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希望通过对美国“巧实力”战略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份文件的深入解读，从美国学者及战略家的研究及政策报告中较为完整地归纳出美国“巧实力”战略的发展进程及其主要特点，以构画出TPP战略出台的背景，较为全面地解析美国TPP战略的特点。 关键词 美国外交 巧实力 TPP 战略特点 美国的TPP战略实质上是美国“巧实力”战略在亚洲的亮相，因此，在利用政治经济分析方法深入研究美国TPP战略的同时，有必要对美国的“巧实力”战略进行深入的探析，以构画出TPP战略出台的背景。尽管国内已有若干学者将对美国战略研究的视角逐渐转移到奥巴马政府的对外“巧实力”战略的分析上，但是对于美国“巧实力”战略的发展进程及总体定位依旧不够明晰。本文拟通过对美国“巧实力”战略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份文件的深入解读，从美国学者及战略家的研究及政策报告中较为完整地归结出美国“巧实力”战略的发展进程及其主要特点。 美国“巧实力”战略的具体发展路径 在美国的“巧实力”战略框架逐渐成熟的进程中，有三份文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是：2004年苏珊尼・诺赛尔(Suzanne Nossel)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聪明的权力》(Smart Power)；2007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巧实力”战略委员会发布的由阿米蒂奇和奈撰写的研究报告《一个更聪明、更安全的美国》以及2009年希拉里・克林顿被提名国务卿的演说(Confirmation Opening Statement)。 通过对这三份文件的解读完整勾勒出美国“巧实力”战略的具体发展历程。这三份文件的出炉背景恰是美国“巧实力”战略不同的发展阶段。 (1)苏珊尼・诺赛尔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巧实力”的缘起并非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始于此文的发表，更准确地讲“巧实力”概念的提出事实上是对美国传统灵活外交战略内容的情感上的再次回归与研究上的进一步整理提升。这篇文章属于外交学者的个体学术研究成果，因此，此时的“巧实力”更准确来讲只是一种外交理念，并没有上升到战略的层面。 文章用相当篇幅回顾了“巧实力”理念在美国外交战略实施中的发展起落。它最初体现于一战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国际秩序的构建，并在20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反法西斯结盟实践中得以应用并取得实效。战后哈里杜鲁门将这一理念转而运用于全球自由贸易系统的构建及欧洲、日本的战后重建实践中，通过包括盟友、联合国(UN)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内的国际网络的构建分担了国际局势施加给美国的压力。其巧妙之处在于：一是在维护美国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将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分担开来；二是巧妙地将美国的各方面实力加以整合使其达到相互推进的效果――利用国际机构中的道义担当及价值传播促进美国实体经济的拓展，通过贸易的推进带动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利用政治势力的延伸进一步传播其国家价值理念。约翰肯尼迪执政期间也很好地把握住了“巧实力”理念的精髓，即通过其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整体形象包装强化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从而增强其对于整体国际局势的掌控力。这是美国“巧实力”理念应用的上升阶段。 肯尼迪之后，美国对外的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使得美国的实力“巧”运用走向低谷，国际形象及地位不断受到毁损。里根政府于1984年从黎巴嫩撤军及十年后克林顿政府从索马里撤军等措施表明美国开始意识到外交导向的失误是一个隐性的泥沼，在导致其国际地位沦陷的同时势必将其带入更无力扭转的深渊。之后克林顿政府曾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扩大国际公约等方式挽救美国权势的下行趋势，然而这些措施的推行由于价值理念的差异而一度受到抵制。美国的国际公信力进一步下降，许多国家开始质疑美国模式的民主，一系列恐怖主义的挑战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感。 通过回顾分析，苏珊尼・诺赛尔认为转变美国对外政策从而建立长期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关键在于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然而在这种深陷泥沼的局势中，如何巧妙地剥落狼狈的外交褴褛重塑良好的国际形象，战略层面的巧雕琢就成为最为紧要的考虑。他认为巧妙地将军事力量及人道主义努力结合起来使得二者良性互推，成为更新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之前历届政府“巧”战略的总结，他提出了“巧实力”的概括――认为美国自身实力并非其最好的籍借力量，所谓的“巧”即是要通过对联盟、国际机构及其他相关主体力量的整合利用，结合外交及价值观影响力推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苏珊尼・诺赛尔提出“巧实力”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其内容的“巧”，而在于其提出的时机用苏珊尼・诺赛尔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旧的战略运用于新的挑战下，如何“巧”运用从而实现最大效益是需要美国政府认真考虑的战略问题。