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作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以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气度，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且兼收并蓄汲取了西方各思想流派中的先进思想和实践经验营养，使邓小平理论体现出了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对于我们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实现科学发展，具有很深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西方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敢于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思想家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肯定成果，为我所用，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这种胆略和气魄使得他无愧于一个真正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本文仅就邓小平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方面对西方先进思想的借鉴和发展谈一些看法，希望对我们今天能有所启发，从而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科学发展。
一、借鉴并发展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明确提出当代社会已是一个“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社会的思想家。他指出：“自19世纪以后25年以来，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强化国家干预，这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其二，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结成一体，这使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哈贝马斯首次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命题，深化了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中上升为“第一位”因素的依据是：第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技术科学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一体”等特征；第二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系统变数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
应该说，哈贝马斯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化，特别第一点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认识到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标志，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与生产日益联为一体，科技的应用给经济带来几何倍数的增长。早在19世纪40年代，由于蒸汽机和其他大机器的广泛应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在今天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情况下，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全部国民收入的增长减去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长，还有一个很大的余额，这个余额主要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因此，哈贝马斯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之所以有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大幅度的提高，最主要靠的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至于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系统变数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的观点，明显带有技术至上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科学技术确实已经日益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但它是不可能脱离其他生产要素而单独发挥作用的。
邓小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借鉴并超越了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9月5日和12日的两次讲话更是都提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在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也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它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在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但是，邓小平又超越了哈贝马斯。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在生产力问题上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只有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并紧密与之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他身体力行地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付诸实践。在他的亲自关心下，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其中包括著名的“863”计划，为后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二、借鉴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欧洲就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争得民主和实行社会主义措施。到了19世纪60年代，德国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在爱森纳赫派建党前夕曾经这样解释党的名称：“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冒牌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冒牌民主一样”，“正因为我们懂得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一名称包含了我们的纲领”。在《不要任何妥协》一文中，李卜克内西还强调：“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的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上组织社会”，“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1923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明确提出要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战结束后，各国社会党在1951年6月重新建立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指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把民主作为一种追求的价值目标，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
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是孜孜不倦追求的。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将“主权在民”、“言论自由”、“推进宪政”、“反对极权专制”作为口号并且付诸实践，赢得了国际社会和舆论的高度赞誉，他们指出中国的民主不在重庆在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大力发扬民主。只是后来由于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失误，民主建设一度中断。
针对“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邓小平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 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的重要论断，并且强调要把民主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这表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也必然是政治民主的现代化。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在具体实现步骤和形式上，邓小平注重了中国民主发展的特殊国情。他认为鉴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民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不可一蹴而就。“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同时，他又提出了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观点，从而使我国的政治生活、民主程序、民主权利有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这已蕴含了依法治国的理念。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才有了思想大解放，民主的春风才重新在华夏大地刮起，并开创了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三、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创举
奥地利经济学家维塞尔、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早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分析就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完全自由的资源配置同样相容”，提出了资源配置形式不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思想萌芽。德国社会学家海曼认为，集体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其产品的价格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并通过反复试验的过程得以解决。到了20世纪30年代，兰格又提出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存在一个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的角色执行价格决定的作用；双重价格体系，即消费品和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定价，而生产资料价格则由中央计划局采用“试错法”，模拟完全竞争市场竞争来定价。他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人民各种职业的制度，也不决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这也表明计划与市场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相得益彰的，这为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改革思路。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经过继续探索，形成了“经济运行机制中性论”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经济学家埃斯特林等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方面的作用，主张把市场纳入社会主义的领域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与市场“联姻”。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如消除剥削，满足人们之间的平等，并进一步主张把市场作为经济运作的主导机制。
西方学者的这些见解对于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探索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问题。1979年，他在会见加拿大学者林达光等人时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7年，邓小平又强调，“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他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邓小平就清楚地表明了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生产力的工具或方法，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的重要观点，澄清了以往理论上的模糊和错误认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努力，人们才从抽象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中解放了出来。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邓小平为了解决长期束缚在人们头脑中的“左”的思想包袱，大胆借鉴一切先进思想并进行理论创新，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新时代，在他的有生之年竭尽全力地推了中国一把，扭转了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可能倒退的严重后果。此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中国也由此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