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走进与走出大山，无关乎热不热爱家乡，它只是一个运用经济学思维找出自己发展定位的“战略”问题。人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热爱家乡的。只是这种爱有路径不同，但不存在本质差异。
“灾难造就了改革共识。”这是去年10月19日，我在北京钓鱼台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在笔记本上记下的论坛发言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一句话。这句话其实也是吴敬琏为《中国经济50人看30年》一书写的序中的一个核心论点。没人喜欢的灾难，其历史的价值是创造了改革的起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贵州就发现，中国的灾难与贫困有关。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因贫困以及机遇的稀缺，他们寻寻觅觅，似乎并不热爱家乡，一门心思就想往外跑。我记得当时贵州团省委曾就此现象进行过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年轻人往外跑，就是不爱家乡，如此下去，谁来建设贵州?”于是，有人提议组织编写一本《可爱的贵州》交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意在有一本正面引导年轻人的思想教材。
然而意识形态化了的“爱不爱家乡”，并不能改变许多人用脚来选择不同空间的人生格局。比如，过去的30年中，我就目睹了一场又一场颇为壮观的贵州人上深圳、闯海南、奔上海的热潮。
1996年，我出过一本名为《走进大山》的书。同在深圳的贵州老乡孙晓刚也出了一本书，题名与我的书只有一字之别――《走出大山》。我的书还有个副标题――“改革启示录”，意在希望现代进程的阳光照亮贵州的深山老林；而晓刚的书，是一本经济改革与金融理论文集，会看的能从中读出他追寻历史机遇的心路。
作为一门现代工具，现代金融服务业的业态是非常城市化的，它离不开高度交易的市场化与信息化技术平台。即使是“穷人的银行”走进了田间地头，它的总部也不可能偏离城镇。孙晓刚用脚选择了离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最近的城市――深圳，才有了成为打理过上千亿元运营资金规模的基金公司CEO的前提。
一般消费市场中“小贩”尚且需要“扎堆”经营，何况是在高度竞争中寻求发展的现代金融服务业。作为一个人的成长个案，从贵州省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到深圳经济特区某金融公司总裁，孙晓刚付出的艰辛努力是不言而喻的，就个人境遇而言也不一定是为了某种逃离。“市场核心有一颗看不见的心在愉快地为顾客服务”，而“想做得更好”，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按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不享有金融服务是一项权利资源的缺失。而城乡二元结构下，乡下的穷人之穷，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享有过贷款的权利。作为个人，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的外部性社会关系。这是南亚国家孟加拉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以小额信贷实现制度创新的依据。他选择金融工具去减灾、变革、反贫困。
由此可见走出与走进大山，爱不爱家乡的“是非标准”，是需要用经济学的智慧来考量的。当家乡没有生存资源或缺少这种资源、没有或缺少机会时，人作为经济动物与捕捉机会的猎手，是必然要选择离开家乡的。
但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人可以在生产要素重组中，在区域互动格局里实现缩小人均收入差距，而不是把东部致富的方法简单复制回家(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市场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消除由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地区差距，而只能消除不同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走出大山追寻金融人生梦，不等于不可以把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农村，成为“不穿皮鞋的银行家”。最讲信用的穷人，同样可以造就以信用为核心的银行业。至于今天谁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一定是在城乡、区域差别与互动格局中，善于认识与挖掘自己“比较优势”与机会的人才。
一个人走进与走出大山，不仅仅是爱不爱家乡的意识形态问题，还是一个如何运用经济学思维找出自己发展定位的“战略”问题。一个人的一生中或许只会遇到一两次真正意义上的机会，要不然，十年前新华社发的一篇稿件，怎么会把闯沿海列为改革开放中普通中国人改变命运的20个机会之一?
人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热爱家乡的，只是这种爱有路径不同，但不存在本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