由于问题本身的时效性意义，因而它一提出便立即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 (2)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发表的由阿米蒂奇和奈撰写的《一个更聪明、更安全的美国》报告。2006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建立了关于“巧实力”研究的委员会对美国的全球活动战略采取有针对性的研究，2007年基于“巧实力”委员会的一系列研究之上本篇研究报告发布，其目的在于为即将在2008年大选中上台的下届政府提供全面有益的战略性建议。标志着美国的“巧实力”战略由政治外交学术理念研究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研究层面。如果说苏珊尼・诺赛尔的研究侧重于对“巧实力”中所谓的“巧”的探究与强调，在本篇报告中则着重于“巧实力”中的巧运用的“实力”展开研究。文章首先否定了过去五年里美国以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力量的基础，指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应该寻找新的长久的构建国家实力的源泉，即构建可以应对全球挑战重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国家实力框架。这篇报告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的国家实力由哪些方面的力量构成?二是如何对这些力量进行战略整合达到最大效能构建起美国长久有效的全球领导力? 能源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及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内的流行等一些全球性突发事件使得美国政府认识到除了战争、罪恶势力及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之外，跨边界的全球性威胁已经使得美国不得不重新定位其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同时，由于之前美国对外战略的失误导致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下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略成为下一届政府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对于第一个问题，该报告将美国的传统实力及新形势下的新的能力发展及整体能力发展方向进行归纳，把美国的实力归纳为“硬实力”(hard power)及“软实力”(soft power)两方面。就国家层面来讲，“硬实力”指的是在实现本国利益过程中对其他利益相关国家的影响能力，即传统的“胡萝卜+大棒”的组合力，主要表现为传统的人口、疆域、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及社会稳定性等因素，在信息时代，还包括了技术进步等。所谓的“软实力”实质是一种无需强制手段的吸引力，不仅包括文化影响力，还包括政治价值观及理念、经济及教育制度、美国式的人际交往模式及美国对国际社会所履行的道义等。 第二个问题，即“巧实力”的问题。研究报告认为“巧实力”是“硬实力”及“软实力”两者巧妙组合形成的合力，这种技巧性上升到国家层面即战略整合。“巧实力”的关键不在实力，而在于方式，具体来讲就是基于美国有形的硬实力的投入，同时注重通过联盟、合作及参与各层次的国际组织等方式推广其影响力，为其全球行动的开展创建顺乎民意的合法氛围。事实上，“巧实力”战略方式的要素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基本上都存在，但问题在于其缺乏连续的实施机制和制度平台，体现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一度过度依赖于效果更加直接可见的“硬实力”，过度倾向于对于发展“软实力”的工具手段比如外交工具及对外援助等的短期行为的投入，另外美国的外交政策形成机制的分散及决策上的断层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在外交决策中的软硬实力的综合运用。 研究报告认为“巧实力”战略要考虑到的两个基本原则。首先，对硬实力的边际投入导致的对于国家安全的边际产出并非递增的，因而需要衡量好整体战略投入的方向，以期获得整体的最大产出。其次，策略导向要有战略对手的进攻性防御转变为利用“软实力”吸引战略伙伴的结盟性合作。报告提出，美国在进一步增强“硬实力”建设的同时，应将国家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软实力”通过更多的国际合作、国际参与辐射出去，从而形成美国可以利用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利益的“巧实力”，这应该是美国新一届政府的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 (3)2009年的希拉里提名演说。该演说标志着“巧实力”战略已由战略研究层面逐步开始进入政府政策的实践中。每一届政府政策的出台都会有其特定的背景舞台，希拉里在其讲话中首先描述了美国及世界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及恐怖主义极端分子的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气候变化及传染性疾病的大范围内的流行所带来的危险；金融危机对于全球民生的席卷性侵袭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希拉里归结的美国的目标是保护并提高美国的安全、利益及价值。其实这是美国的一贯目标，只是在希拉里讲话中将其巧妙地进行了包装。