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预设立场 2008年，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多家国外电视台都播出了旅英华人、独立制片人书云的五集电视纪录片《西藏一年》(AYear in Tibet)，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与纪录片同步在英国出版的，还有一部同名的纪实文学，翌年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
《西藏一年》记录了书云和她的工作组2006年6月开始在西藏第三大城镇江孜与八名普通藏族人朝夕相处的一年。英国《卫报》评价这部作品“以罕见的深度、惊心动魄的力量，公正记录当今世界最有争议、最偏远地方人们的真实生活”。
2009年接受新华网专访时，书云本人也坦言，《西藏一年》之所以受欢迎，首先是因为它的真实。
与国际出版市场上一些出自外国记者之手、走马观花断章取义的西藏游记相比，《西藏一年》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没有预设立场。作者摒弃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所有思维定式――既包括国内惯用的正面宣传模式，也包括一些西方人悲天悯人的情绪，而是用自己在西藏亲历的经验和亲身观察，记录下一些普通藏族农民一年四季生活中的真实故事。特别可贵的是，作者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也没有夸张和渲染，只是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平静而敬畏地观察，忠实地记录下这些人物和故事。
书云选择的采访对象都是江孜卡麦乡土生土长的普通农民。改革开放后，他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交融与冲突中，或者自由选择，或者以世袭的方式，从事着老板、包工头、医生、寺院喇嘛、农村巫师、农民、天葬师等形形色色的职业。
英国一位到西藏考察过的资深评论家彼得・高登说：“《西藏一年》给我这样一种感觉：西藏似乎并不像关于西藏问题任何一方所宣称的那样黑白分明，百分之九十的藏族人居住在乡村和牧区，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文化，保持着千年不变的信仰，这是真实的西藏。”
让海外读者对西藏问题形成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我国涉藏外宣工作的目标。书云何以通过一部纪录片、一本书达到这样的传播效果?她通晓汉、藏和西方文化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出于对西藏多年的向往，书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开始学习藏语，并师从已故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研究西藏。而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也让她熟悉西方受众的心理，懂得如何表达才易于被西方人接受。
对涉藏报道的启示
《西藏一年》对我国媒体的涉藏报道有哪些启示?我国媒体应该如何进一步改善涉藏报道的国际表达呢?笔者认为，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了解海外读者需求，增加报道的针对性。海外媒体对西藏的关注焦点多年来一直围绕人权、宗教自由，大量汉族人涌入引起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传统藏文化和语言濒临灭绝等。要澄清这些问题，不能单靠几名专家学者或官员的生硬驳斥，更不能脱离海外受众的习惯性思路，自说自话地宣传西藏。
例如西藏的双语教学，这些年国内报道很多，幼儿园都普及双语教学，听起来很是乐观。事实上，除了拉萨、日喀则这样的城市，在农牧区，双语教学和学前教育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西藏一年》对此也有描述。书中说，藏族学生在乡里上小学时大多用藏语，而升入内地援建的中学后，老师几乎全部用汉语讲课，老师很敬业，学生也很刻苦，成绩却很难提高。尽管教学实验充分证明了采用藏汉双语教学有助于学生提高成绩，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双语教育在江孜最终没能普及。
这样的记述虽然比较负面，却客观真实。我们平时经常报道西藏教育的发展，各地的西藏中学和西藏班培养了多少学生，但这个数字占藏族人口总数的比例是多少、西藏的基础教育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却鲜有报道。类似的问题在生态环境、能源矿产开发、藏文化保护等诸多领域其实都可以客观平衡地报道。如果编辑记者能够在独立开展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撰写更客观平衡的报道，对国内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开阔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海外可以改善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可信度。
藏传佛教当今在西藏的传承，也是海外非常关注的问题，达赖喇嘛在多个场合宣称佛教和传统藏文化正在西藏走向灭亡。多年来官方媒体屡次援引宗教局提供的数字以及寺庙管理委员会和活佛的话来驳斥这一观点，向海外读者宣传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这类报道通常具有很强的观点性，颇有点程式化，但少有鲜活的例子和有趣的故事。书云是怎样记录藏传佛教的呢?
佛教是西藏人生活的重心，这一点到过西藏的人都深有体会：大大小小的寺庙遍布每个村、每个镇，转经和磕长头的人群几乎随处可见，正是这样的场景，让日益现代化的西藏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寺庙、僧人和神灵在藏族人生活中占据主宰地位，这在《西藏一年》中几乎随处可见。
书云的主要采访对象当中，有多位僧人，而其他人也无一例外地与寺庙和佛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笔下的乡村医生拉姆，她那间简陋的卫生院负责卡麦乡5000多人的医疗。因为积劳成疾，拉姆医生患有严重的胃病，但身为医生的她却相信自己的病是“前世的孽障”造成的，因此首先求助于法师，而不是比自己更高明的医生。这个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例子其实在西藏并不稀奇，这就是普通藏族人的故事，这就是宗教在普通藏族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果我们的新闻报道也能抓住这样具有典型性的案例，无论是报道西藏的宗教信仰，还是文化、商业、农业、教育、卫生，都一定能够写出让西方读者喜闻乐道的稿件。有这样的好故事作支撑，再配合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官方数字和专家解读，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突出新闻性，淡化宣传味道。
二、带着感情报道西藏，而不仅仅是满足记者的猎奇心理。在西藏为期一年多的采访过程中，书云和她的团队深得藏族朋友的尊敬和爱戴，这缘于她对西藏的眷恋，对藏族文化的痴迷，尤其是对藏族人由衷的关爱。这种深厚的情谊让她得以深入受访者的内心，深层次地发掘人物故事，首先触动了作者，然后才能打动读者。
涉藏报道无疑需要这种热情，记者要深入基层，广交藏族朋友，与他们产生心灵的碰撞，才能从普通人的故事和经历中发掘和提炼出新闻，写出有深度、客观平衡的报道。
当然，涉藏报道在采访的层面也有一定技术难度，首先是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障碍，真正做好报道，是需要掌握藏语，并深谙藏传佛教文化的。既要了解西藏，又要了解西方，这是改善涉藏报道国际表达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三、报道形式和手段多样化。《西藏一年》在国际上引起的强烈反响还得益于其电视纪录片和纸质出版物相结合，以不同的传播形式和手段影响到不同的受众。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间的界限正在逐渐被打破，从纸媒到网络，从广播到电视，包括新华社在内的诸多国内传统媒体也纷纷跨入了全媒体的时代洪流。全媒体的报道模式增强了传播效果，无疑是传媒业的一大进步。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西藏问题”将继续成为西方政府、议会、媒体和民众聚焦中国的重点话题。如何透过历史和现状，客观平衡地向海外受众报道西藏60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如何让海外读者认同和接受我们的报道，从而提高涉藏外宣的国际传播力，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文字、图片、音视频“三位一体”的报道形式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国媒体提高外宣质量，全方位、多角度地改善涉藏报道的国际表达。
当然，“内容为王”是新闻报道永恒的定律。在这个层面，海外媒体的报道对于我们改进报道颇具参考价值。相对于国内报道惯用的“提出观点、戴上帽子、再引用专家的话或套用概念来证明这一观点”的报道方式，海外媒体往往是用故事包装观点、采用多元化的信息源而不是进行单一来源的垄断性新闻发布。
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报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主旋律，但对外报道不应该是一片赞扬，西藏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也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是事实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报道中能够很好地平衡发展与困境，客观地提出并分析各种问题和挑战，会使报道的可信度更高，从而让更多西方人能够接受我们的观点，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责编：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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