新管理者的特点创造出适合他们的MBA教育模式将是未来商学院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
《MBA百科全书》编者赵鹰说，特别是要关注在剧烈转型之下的上个世纪1980～1985年出生的这一批管理者与被管理者，MBA不仅仅是要让管理者懂得如何管理，也要被管理者懂得如何接受管理，如何主动管理自己。
■新技术下的新管理
回顾欧美企业近10年来在流程再造上的新突破，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均与其IT技术特别是企业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密不可分：无论是细胞管理（Cell Management）抑或是优异中心（COE，Centers of Excellence）都建立在企业资源在信息化的帮助下对组织及流程进行充分细分的基础之上。
当然，更为有趣的是一些新技术的引进，虚拟世界里的管理、新沟通工具下的管理，对管理者来说必须时刻更换自己的思维方式，以适应上述技术的发展。
MBA教育不仅仅要告诉学生新技术下的新管理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也要告诉他们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技术世界。
■引进科学家思维培养CEO
长期以来，路易斯・拉泰夫(Louis Lataif)相信，最有效的首席执行官都被训练得像科学家，他们因此与其他经理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拉泰夫声称：“商学院注重纵向思维，而科学家强调横向思维，商学院在将我们打造成伟大的领导者头脑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
在波士顿大学任商学院院长期间，拉泰夫推动了全新风格的MBA，即“MS-MBA” (理科MBA)的出现。该院于2001年推出这种特别的MBA―― 一个同时教授技术兼管理的双学位课程。
“我认为，我们真正在做的是下一代MBA……如今的工作方式与10年前大不相同。”拉泰夫表示，“如果我们培养出的人，能更好地完成这些工作，我们就都成功了。如今，我们运用技术来完成工作。”
从培养职业经理人到细分到培养专业化的不同的职业经理人，这应该会成为未来MBA教育的一个方向。
■制造全球化通才
麦肯锡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近十几年将急需7.5万个具有国际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而相应的供给量只有3000到5000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5年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曾将60个经济体进行排名，中国高层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排在第59位；还有调查显示拥有全球胜任力的职业经理人的严重短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随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跨国公司的本地化进程，经理人员的国际化视野意味着在复杂背景下的团队里能够顺畅沟通。所以，制造全球化通才将会是未来MBA教育最紧迫的目标。（李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