在具体阐述时候，她讲到美国的安全包括美国人民、国家及其盟友的安全；美国的利益包括国内外的经济增长及繁荣；美国的价值其实就是指美国的全球性领导地位，是可以带给全球人类福音的一股积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的这句话才是更为重要的：这种全球的进步和繁荣将会利于美国国家自身。单从这段目标描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巧实力”战略已经融入了美国政府政策的推行中。 总结之前的20年，即美国国际影响力下滑的20年，希拉里认为应该汲取的教训是要在与各种威胁进行武力抗争的同时，把握住那些相互依赖关系中可以把握的机遇。换句话来解读，就是要在利用“硬实力”以强势方式实现国家目标的同时，要通过利用结盟、合作等关系网将“软实力”的效用最大程度发挥出来以实现更大的国家价值。她进一步明确了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导向必须建立在“合乎原则且又灵活实用的综合性基础上，而不是一味推行其强硬的观念性目标；要立足事实并且有据可依，要摒弃情绪或者偏见；要在新的国际局势里更加注重利用国际性的相互依赖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实力及领导全世界的能力”。这是希拉里对于“巧实力”战略的实施原则的阐述，关于具体实施方式她将其表述为“要最大可能的利用能力范围内的工具性手段――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制、文化――针对不同的形势需要，选择最为合宜的工具或者将不同工具手段综合使用”以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希拉里非常肯定地将外交定位为美国一切对外政策的先锋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研究美国当前经济、贸易战略的时候要首先明晰美国外交战略导向的原因。 “巧实力”外交战略对于美国当前政府的要求即是尽可能挖掘并扩大其国际范围内的可以合作的伙伴，希拉里将这一要求的实施重点锁定在北约及亚洲地区，在亚太区域内其外交开展的第一块踏脚石又明确为其传统盟友――日本，从美国政府首脑近来的外交事务活动也可以印证这一点；美国在亚洲区域内的第二层伙伴圈确定为韩国、澳大利亚、其他部分东盟成员及印度。在积极开拓国际伙伴的进程中，美国越来越重视寻找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共同”之处作为合作的根基。希拉里总结到美国的成功不应该仅仅是实力上的获胜，而是将其国家理念价值塑造成在全球范围具有无形吸引力的磁极，最大程度吸引那些具有“共同”性的伙伴站到美国的外交伙伴圈内，在实现所谓共同利益的同时，强化美国的全球核心地位，最终实现其有限投入最大化国家利益实现。 美国“巧实力”战略的特点 通过对“巧实力”战略发展中三份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外交学术研究到战略研究到战略实施层面――的文件的解读，美国“巧实力”战略的特点逐渐清晰。 第一，关于“巧实力”战略的三种目标层次解读――“巧实力”战略的最初层次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中级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最终目标是实现美国价值，即塑造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其坚实的全球领导力地位。希拉里在其讲话中明确希望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通过“巧实力”外交战略扩大美国国家安全、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传播美国国家价值观最终实现更新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地位的目的。并且她认为美国全球领导的实现是美国一直期待的目标，也是众望所归的目标。暂且不管美国的全球领袖形象是不是如它想象那样被其他国际成员所期待，但的确是美国所有对外政策自始至终打造的终极目标，这点是我们在关注美国的对外战略，包括经济、贸易战略尤其是要研究的TPP战略时候要首先明确的，是我们深入理解研究美国TPP战略的前提。 第二，通过对“巧实力”战略的分析，发现其综合性特点非常清晰：首先是工具手段的综合性，希拉里在解释“巧实力”时指出，美国所使用的“巧实力”是对其能力范围内所有工具手段的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制、文化的工具――在不同形势中可以选择最为合适的一种或者将多种工具综合运用。这就提示我们在认识美国对外战略的“巧实力性”时，弄清楚其战略凭借手段――即奈所谓的“硬实力”及“软实力”――的综合使用非常有必要。同样美国TPP战略实施中，如何综合使用各种对外战略手段是我们必须关注并值得去做研究的环节。其次，“巧实力”战略的综合性还体现在其战略覆盖领域的综合性。“巧实力”战略实施的国际背景相对复杂――持续的战争威胁，罪恶势力及恐怖主义分子的侵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广泛使用，气候变化及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以及全球金融不稳定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扰动――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复杂化，“巧实力”战略覆盖领域也会随形势发展更加广泛地扩展开来(这就需要我们去理解希拉里讲话中的“针对每种形势”的深义所在)，覆盖领域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同内容之间会有所交叉，因此我们在研究美国某个领域的对外战略时一定要避免视角的孤立性，考虑到其交叉性和复杂性。 第三，“巧实力”战略的灵魂在于最大限度地寻找可以“求同存异”的盟友，这种精神实质体现在希拉里在分析与不同的潜在结盟伙伴关系时强调要尽可能地寻找可能的共同点作为合作的基础。需要关注的是所谓的“同”与“异”反映出美国对待不同盟友的“博弈式”的合作态度。希拉里的公开演讲中“共同”这个词出现了多次，分别是“共同的经济、安全、环境目标”、“共同的政治、经济、战略利益”、“共同的基础”、“共同的目的”、“共同的人道主义基础”、“共同的安全”(使用的是“eommon”)，“共享的繁荣”、“共面的危险”、“共同的历史及文化遗赠”、“共享的技术资源”(使用的是“shared”)。我们发现美国政府是在以非常积极地态度尽可能地挖掘其与其他国际成员的合作基础，并强调共同合作基础之上的国际责任、义务的分担。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希拉里借用中国一贯的“求同存异”的外交包容态度――在允许差异的情况下在部分问题上深化和加强合作。对待不同盟友，美国所抱持的合作态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在研究美国的对外战略合作时，揣度美国“巧实力”战略对不同盟友的差异性运用非常有必要。 第四，美国“巧实力”战略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体现为“迂回性”。通过解读战略研究报告及政府官员的公开演讲，我们发现美国越来越注重其实力组合中“软实力”的运用，更加致力于塑造其在国际社会中对于其他成员的无形吸引力。打造这种吸引力的方式就是通过积极参与到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等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活动中，通过“人道”、“民主”、“自由”、“和平”等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作为美国国家价值观念的代表符号，吸引不同性质的经济、政治力量，从而间接地实现其在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强化其国际影响力，转而用这种影响力更好地服务于本国利益实现，在尽可能缩小“硬实力”投入成本的同时，获取“软实力”投入所带来的最大效益，体现出其追逐本国利益最大化目标过程中方式的迂回性。 “巧实力”战略背景下美国TPP战略的特点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亚洲之行中高调提出美国的TPP战略，这一战略全称为“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很明显，我们将TPP战略置于美国对外“巧实力”战略的整体框架下研究其战略特点时，除了关注其与“巧实力”战略的一致特点之外，还应对其独有的特点进行把握。可以说TPP战略是美国“巧实力”战略在特定背景下在亚太地区内在经济领域里的具体实践。 首先，TPP战略是以改善贸易合作为直接目标，然而深层次的目标依旧归依到“巧实力”战略的目标轨迹上去。①直接的贸易目标：2009年12月14日，美贸易代表柯克宣称美国将参与亚太地区贸易协定的谈判，即TPP战略合作谈判，构建高标准、宽范围的地区性协定，打造未来美国贸易的基准模板，TPP协议本质上是一个更新的改良的FTA协定――更新并完善了现存贸易协议条款，同时在“环境保护、透明度、工人的权利保障及发展”等领域增加新的责任条款。其最直接的目的是作为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对外平台之一通过创造跨太平洋的高度自由化的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从而增加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增加美国的国内就业。②延展回归到“巧实力”战略的国家安全及全球影响力目标：美国认为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ASEAN)开始正式对话以来，中国在试图推行亚洲地区主义，日本、韩国效法中国，形成了当前东盟分别对中国、日本、韩国的“10+1”协定，美国认为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与东盟10国的“10+3”协定将发展成亚洲主要的贸易合作联盟，这一系列亚洲国家的合作将使得主要亚洲国家将贸易合作的重心从之前的WTO及APEC论坛中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内的结盟，美国认为这种发展趋势有可能使得未来亚太区域合作中会出现“太平洋界限”，这样美国在亚太地区内的经济及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将被逐渐弱化甚至被排斥。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亚洲国家又期望美国继续参与亚太事务，通过美国参与以制衡中国在亚洲地区内的鳌头独占。基于这些主客观条件美国就有强烈的意愿也有客观的可能在亚太地区内开展外交结盟，维护其在亚洲地区的国家安全及利益的实现，进一步维护其全球影响力。 其次，TPP协定作为美国“巧实力”战略的组成部分，同样具有战略综合性、合作对象差异化博弈以及实现方式迂回性的特点。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负责人费雷德・伯格斯藤简要分析了TPP贸易协定的三方面功能：首先，TPP协定是作为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最初步的行动，最基本的功能即是为美国开拓更广阔的出口市场；其次，这是美国针对亚洲贸易集团逐渐成熟所做出的重要反馈，主要是为了避免亚太地区的“太平洋界限”的出现，降低美国被亚洲国家集团在经济及外交政策领域内受到歧视的风险；最后，他认为由于TPP协定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定，因为对于亚太地区贸易甚至全球贸易及经济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TPP协定的功能定位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不仅涉及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经济发展，同时非常关注其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治地位及由此辐射出去的全球影响。 在TPP战略实施中，存在一个有趣的博弈局势，即当前亚洲地区国家之间的亚洲路径的协定缔结(“10+l”，“10+3”，“10+6”等)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美国开始积极推进其TPP路径，积极寻找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在这种局势下，存在着两种博弈矩阵：一方面一些亚洲国家面临着是否加入TPP战略的博弈；另一方面对美国而言面临着对一些亚洲国家是否争取其加入TPP的战略博弈。这种博弈研究意义深刻但难度较大，本文不做深入探讨，此仅希望明确的是美国在寻求其潜在TPP战略合作伙伴时依旧是在寻找可能的合作基础的前提下采取差别对待的态度，这些我们可以从TPP阵营发展规划及美国2011年贸易政策报告中清晰看出。 在美国官方讲话及学术研究中，清晰地明确了TPP战略的最终目标依旧是推动FTAAP的实现。在亚太地区内俯瞰当前通往FTAAP的路径大致有三条：一条是通过APEC的茂物目标的推动来实现亚太地区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长期目标，但由于APEC自身运行机制及APEC成员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茂物目标的推进一度停滞进展缓慢；另一条是亚太地区内诸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主要以东盟为中心的“10+1”、“10+3”及日本所倡议的“10+6”自由贸易协定，由于“意大利面碗”效应的存在这条路径的前景不容乐观。同时这种较为集中于亚洲区域的协定缔结威胁到美国在亚洲地区的话语权，因而美国极力推进第三条路径，即TPP战略，希望可以藉此跨越APEC体制的局限同时保持美国的核心话语权地位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构想。同时一些亚洲小国基于对中国在亚洲地区内的崛起的担忧，也极力支持美国参与亚洲地区事务利用TPP对中国形成“对冲战略”。我们在研究美国TPP战略的时候一定要高屋建瓴地理解这一战略的实现路径的迂回性。 第三，TPP协定是奥巴马上台后“巧实力”战略在亚太地区内的亮相，结合其提出背景及直接目标，TPP战略独有特点分析可沿着三条线索时期性、区域性、领域性展开。 TPP战略的时期性有四个明显的维度标志：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一届政府执政之初，日本APEC峰会期间，美国APEC会议前期。这四个维度标志提示我们关注美国TPP战略提出的充分及必要的条件。①金融危机：从美国经济失衡状况角度来看，短期影响是美国政府在降低税收的同时大幅增加支出以缓解危机的影响，从而使得美国国内赤字状况进一步加剧；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认为金融危机将对美国存在持续性的影响，迫使美国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进行经济调整，控制国内需求的增长速度使其尽可能慢于美国国民产出的增长，通过扩大对外贸易输出来缓解其经常账户的赤字状况。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损坏了美国金融行业及美国国家整体的声誉，越来越多的国外及国内投资者开始质疑美元及美国金融市场的安全性，而金融安全及美国经济地位的恶化直接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及其全球影响力。②关于新一届政府执政之初作为贸易领域的最初步行动出台，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对外“巧实力”战略的逐步实践。③借用APEC平台的原因：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美国在APEC中的威信逐渐下滑，TPP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内重新提升其地位所开辟的新的阵营，然而从美国官方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并没有舍弃APEC平台的倾向，相反在推行其TPP战略过程非常强调其对APEC事务的积极参与，究其原因，首先TPP战略是以贸易协定形式出台的，对于亚太地区的外交及安全问题的涉及只能是间接或者逐步的进行，而APEC的新议题多年的发展依旧是美国参与亚太地区内外交、安全、政治等话语权的发言平台，所以在TPP战略未成熟的初期发展阶段，美国不会放弃借用APEC的平台来推进TPP的谈判；另外，由于TPP战略的谈判领域涉及到其国内利益集团复杂的利益分歧，所以进展前景并不明确，美国在推行TPP战略时的态度还是较为慎嗔的，这也决定了它对于APEC的依赖暂时不会有所减弱。 关于TPP战略的区域性。除了要明确亚太地区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之外，本文关于这一特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TPP战略的区域载体上，即美国为什么选择P4作为其TPP战略的孵化器――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的P4协定具有地理区域意义的“跨太平洋”的特点，四国均属于APEC成员，其贸易协定具有相对成熟的框架性指导，并且这四个国家都属于开放小国经济体，在意愿上欢迎美国中国的“对冲战略”，支持美国对于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这些条件使得美国在构建其亚太战略载体时在减少战略成本的同时借力量对比优势获得阵营中绝对核心的领导地位。 至于TPP战略的领域性。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除了对现存贸易协定条款的更新完善之外，TPP战略谈判所将涉及到的新的条款对于美国未来高质量贸易协定模板的意义。 (责任编辑：张业亮)